“以‘公使錢’為例，化暗為明，立定制以約束，不失為一條破局之徑。”
歐陽修沉吟良久，才緩緩開口。
“然此策牽一發而動全身，‘系省錢物’之內明立條目，這等于是在已然繃緊的地方支用上又劃出一塊，很難講是否會有其他變故因此而生。”
大宋財政里的收入項目或名目之專款、稅目等，被統稱為“窠名”，里面分為系省錢物、不系省錢物、封樁錢物、不封樁錢物和無額上供錢物等等類型.
而“系省錢物”這個術語是中唐誕生的，當時藩鎮節度使會獨立節流賦稅不上繳唐廷，唐憲宗借著一度壓服藩鎮的有利形勢才規定了“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財政收入上實行三級定額劃分。
所謂上供是唐廷中樞的預算收入，由州郡提供上解；送使是諸道節度觀察使的預算收入，亦由州郡提供解發；留州是州郡的預算收入。
而當時的軍費不像宋代那樣實行專款制度，如把末鹽錢等收入專門用于軍費開支之類，因此當時的軍費都統一由度支錢開支，于是便出現了“系省”這個專門用語，到了宋代則演變成了復雜的財政預算項目里的一種，專指地方自留費用。
而之所以出現從唐代“三級預算制度”到宋代“天下支用悉出三司”的情況，自然是因為宋太祖定立的制度。
宋太祖一開始是設立轉運使爭奪地方財權，廢除了“送使”這一環節，然后又加緊了對留州錢物的控制，下詔“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系省，毋得妄有支費”，屬于是一點都不留給地方，而到了真宗以后，盡管隨著財政松綁地方逐步獲得了一些財權，但始終也難以擺脫三司高度集權的財政管理體制。
所以，從“系省錢物”里面單獨劃出一部分作為胥吏開支，雖然方法簡單易行，但從財政角度來講，其實是有一定引發連鎖反應的風險的。
“接著說。”王安石催促道。
“其二，胥吏‘有破家之能’，皆因其掌文書之流轉、握征斂之實權，而監督缺位.故而凡征繳賦稅、丈量田畝、編造冊籍等要害環節，應由官員復核簽押方為有效，同時各路不定期遣人分組進行巡查，若有缺漏，則官吏同責，如此方能限制胥吏擅作主張、私相授受，使其雖有‘能’，卻不敢擅用。”
嗯，就是巡視組了……
“其三，胥吏世襲盤踞，視衙門為私產，根源在于其永無晉身之階，世代沉淪于‘吏’籍，與‘官’有天淵之別，故其子孫亦只能承其業，行其道，積弊遂成痼疾。”
陸北顧環視眾人，說道：“在下斗膽一言，若想破此千年沉疴，當效仿前唐‘流外入流’之遺意，若能在州縣衙署中擇其通曉律令、熟稔庶務、久任無過且考績優異者，許其參加以考實務為主的特定制科通過后可授官職，縱是不入流之位，亦是登天之路！此門一開，猶如暗室啟牖，使其知勤勉有報、未來可期，如此，方能真正激勵其向上之心，約束其向下之惡，為吏治注入活水之源。”
所謂“流外入流”，指的是唐代官員入仕的三種途徑之一，另外兩種是科舉和門蔭。
其是指在中樞或地方各衙門任職的胥吏原本屬于流外之職，也就是未被編入正式官職編制，但這些人任滿一定年限之后，經過考試合格可以到吏部參加銓選，授予執事官或散官，進入“流內”，也就是正式官職編制內。
“由吏入官？！這豈非混淆流品，淆亂綱常？！”
程頤滿臉的不認同，直接不滿地開口道。
在他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觀念里，“君子”與“小人”、“官”與“吏”的界限如同天塹，是維系社會倫理的根本。
讓胥吏這等“操持賤役”之人躋身士大夫行列，簡直是顛覆秩序，褻瀆圣道！
梅堯臣也是面色微變，顯然這個提議觸及了士大夫階層最敏感、最根本的利益。
有些事情，唐代可以做，但宋代不能。
因為唐代的統治階層是門閥，是由血緣決定仕途的門閥可不在乎給胥吏開個口子，在他們看來那些非門閥世家出身的官員，跟胥吏其實也沒什么區別。
但宋代的統治階層是士大夫，士大夫是普通人通過讀書考科舉這種“千軍萬馬闖獨木橋”的艱苦方式才實現階層躍升的，所以絕不會允許其他階層來擠占他們的生存空間，哪怕只是最末端的職位也不行。
這時候，張載的目光從窗外星空收回，落在陸北顧身上。
張載是有過一定地方治理經驗的人，他很清楚，陸北顧指出的“吏治”沉疴，確實是橫亙在儒家崇高的治國理想與蠅營狗茍的現實困境之間最堅固的壁壘。
重新使用唐代的“流外入流”之策，無疑是試圖鑿開這壁壘的一道縫隙！
可行嗎？代價幾何？
張載對此心中并無答案，但陸北顧這份直面核心問題的勇氣，卻讓他心潮澎湃，忍不住想要擊節贊嘆，卻又被眼前的凝重氣氛所阻。
通過這兩次青松社聚會，張載雖然明面上沒說什么，但他對于陸北顧的理念，不管是哲學上，還是政治上，都產生了深深的共鳴。
曾鞏則是抿緊了嘴唇，他既為陸北顧的見識感到驚嘆，又為始終沒說話的好友王安石捏了一把冷汗。
在場的人里，除了陸北顧，唯有曾鞏知道王安石并非無意仕途，而是胸藏丘壑、銳意革新，只不過不曾在人前顯露罷了。
而曾鞏更清楚，王安石之所以如此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王安石真的打算以開封府為試點，進行相應改革！
那么，有什么改革，比吏治改革更適合王安石現在“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的差遣呢？
要知道，開封府的所有縣、鎮的胥吏，可都在王安石手底下管著呢！
而說白了，陸北顧不過是在聚會上議論國事時出個主意，在現在大宋寬松的風氣下，這根本就不叫個事，但王安石若是按這個思路來在他的職權范圍內進行改革，可是真的要承擔風險的。
若是一個弄不好，這足以讓王安石瞬間成為眾矢之的！
曾鞏緊張地看著王安石僵立的身影，手心里全是汗。
王安石卻一直都沒有說話。
對于他來講，陸北顧的話，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他腦海中無數被現實束縛的構想，而“無祿養之資，有破家之能”這十個字更是反復錘擊著他的心神。
“若是不解決這個根本，再好的法度，也只會淪為胥吏敲骨吸髓的工具.”王安石心頭想道。
在鄞縣、在舒州、在常州，他親眼見過多少胥吏之害？又親身經歷過多少被胥吏蒙蔽的事情？
類同“公使錢”的思路是化暗為明，將地方衙門里那筆心照不宣的“胥吏所費”，如同“公使錢”一般從“系省錢物”中劃撥定額，立定制，如此釜底抽薪，斷了胥吏不得不貪的借口；再輔以官員復核、巡查同責，鉗制其擅權之能，這思路雖非盡善盡美，卻是在當下財政框架內，最具可行性的破局之點！
但最后那條“胥吏入流”，即便膽大如王安石，暫時也不敢去想。
此時，王安石腦中飛速運轉，已經開始推演在開封府界推行前兩項吏治改革的細節，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