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能解決問題嗎？
肯定解決不了啊！
在封建社會，受限于小農經濟低下的生產力，注定了會在“官”和“民”之間，存在著“吏”這個中間階層，這是經濟基礎決定的。
正如陸北顧一路走來所見所聞，商品經濟雖然在大宋有所發展，但那也只是體現于交通樞紐城鎮和主要城池之中，在最廣大的鄉村，百姓依舊過著自給自足的男耕女織生活。
而因為沒有足夠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與交通方式，也沒有高效快捷的信息溝通渠道，所以，官員想要管理轄區，在城鎮里必須依靠“吏”，在鄉村里也必須依靠“吏”去溝通當地的“宗族”。
只有這樣，每年應該繳的稅才能征收上來，應該服的徭役工程才能有人去干。
如果沒有數量龐大且廣泛分布于各縣的“吏”在中間起到這種溝通作用，那么整個帝國的治理體系都會趨于癱瘓，人力、物力資源也根本無法得到有效調用。
所以，殺人不但不能讓“吏”的貪墨現象有所收斂，反而會因為階層人數的減少，導致其中個體權力的擴大。
而個體的權力越擴大，其貪墨條件就越不受限，這一點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能不能通過以建立監察制度為主要手段，來限制或約束“吏”的貪墨呢？
很遺憾，也不能。
因為“監察”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而只要是權力，就會存在被用于牟利的可能性，而且監察制度會隨著建立時間的增加而被不斷同化，是無法保證監察人員始終都能夠負責任地行使職權的。
如果走這條道路，就會陷入東廠監督錦衣衛，西廠監督東廠這種套娃永無休止的怪圈。
所以，只能作為輔助手段。
那提高待遇呢？
“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待遇，注定不如士大夫，這是大宋的現實情況決定的說白了，大宋就沒那么多錢。
現在三冗已經快要把財政壓垮了，若是打算單純地通過提高“吏”的待遇來解決問題，再搞出個四冗來，那大宋距離財政崩潰就不遠了。
更何況，有句古話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
提高待遇唯一發揮的作用，就是在“提高”的那一瞬間。
再往后，這些待遇，就會被視作理所應得。
這從歷史上也可以找到比較典型的兩個案例，那就是明代和清代的官員收入情況.明代官員正式收入極低，靠俸祿養家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風，所以以清廉著稱的海瑞，為母親祝壽也只能買兩斤肉，而清代官員則有高達俸祿百倍之巨的養廉銀，正式收入極高，根本不愁錢花。
可結果呢？
結果是，不管是極低收入還是極高收入，官員照樣都會貪墨無度。
所以，也不能采取提高“吏”的收入這種辦法。
總而言之，以上這三種辦法，陸北顧在現代跟姜星火在江大的辦公室里討論的時候，就已經都想到過了。
在明代，如果掌握了最高權力，還可以靠工業革命與皇權下鄉這兩種手段來瓦解“吏”在基層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但在如今的宋代，既不具備發展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皇權也存在先天孱弱的缺陷，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其實就更少了。
王安石灼灼的目光如同實質，緊緊鎖在陸北顧臉上，等待著他的回答。
“王公。”
沉吟了片刻之后，陸北顧的聲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打破了暖閣里的沉寂。
“重典嚴刑，可懲一時之惡，卻難斷萬世之根，而血流成河，非仁政所取，亦非長治久安之策。”
陸北顧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座眾人，最后落回王安石身上：“在下以為，欲解‘無祿養之資，有破家之能’之困厄，非一劑猛藥可愈，當三管齊下，方可稍緩。”
“其一，胥吏非天生惡徒，其剝民自肥，根由在無恒產、無恒心，故可酌定出一個胥吏開支范圍，需使其足以養家糊口，免其凍餒之憂。此乃釜底抽薪，斷其貪墨之‘不得不為’。”
王安石眉頭緊鎖，顯然在快速思量此策的可行性。
“國用日蹙，百官俸祿尚需裁減，何以養此萬千胥吏？且此輩多為本地世襲，家資未必匱乏。”
“王公明鑒。”陸北顧不慌不忙，“在下所言，并非是給每個胥吏發放固定俸祿，而是各州縣所需胥吏開支的范圍本來就有大概數字，便可如‘公使錢’一般形成定制，專用于胥吏支給.此錢來源，或自地方‘系省’錢物中劃撥定額，或由轉運使司核定，使其名正言順，而非巧立名目，暗中攤派。”
聽了這句話，王安石若有所思了起來。
自從在慶歷二年中了進士之后，他在州縣摸爬滾打了整整二十年，地方衙門到底是怎么運作的，他再清楚不過了。
所以，王安石很快就意識到，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操作，且具有可行性的。
而這個想法，正是陸北顧經過岳州時，受到岳州軍事判官王陶用“公使錢”請他們吃飯并贈送禮物所啟發的。
——大宋的胥吏制度，為什么不學學“公使錢”制度呢？
既然“公使錢”這種地方自用里支出的招待費制度也是因習慣而形成的，并且在形成制度之后受到了相當的約束，那么胥吏所費同樣是地方自用支出里的人員費用，同樣已經形成了習慣，也可以制定成正式制度啊！
還是那句話，有制度，總比沒有制度好吧。
因為大宋的地方州縣衙門，本來就有雇傭胥吏這筆支出，只不過因為擺不到臺面上，所以始終在用其他費用的名目來報賬。
與其這么上下心照不宣地糊弄著過日子，還不如形成定制，將胥吏所費，如“公使錢”一般根據州縣衙門實際所需，制定出大概的數字，這樣也好進行核查雖然核查通常就是走個形式吧，但還是有那么點賬面上的威懾力的。
陸北顧見王安石明白了過來，繼續說道。
“而州縣衙門往往冗員充斥，人浮于事，十吏之中，恐有五六為冗，只要能把數字卡住，便可自然而然地起到‘汰其冗、留其精’的效果至于裁汰誰，那是州縣衙門內部之事，如此一來所費總額可少，而留存者卻得享足夠錢帛，其心可安，其行便可束。”
形成定制之后，就相當于把原本的潛規則變成明規則了。
這樣地方州縣如何給胥吏具體地分配這筆錢，以及為了維持基本的行政職能是否要裁汰冗員，那就是地方自己的事情了。
如此一來，就成功的將中樞和地方的矛盾，轉化成了地方內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