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陸北顧來講，他之所以要幫助張載完善“氣本論”，是因為在陸北顧看來這套理論，完全可以演變成更有助于促進近代科學產生的思想。
因為近代科學，是繞不開對于宇宙本體的認識的。
而“氣本論”，只要稍加引導，即可很容易地產生“去研究構成宇宙的‘氣’里面到底有什么”的問題。
但程顥的提問性質就不一樣了。
這涉及到了中國古代哲學里另一個重要領域，也就是“心性論”。
“心性感應，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自然生發，此乃仁心之端倪。此‘心’感于‘物’，即孺子之危境，此‘感’豈非也是一種‘矛盾’之交感？”
“然此交感所生，非殺伐爭奪，乃惻隱之仁！此‘仁’之生發，是矛盾交感之自然結果乎？抑或是超越于矛盾之上、調和矛盾之根本力量？”
“若矛盾為根本動力，則‘仁’之地位如何安立？‘渾然與物同體’之感，是矛盾調和之極致，還是超越矛盾之境界？”
程顥的詰問非常刁鉆。
他直指“矛盾論”與儒家核心價值“仁”的關系，以及心性感通的超越性問題。
換言之，程顥非常擔心擔心過度強調“矛盾”的斗爭性，會消解“仁”的絕對性與超越性。
對于現代人來講，聽到這個問題，可能會覺得一頭霧水.什么“仁”不“仁”的，這玩意又不能當飯吃，似乎在生活中也沒有發揮什么重要影響，所以沒有太大的價值。
對于現代人來講當然如此，因為現代社會，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科技作為物質基礎以及原子化的公民作為必要前提下，是可以靠法律來約束人的行為的，現代社會能夠保證法律具有強制執行的效果，犯罪成本極高。
但古代并非如此。
古代想要單純地靠法律來長期維持社會穩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就沒有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條件，所以任何王朝都做不到。
而古代維持社會穩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套能夠形成天下共識的道德觀念體系。
這套道德觀念體系不僅百姓要認，士人也要認，這就需要在符合現實情況的前提下具有完備的哲學邏輯與正義性，否則是無法讓人信服的。
而從孔孟以來，“仁”始終是中國古代哲學體系里最重要的幾塊道德基石之一。
所以任何哲學上的理論突破，都不能以動搖這些道德基石為前提，否則的話，整個社會都會出現人心惶惶、動蕩不安的情況。
陸北顧思考片刻后，說道：“伯淳兄憂‘矛盾’或遮蔽‘仁心’，此乃護持根本之赤誠。但我以為，若論‘仁心’，無法離開‘天地之仁’。”
“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大仁。此‘仁’之流行，正在于陰陽矛盾之‘和’而非‘斗’，春生夏長，乃陰陽調和，生機勃發；秋收冬藏，乃陰陽轉化，涵養生機。此即天地之仁，人得天地之中氣，故能體認此‘仁’。‘惻隱之心’正是人心感于外物，其內在仁性與不忍之情此矛盾交感而自然生發之結果。”
“此交感所生之仁心，非否定矛盾存在，而是以仁心去認識矛盾、調和矛盾、引導矛盾向生生不息之‘和’轉化。故‘渾然與物同體’之境界，才是洞察萬物矛盾后，以仁心貫通所達至的境界。”
陸北顧沒有真正去回答程顥的問題，只是用一個更大的命題，也就是“作為大仁的天地生物之心”，來包含了“作為小仁的個人之心”這個小命題。
通過告訴程顥，天地規律本身就存在著矛盾，來回避掉了“過度強調矛盾的斗爭性，是否會消解‘仁’的絕對性與超越性”的問題。
之所以陸北顧選擇回避，是因為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這個問題，注定不會再成為問題。
任何哲學思維與哲學定義的產生，都是有其歷史背景與物質基礎的，“仁”也同樣如此，而當歷史進程不斷向前，其物質基礎不復存在，那么自然對現實的影響也就會極大地減弱了。
程顥畢竟年輕，思辨能力和思維邏輯還都遠不上張載，所以一時半會兒，并沒有從彎彎里繞出來。
他旁邊的程頤卻一直在凝神靜聽，此刻方才開口：“愚以為，此論若推及人倫禮法、歷史興替，則有根本之難。”
程頤言辭，直指核心：“《易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即天理也！天理恒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日月運行，寒暑交替，自有其不易之序，此乃天理之彰顯。言矛盾交感推動變化，此變化之‘跡’，愚不否認。然驅動此變化、規定此變化軌跡與極限者，豈非恒常之‘天理’？若只言矛盾之變，不言天理之常，則變化無根，流于詭辯，近乎告子‘生之謂性’、‘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之論矣！”
“更者，圣人制禮作樂，非憑空臆造，乃因循天理，洞察人倫自然之‘分’與‘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倫之分位，乃天理之節文，萬世不易之綱常。”
“若依‘矛盾’之說，強調矛盾之轉化、主次之變遷，則是否意味著此綱常倫序亦可隨‘主要矛盾’之轉移而更易？譬如，若‘民疲國弱’為當下主要矛盾，是否便可動搖君臣父子之根本大義以求速效？此豈非商鞅、韓非之術，舍本逐末，禍亂綱紀？”
程頤擔憂的是“矛盾論”特別是“主要矛盾”的轉化思想，會動搖儒家賴以立基的綱常倫理，將其降格為可以權衡變通的手段，甚至滑向法家功利主義的深淵。
陸北顧沒有直接去解釋，理學現在還不夠成熟，如果硬要解釋，那么很容易就把心學給提前引導出來了.但心學是極端不可控的儒學分支流派，很容易就發展成類似“狂禪”的形態。
在陸北顧看來，心學過于激進，理學過于保守，其實都不是最好的學問。
真正能夠對華夏發展起到幫助作用的，應該是能夠促進近代科學產生的，由宇宙觀和物質觀相結合的改良“氣學”，以及真正讓大量有知識的士人走向經世致用道路的“事功之學”。
陸北顧沉思片刻，先回應了程頤關于天理恒常與矛盾轉化的問題。
“正叔兄捍衛天理綱常之恒常性，乃正本清源之舉。然我以為‘天理’之恒常，非僵死之教條，乃宇宙人生根本法則之永恒性。此法則，正在于規定矛盾如何運動、如何轉化、如何達至和諧。”
“日月運行，寒暑交替，其‘序’不變，此乃天理。然此‘序’之實現，正是陰陽矛盾依循特定規律不斷轉化之結果！三綱五常，人倫大義，其‘理’不變，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之‘理’，此亦天理。然此‘理’之踐行，必在具體情境中調和具體矛盾，如父嚴母慈之異，君威臣諫之別。”
“所以‘主要矛盾’之辨，非為動搖綱常根本，正是為了在紛繁世象中，更精準地把握踐行天理之關鍵所在！譬如醫者，明臟腑表里、寒熱虛實之‘理’，此謂天理恒常，更需辨清當下病證之主要矛盾，是寒是熱？在表在里？方能對癥下藥，調和陰陽，踐行天理。”
陸北顧其實非常不愿意在忠孝仁義、綱常倫理這些概念里面打轉，所以他應對程頤的詰難，與應對程顥是一樣的，都是用辯證的眼光，把一個具體的問題上升到包含它的更大概念里。
眉頭緊鎖的曾鞏聽罷，卻是憂心忡忡地問道：“然儒學之根本，在于修齊治平，在于經世致用！且不論佛老沖擊，士林清談玄虛之風日盛已令人憂心。觀今大宋，積弊叢生，冗官、冗兵、冗費如三山，民力凋敝，國庫空虛，外有強鄰環伺。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范公慶歷新政，本欲革除積弊，奈何阻力重重，終致夭折。其敗，豈非在于未能妥善調和新舊之矛盾、未能把握根本之關鍵？”
他直視陸北顧，問出最尖銳的現實問題。
“賢弟言‘主要矛盾’、‘調和轉化’，然則，依賢弟之見，當今大宋之積弊，其根本癥結何在？何為‘主要矛盾’？是冗官之弊？是土地兼并之害？是北虜西賊之患？亦或是士風人心之浮華？”
“此諸多矛盾，孰主孰次？孰急孰緩？調和轉化之道，是如商鞅般峻法嚴刑、強行變革？還是如孟子所言，行仁政、薄賦斂、深耕易耨，徐徐圖之？”
“王霸之辨，在此矛盾叢生之際，究竟何者為先？何者為本？賢弟之‘矛盾’玄思，于此國計民生之實政，究竟有何裨益？”
曾鞏的質問代表了務實派儒者的終極關切將“矛盾論”直接置于北宋最迫切的現實政治難題.再高深玄妙的哲學理論，若不能解決現實困境、指明治國路徑，其價值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