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身體微微前傾，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子厚，此言何解？莫非對老夫欲黜落‘太學體’另有看法？”
他以為這位來自陜西的中年學者，是要反駁他改革文風的主張。
在青松社眾人里面，之所以張載能表現得如此特立獨行，并非因為他三十八歲的年齡，而是因為張載過去的履歷。
慶歷年間，身在陜西的張載就曾向當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范仲淹親自召見了張載，并讓其擔任幕僚。
有著范仲淹的薦舉，張載早就可以入仕了，但他非但沒有選擇入仕，反而回到了家里繼續讀書。
張載在家讀的書，跟絕大多數讀書人讀得也不太一樣.他不研究用于科舉的儒家學問，而是先研究了十年釋、道之學，再轉回來研究儒學。
直到他自覺貫通儒釋道三教之學，才開始考科舉，而今年這一考，就中了舉人。
換句話說，做官和中進士，對于張載來說，只是想不想的問題而非能不能的問題，只要他想，那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所以在場的這些青松社社員，無論是年長還是年輕，都不敢小視張載，哪怕是歐陽修也不敢。
“非也，歐陽公欲正文章之道，革除險怪浮華，學生深以為然。”
張載拱手，語氣誠懇，隨即話鋒一轉，指向了更深層的問題：“學生所慮者，乃是我輩士人求學問道之根本路徑！自漢武尊儒，董子倡‘天人感應’，后學之輩，遂將六經奉為圭臬，然千年以降，注疏如海，章句如林，皓首窮經者，幾曾窺見圣賢本心？不過是尋章摘句，為前人作注腳，將活水源頭，生生困死在考據訓詁的泥沼之中！”
張載此刻的感觸，絕非無的放矢。
他年近不惑，歷經世事磨礪，深感漢唐經學注疏的桎梏。
實際上，張載的這種感觸，也并不是他一個人獨有的.這種舍棄經學，向更深的哲學境界探討天地至理的思潮，是從中唐的啖助、趙匡、陸淳首倡“舍傳求經”開始的，他們試圖越過繁瑣的《春秋》三傳直探圣人之意，這股新風經“宋初三先生”胡瑗“明體達用”、孫復力斥傳注、石介倡“道統”的推波助瀾，如今已如地火奔涌，只差最后的積蓄，新思想即可如火山爆發一般噴薄而出！
而張載也正是踏著這些先賢的足跡，以更大的魄力，試圖為儒學劈開一條直指宇宙本源的新路。
他在幾年前結束了對佛、道思想的廣泛涉獵，帶著批判與吸收的復雜體驗重返儒家經典，胸中那股沖破樊籠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熾烈。
張載語氣漸激，仿佛壓抑已久：“試問，孔圣刪定六經，是為了讓后人一輩子在字縫里打轉嗎？《易》言‘生生之謂易’、‘窮神知化’，何等宏大！《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等氣象！可如今呢？士子埋首故紙堆，斤斤計較于一字一句之得失，皓首窮經，卻離那天地運行、萬物化育的根本大道，越來越遠！這與堆砌僻典、語意晦澀的‘太學體’，其弊雖有文質之別，然束縛思想、窒息新見之害，或殊途而同歸！”
松濤閣內一片寂靜，唯有窗外蔡河的流水聲隱隱傳來。
梅堯臣捋著濃密的胡須，曾鞏眉頭緊鎖，程顥、程頤兄弟目光炯炯，唯有晏幾道端起茶盞，臉上帶著事不關己的淡漠。
“天地何其廣闊，萬物之理何其精微！圣賢所傳，其意旨當在探究這宇宙運行之根本大道，體察陰陽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的無窮玄妙！”
“如同韓文公當年倡古文以反駢儷，滌蕩浮華，今日之學，亦需效法先賢勇氣，突破漢唐注疏之藩籬，直探六經本源，更要放眼于這浩渺宇宙，去尋求那貫通天地人倫、亙古不變的‘大道’！”
張載再次望向窗外浩渺的夜空，仿佛那深邃的黑暗里蘊藏著答案。
這正是張載思想的核心萌芽——對“氣”作為宇宙本源的直覺。
在鉆研《周易》時，他已隱約感到，那充塞天地、化生萬物的，并非虛無縹緲的“天意”或佛家的“空”，而是一種至實至動的存在，他稱之為“氣”。
雖然張載“太虛即氣”的系統理論尚未成熟，但這股尋求宇宙終極依據的沖動已澎湃于心。
“此言，振聾發聵！”
程顥霍然站起，開口道：“在下亦有同感！近日讀《禮記·樂記》，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之句，再思《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常覺心有所動，如鯁在喉，卻又難以言明！”
他雙手微抬，像是在捕捉那無形的感悟。
“這‘性’與‘天’，其間必有精微之理貫通！若只執著于字詞考釋，如何能窺見這心性通于天道的奧妙？這‘理’，必是活潑潑地，如春草萌發，如鳶飛戾天，存在于萬物之中，亦存在于吾心之內！”
年輕的程顥正處于思想最富靈感的萌芽期，他與弟弟程頤雖受學于時任國子監博士，那位以《太極圖說》聞名的周敦頤，但此刻他的感悟其實更多的是源于禪宗心性論。
這與此時大宋思想界的儒釋碰撞密不可分這種碰撞，此前陸北顧在四川與寶月大師和祖印禪師交流的時候，就已經明顯感受到了。
完成了以“立文字”為核心的升級的禪宗，在心性論和本體論等哲學領域里，幾乎領先了儒家一個大版本。
儒釋交流，儒家學者借此機會開始大規模從禪宗思想中汲取養分。
而暫時的落后，不意味著儒家永遠在哲學思辨方面落后禪宗，反而刺激著儒家學者對于這種情況在學術上做出回應。
而最先感知到這種時代變化并試圖從各自的研究方向做出回應的，就是張載、程顥、程頤這些年輕學者。
這個嘉祐元年的秋夜，正處在整個大宋思想界產生劇烈變革的前夜，只不過除了陸北顧，此時尚無人能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