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盡殲，形同盡殲。
致遠艦單艦赴鳴門，強悍的性能和戰力顯露無疑，竟是數進數出，搞得倭國御夷水軍欲罷不能。
總像是有機會，卻又無法成功。
畢竟只是一條船啊，真的這樣被戲耍嗎？
而他們如果要逃，也會被致遠艦一直追著獵殺。九鬼守隆夸下海口要來了那么多精鐵改造鐵甲安宅船，又豈能就這么逃？
就這么周旋了一個下午，人力劃槳的安宅船已經精疲力竭，看著雖然受了些損傷卻愈戰愈勇的致遠艦，阿波家和藤堂家的水軍率先穿越鳴門海峽。
此時臨近黃昏，海上即將開始落潮。
致遠艦若是要追，就必須與他們在漩渦密布的鳴門海峽中再戰了。
而他們則可憑借對起漩渦時海峽間海流的熟悉多一些勝算——看上去是準備再戰。
但誰都清楚，其實只是逃，賭一下此前那艘黑船不敢進海峽。
可在天色馬上就要黑的時候，東洋艦隊其余的戰艦卻終于出現在鳴門海峽南口。
他們不是追著江戶足輕水軍來的，從黑船出現到此刻，沒有江戶足輕水軍的船只來到鳴門戰場。
現在反倒是大明的戰艦堵在了南口那邊。
它們是不像倭國御夷水軍一樣能“鐵索連江”般試圖攔住致遠艦，但看著致遠艦毫不猶豫地追入了漩渦密布的海峽，大家都知道完了。
是了，那黑船不僅快，靈活處還不遜色于他們，海戰經驗如此豐富，真擔心這一個海峽里的漩渦？
致遠艦動力強勁，確實只需要小心一點就行。艦炮射程遠，需要貼近廝殺的又并非致遠艦。
鳴門海戰，大明東洋艦隊大獲全勝。
盡管仍有一些倭船逃走，但那播磨灣和大阪灣實質上對大明洞開了。
再下一步，就是孤立無援的四國島上諸藩望風而降。
捷報呈遞入京時，已經是泰昌二十一年的二月。
到此時，新錢法已經推行三年。
葉向高主持辦了這么久的大案之后，他第二次擔任宰執的任期也進入到了后半段。
從中樞派到各省的巡考組將在今年陸續返京，而各省府州縣如今既然已經是分設督政和執政，今年有一樁大事。
天子實歲將足四十，泰昌二十一年雖然不大辦萬壽圣節，卻有極為重要的一次大政會議。
今年會議，大明諸省三級地方督政官都要齊聚北京城參會。
新錢法之后，要正式商定新稅制。
目前的大明，仍是定額的田賦正稅，再雜以市舶司、邊市、鈔關關稅，坐店和民辦工坊商稅，又輔以官產院下官辦廠行利潤收入，這共同構成了大明的歲入。
解送中樞國庫和存留地方的，也是新稅制當中重要的一環。
御前，東瀛捷報算不得什么。
朱常洛只是說道：“宋時熙寧變法，先帝時太岳公變法，其中未竟全功甚至終于害民之處，有兩點最為重要。一是不問地方實情不同，自上而下一刀切去。一是地方上沆瀣一氣，假新法謀私利。朕御極二十年余，實則始終在變法，緩之又緩，都是為了打好基礎。”
改革之難可見一斑。
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臣，盡管一時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他們所能堅持的時間也確實太短了。
變法絕不僅僅只是拿出良法，保證執行得不走樣更難，而他們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權柄更加細致地做下去。
朱常洛不同，他是皇帝本人。
而且這一回，他不是短命皇帝。
萬歷二十八年主動出擊，怠政沉迷酒色、身體本就越來越差朱翊鈞于驚怒之下中風不能視事，他得以提前二十年登基。
若一切未變，這泰昌二十一年實是天啟元年。
但現在他已經登基二十多年，身體仍然很好。
天子說話，諸相點頭稱是。
回想這二十多年，最開始只是從厲行優免和厲行商稅。單這一步，就整整花了七年時間。其間都是皇帝留后手、確定用人方向、打好武備基礎、改革中樞培植愿遵圣意的重臣班底。
而后則是北征一舉鼎定北疆。攜此威望，才有地方衙署改革先于遼寧一省、承德一府試行，最終裁撤南北兩直隸，走到地方衙署改制這一步。
這個過程又花了近十年。從最開始的七年到這十年，期間不斷在地方上淘汰舊官舊吏，又以格物致知論培養的人才來補充，還辦了不少案子一步步削弱一些跟不上變化的地方舊士紳。
饒是如此，要推行新錢法之時，仍舊鬧出了刺儲案。
到了此刻，新設海東省，東瀛大捷，新港宣尉司已設，緬甸在這個秋冬旱季應該可以對東吁王室做出最后一擊了，天子希望推行的新法才終于要到達最核心的成果處：稅制。
一切都是為了錢，為了財政。
朱常洛已經把框架都搭好了，此時他看著葉向高，凝重地說道：“宰執，這是朕需要放下心來的最后一件大事！此事能商議妥當，中樞和地方在財政、人事等諸多方面上下一心，推行之時萬民稱善，才談得上商議國憲，自此后君臣共治約為堂堂正正國之體制！”
葉向高心情激動，彎腰道：“臣知輕重！這回大明一京三都十九省，自各省總督之下，各府知府，千余知州知縣共赴大政會議。巡考組雖是以巡考為民赴諸省大考官吏，但也遵執政院之命調研入微。大政會議之前，他們都會出具報告。再經商議，務求諸稅種、稅率合乎地方實情，中樞、地方皆得其便。”
朱常洛點了點頭：“也不必刻意議得萬世之法，能管上十年二十年，一段時間內穩定已是難得。時易世易，變法永無止步之日。無非此次較之前是大變動，要慎重一些。”
葉向高很有信心：“銀號、國庫既設，輸運既暢，錢法既行，賦稅舊制之弊已有革新基礎。除此外，吏治則要拜托進賢院、鑒察院督促了。”
“愿共佐圣天子，成此偉業。”
朱常洛看他們都很期待“為天子立憲條，君臣共治為國體”的那天，他不介意，只要事情能成。
大明實行實物稅，有開國之初不得已的情由，也受困于當時的技術條件。
再之后，便是歷朝歷代的老毛病：治國要依靠士紳，便要優待士紳。學而優則仕，官員隊伍里雖有理想主義者，但既然天家本身也是視國為私產，又憑什么去指責官吏們的私心？
所以久而久之，總體上大家都蛀國。雖偶有王安石、張居正這種強人出現，最終也不過治標不治本。
這治本之策，本就要觸及天子、觸及天家之利。
現在朱常洛肯面對這個問題，改革至少沒了最難以面對的難題。大義之下，官紳家私利難道還比得過天家之利？
大家盡可找別的法子來妥協，譬如官吏待遇，譬如新的機會。
總而言之，這次大政會議是要以新稅制為主題，商討出新的平衡之道來。
官與民的利益平衡之道，朝廷和地方的利益平衡之道。
所以說一切都是為了錢，變法就是變利益分配。
而大明可分配的利益一共有多少呢？
過去，大明賦稅制度里的大頭總是田賦，是實物的糧食。
在金花銀的兌換比例里，是一兩銀子四石糧。
一條鞭法之后，許多地方正賦、科則，確實能以銀兩計數。只不過小民所得畢竟只是糧，要換銀子，受一道糧商盤剝；要交銀子，受一道火耗盤剝；要解送入倉入庫，受一道運耗盤剝。
以萬歷六年為例，實際征收得到的田賦總量為兩千六百六十萬石余，但老百姓實際交上去的遠高于這個數字，而中樞所得歲入卻遠沒有這么多。
泰昌朝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因為并沒有改田賦舊制，但只憑厲行優免就已經能夠實征四千兩百余萬石，遠高于永樂年間三千一百余萬石的峰值。
原因無他：大明這么多年，腹地總體是太平的，至少沒有大規模戰亂。新墾田土，豈是明初時能比？無非是仁宣之后，優免和隱田越來越多罷了。
而田賦這正稅之外，雖然朱常洛有了昌明號、宗明號等收入來源之后免除了歲辦等，地方科則收入也減少了不少攤牌，但對外貿易方面和厲行商稅之下，歲入銀兩也比張居正當政時期的四五百萬兩多了很多，已經是一千一百多萬兩。
任誰都會認為：相較過去一年兩千余萬石、歲入二三百萬兩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經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撐得起這北征東征南征？
然而與疆域“狹小”的宋朝比起來呢？
宋初，財政收入約在兩千余萬緡，那時一緡便是一千文銅錢，此前大明一兩銀子大約能兌六七百文好的制錢。
細算起來，宋初這財政收入已經比大明此前那兩千多萬石糧、二三百萬兩銀要多了。雖然真算實際糧價，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豐年間，宋朝歲入已經有六千多萬緡。到了南遷后，紹興初年雖然一度只有三千余萬緡，可到紹興末年就已經有八千多萬緡，淳祐年間更是到了一億兩千萬緡以上。
這當然有盤剝更嚴重而大明則遵祖制田賦比例低、定額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稅賦潛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歲入是能統計進來并且增長的，不像大明，財政收入峰值出現在永樂年間。
現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樣往死里盤剝，把財政收入搞到每年數以億兩的級別，但至少也可以借鑒長處。
譬如商稅方面。
經過秋冬大集之后與地方的斗爭，再有之前皇帝從徽商等大鹽商入手開始改革鹽政，這幾年歲入實銀暴增就有鹽政收入的功勞。
但與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鹽錢收入三百多萬緡，到南遷后乾道年間暴漲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萬緡。就算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也十分可觀。
另一個則是宋朝的官員待遇。由于官員待遇實在好，這種“富養”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賬目上歲入越來越多，這樣給他們就能分得越來越多。
大明則不一樣，不明確好各種待遇，反倒讓這些待遇都變成了潛規則，有些還上不得臺面，讓地方上只能通過變相盤剝私下里搞。
此時御前，葉向高通過這兩年來所做的準備，心里已經有數了。
“譬如榷茶。國初時南直隸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萬兩，后來只有川陜榷茶。若茶盡數專營，一年便足可歲入數百萬兩甚至千萬兩有余。酒之一項，不遑多讓；契稅雖可薄征，僅作財貨流通統計依據，卻也能歲入兩三百萬兩；市舶關稅，待東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萬兩計；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聽他盤著大明的真實家底，似乎一年歲入數千萬兩當真不在話下了。
他趕緊叮囑道：“也不可盡數由朝廷專賣，卿等商議稅制時，還要立足長遠，予民間活水。朝廷能把新錢法穩住，將來都可因時勢再調整。朕的意思，新稅制不必再定額，螺獅殼里做道場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務了多的就能揣進腰包，這不行。官吏和公務開支給足應有的了，卻也不能讓地方和各衙務必求多以便存留，繼而盤剝過甚。”
朱常洛停頓片刻，繼續說道：“朝廷收稅，是為了使國家越來越好地運作下去，卻不是像民間人家一樣不斷斂財置產。朝廷收上來的稅能花出去，收支平衡，有盈余或可借貸以應急，這就夠了。一來一去之間，這稅收變成了大明更好的路橋、水利、武備，變成了越來越多的屋舍，越來越多的人才，那就能越來越好。”
他總結道：“總之，預算、決算，收多少、怎么收，用多少、用在哪里、怎么審核，把這些規矩定好更重要。最主要的是，小民更富裕，愿交稅，不必要的損耗負擔別加在他們頭上，這就是好的開始。總體而言，只要都在勤勉辛勞，財富本就在增加，朝廷稅制、財政，是做調節，是保大局向好，非為了斂財享受。”
皇帝及諸相的御前會議定了調，大明這場最特殊的大政會議就進入正式的籌備期。
地方軍政有樞密院和治安院盯著，民政有執政府體系盯著，而各地首官則開始陸續做準備。
遠地方的要提前數月啟程赴京，他們做功課的時間更短。
兗州府騰縣，朱由檢作為知縣也必須赴京。
時間匆匆過，他現在也是虛歲二十的成年人了。
“殿下，巡考組不便考評，誰也不便考評。這回進京能不能升官，只能由陛下來評定了。”盧象升笑著調侃。
“你還不是？”朱由檢沒好氣地說，“只是你回京后，大約就要大婚留京了。我若再升遷任用他處，卻少了個好師爺。”
盧象升微笑回答：“我若一直賴在殿下身邊，不知天下多少人要恨我入骨，總要給其他人一個親近殿下的機會。”
“……也是。”
朱由檢回想著這兩三年的經歷，輕輕吐了一口氣：“一縣之地猶如此，父皇這二十余年，殊不容易。”
盧象升收斂了笑容，極為認同地點了點頭：“殊不容易。殿下有此體悟，想來陛下應當極為寬慰。”
“但盼我為騰縣百姓秉公直言，父皇不會怪我只看一隅吧。”朱由檢不確定地問，“我既知騰縣，眼下只為騰縣爭，這也是應當的，是不是？”
盧象升裝模作樣地嚴肅點頭：“自然。朝廷與地方，本縣與領先，本來就總有爭端。殿下能為騰縣爭，才算真正知道了將來臣下心思計較，陛下高興還來不及呢。”
朱由檢看著他的表情，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那省府可爭不過本縣。”
盧象升也笑起來：“若有理有據，省府拿縣里奈何不了的例子也多，不差殿下一例。”
朱由檢和他一起大笑了一番之后，再看堂外忽然有些留戀。
“父皇萬壽節前抵京便好。既為官一方，就再做些事吧。今日只遺恩澤于一縣，將來總能遺恩澤于大明，都是孤之臣民，也不算厚此薄彼了。”
盧象升聞言作了一揖：“東翁悟了。”
眼下就說“孤之臣民”有些僭越，可是太子都能來做縣官了，大明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大明。
現在太子經過歷練，雖然手段上仍顯粗糙，許多事能成是因為他的身份，可是能夠有熱忱來為治下百姓謀福利，這就已經足夠了。
大明這種蒸蒸日上的好勢頭，眼下看來至少能夠延續兩代人，至少一甲子。
而以眼前這位儲君開大明先例的這份歷練經歷，將來呢？
這時盧象升又想起一件事：“那太子妃……”
朱由檢頓時扭捏起來，目光有些躲閃。
盧象升卻臉上含笑：“我看陛下不會怪，不妨先明言陳情，得旨入京讓陛下和娘娘看看嘛。殿下尚未大婚便奉旨南巡，又委任在地方，陛下必定早就有此意。要不然，朝廷早就奏請為殿下選太子妃了。”
朱由檢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此刻被“放養”在外，豈會沒有這些“艷遇”？
只不過太子妃實在很重要。
朱由檢聞言也無奈：“那就都帶入京吧。”
盧象升點了點頭：“如此殿下也要大婚了，大婚之后再赴任嘛，將來太子妃娘娘隨殿下輾轉各處，可不必宮里受拘束。只是在宮外，殿下能不能讓后宅安寧，又是將來后宮清凈與否之考驗了。”
朱由檢不禁張了張嘴。
盧象升卻繼續調侃：“陛下只怕羨慕殿下啊，轉任各方，將來東西六宮都是殿下心喜之人。陛下待殿下甚厚！”
朱由檢哭笑不得。
但似乎……確實有這個好處，也有這個難處。
若他在地方上忙于公務，這官衙后宅里，他的女人們爭斗起來手段可絕不像在宮里那么束手束腳。
一時之間他不禁凜然：看來還是得早點升任京官為好，在地方上若是拈花惹草太多，或者別人時不時來美貌少女來誘，父皇都瞧著呢。再鬧出什么后宅不寧甚至出人命的事，那可不美！
莫不如就現在這些，若是再誕下子嗣，大明又有后才是正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