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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漕糧為籌,問君憂否


更新時間:2024年09月08日  作者:冬三十娘  分類: 歷史 | 兩宋元明 | 冬三十娘 | 光宗耀明 

運河上從來都稱不上安全,漕船同樣有人敢搶。

沿漕河,盜賊橫甚,漕軍為有殺掠者。

嘉靖三十二年,有盜賊李自名等在濟寧等地,“剽鹵漕糧船只,殺傷運軍”。

萬歷十六年,有盜賊在石佛閘劫掠糧船,“戊戍,至石佛,盜劫運舟,殺一人,傷一人”。

常州和鎮江之間的運河是長江以南這段從杭州開始的江南運河的最北一段,這里匪寇倒是極少,也只有前幾十年倭寇橫行的時候才人心惶惶。

夜漸深,現在靠近鎮江的河段中央,船隊停泊。

蘇松常嘉湖五府的白糧已經快到揚州,但這五府剩下應起運的那些漕糧還沒出長江南面的運河段。

漕糧事重,雖然現在趕時間,但晝行夜停是鐵律。

盜賊大多趁夜作案,況且夜里視線不佳,運兵困倦,萬一后船撞前船,那就有漂沒之危了。

夜里停泊也有講究,若無法趕到人員眾多、防衛森嚴的港口,那就在寬闊的河中央下錨,這樣至少能防一防岸上突襲的大伙匪賊。

如今運糧時節,運河沿岸也有巡防兵丁。

按理來說,漕軍漕軍,總是軍隊,但實則漕船兵卒沒有多少兵器。

正德年間劉六劉七鬧得厲害,倒是一度配發更多武器,每船給盔甲十副、弓箭五副、槍刀五件、鐵銃五把。

后來漸漸又廢了,至少只有武職將官有武器。

現在這些從蘇松常嘉湖好不容易領兌完漕糧行駛至此的漕船隊,也只能安排了一些機動的小船在前后兩翼停靠著,守夜示警。

靜寂之中,靠北的那一側忽然響起密集的銅鑼示警。

“有倭匪!倭匪又來了!”

前頭很快就有火光出現,油火罐被拋到北面的守夜小船上,很快熊熊燃燒。

而火光之中,兩艘江南人熟悉的倭寇板屋船撲面而來。

這種船兩側設有排槳,船上是一層規整的船艙,劃槳的水手就位于艙底。

艙頂平整,樹起一面一風帆之外,便只有一個瞭望亭。空余地方,盡可站人接舷跳幫。

現在排槳齊刷刷地撥動著水面,許多模樣看起來便是倭國浪人的矮個子一邊揮舞著長刀和弓箭,一邊叫喊著。

他們叫喊著的也是倭語,此刻于夜色中突然來襲,剛剛被驚醒的運兵頓時慌亂。

正如田樂對朱常洛說的一樣,漕軍之中,絕大部分都是雇來的船夫水手甚至拉來的軍戶壯丁。

遇到這樣的陣仗,他們經常就是待宰羔羊。

正規的漕軍官兵雖然有職責在身,也有兵器,但由于漕軍缺額實在多,基本都分散在了各船。

本身就是平民的那些跳河逃竄或者亂做一團,官船武職則面無人色,必須抵抗。

怎么會又有倭寇?

漕船畢竟多,聚在這里的武職漕官也不算少。

但沒多大用,慌忙起來指揮的只能舍棄了前面五條糧船,這才讓那些小舟載來后面船有兵器的武職漕官在此形成一道脆弱的防線。

而前面那些倭寇似乎不再有太大的胃口,射來一陣火箭之后,兩艘板屋船一前一后在放肆的笑聲里簇擁著揚起了那五船的風帆揚長而去。

像是帶來的水手特別多,而且都能熟練操作漕船。

龍江左衛的指揮臉色蒼白,只能說道:“傳……傳訊南京……倭寇現身……劫漕糧……請派水師……”

大明的內河上,只有一個長江水師是真正有戰艦、有戰兵的水軍。

“水師有用的話,怎會讓倭寇進了長江到了漕河!巡河的兵丁呢?”不敢戰卻敢怒,但他們現在只能無能狂怒,“到底誰要置我們于死地!”

他們不免想了起來:現在的提督操江去了北京,能調度他們的,只有操江都御史。

操江都御史當然不能、不該指揮長江水師。

他可以練兵、過問日常事務,但不能直接調動水師去做什么。

但現在他可以過問了,因為御史糾劾。

“襄城伯雖在京,但去前豈無吩咐?”

“匪情”傳到南京后,耿定力“連夜”出發,趕到了分管南京至長江口段江防的沿江水軍營。

“耿大人……”這一營的把總面露難色,“如今何等時節?卑職麾下過年都在船上,如今都散了出去。按說各處巡江,絕不會漏看倭寇板屋船這樣顯眼的船只……會不會是漕軍自己做的戲?”

此刻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種可能。

“不管如何,既有倭情,豈能坐視不理?”耿定力倒也沒有完全否認他的猜想,“漕糧為重!無論如何,你要調幾條戰船去護航!”

“還得巡稽私鹽,這……”

“你便不能親去?”耿定力怒氣勃發,“這最后一批還沒過江的漕船,無論如何也不能因江防而遲滯!問罪下來,你擔得起?隨我一起去!”

見耿定力要親自過去,他還能怎么辦?

自從嘉靖年間驅逐倭寇,胡宗憲、譚綸、戚繼光在東南屢屢大捷之后,倭患已經是少之又少。

他實在十分懷疑是漕軍自己謊報的倭情,說不定便把幾船糧運到哪里去了。

這罪責確實不能分到水師頭上!

這邊的倭情自然要不斷往北去報,而長長的漕河上,此時已經狀況百出。

不知是不是因為漕軍總兵官去京城朝賀久久不歸的緣故,總之今年的漕船在淮安那邊聚集頗多。

過了淮河之后,沿岸防護比較好的一些停泊港灣就不夠用了,總有一些衛夜間只能停泊在不算安全的河段。

為此你追我趕搶時間,然后磕碰的有、太靠邊了擱淺的有。

自然也有知道“粥多”的匪賊聞訊趕來。

二月十八開始,急報密集地遞入京。

起初,閣臣們認為是正常的。

每年運糧,漕河上偶遇匪患、偶遇疾風驟雨磕碰或者擱淺壞了漕船,這種事情并非完全沒有。

千里運糧,豈無耗損?

況且大家也心知肚明,說不定便是軍丁自盜:“旗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

漕軍軍丁、糧船水手、沿岸纖夫……都可能偷搶糧船。

而且也不是沒有專門的山賊水匪。

但后來,今年遇到狀況的漕船未免多了一些。

直至正月二十一,江南運河內出現了劫糧倭寇的急報傳來,申時行和王錫爵也不能說正常了。

朱常洛把耿定力的題本拿在手中晃著,語氣冰寒無比。

“請罪?誰的罪?是他李三才當機立斷不能誤了漕運的罪,是他耿定力守規矩、沒有越權指揮江防的罪?還是朕留了新建伯那么久、把襄城伯至今還留在京城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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