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內先生，做為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和十七人代表，我在荷蘭與大明的關系上應該更有發言權。
二十多年來，東印度公司確實和大明帝國建立了很緊密的商業關系，由亞洲運往歐洲的貨物中八成都通過荷蘭商船，由此公司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但這并不足以讓荷蘭共和國背離歐洲的屬性，況且雙方的合作并不是平等的，大明帝國通過控制貨物產地和恩鳥港的方式間接壟斷了亞洲市場。
東印度公司和所有荷蘭商船都必須遵從大明海關的要求買賣貨物，大部分利潤都被大明商人賺走了。為此我們不得不提高在歐洲的銷售價，從某種意義上講東印度公司是在幫大明帝國用商品搶劫歐洲人。
如果不想辦法加以改變，再放縱大明帝國染指新大陸，將來西印度公司勢必也會成為幫兇，這一點是所有正直商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笛卡爾顯然低估了奧蘭治親王一行人的智商，科內利斯馬上對此種觀點予以了駁斥。話里話外把荷蘭描繪成了被欺壓者，大明帝國則成為了不公平交易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聽上去確實有些道理，也符合現實。
“科內利斯市長，你好像忘了一個重要環節。在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位之前，最好能問問濠鏡澳的葡萄牙商人是什么感受。你說呢，科恩總督？”
可惜笛卡爾真不是一般人，做為專門研究哲學理論的學者，他的邏輯思維更清楚，難以讓表面現象蒙蔽。聽完科內利斯的觀點微微一笑，把頭轉向了科恩總督。
“……”此時科恩的心里正在罵娘，連奧蘭治親王帶科內利斯以及彼得議長，包括東印度公司的委員會一起罵。可嘴里卻惜字如金，端著熱可可茶發呆。
他終于明白親王為什么突然跑到巴達維亞來了，合算不是巡視共和國海外領地，也不是評估自己的工作，而是要過河拆橋。
可不管心里如何不愿意，以他的身份和職位都無法在這種場合里袒露心扉。笛卡爾能說，因為不歸共和國和東印度公司管轄，還有大明皇帝撐腰。
自己如果也說實話，在離開京城的同時就得成為階下囚，連審訊的過程都省了，拉回阿姆斯特丹直接吊死，甚至有可能在巴達維亞就被處理掉。
“既然科恩總督不方便評論，還是由我代勞吧。如果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諸位及時指出。
要問在三十年前誰是大明帝國最大的商業伙伴，答案只有一個，濠鏡澳的葡萄牙商人。他們的商船上裝滿了來自非洲東海岸、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和南洋的特產。
只需把貨物安全運到廣州港，就可以換來生絲、瓷器、綢緞、茶葉。再把這些貨物運往亞洲各地，就能獲得不菲的利潤。其中有一部分還運到了歐洲，深受各國王室和貴族們的青睞。
但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被驅逐之后，大明皇帝決定重新選擇商業伙伴，主要競爭者就是葡萄牙人與荷蘭人。
經過多次談判和溝通，大明帝國最終放棄了葡萄牙人。理由肯定多種多樣，但當時西班牙國王也是葡萄牙國王是最關鍵的。無論葡萄牙商人如何保證，也很難贏得大明皇帝的完全信任。
能讓他們繼續居住在濠鏡澳，并獲得一些貨物配額，和信任無關，僅僅出于情份。大明皇帝登基之初，濠鏡澳的葡萄牙商人曾經給予了一定支持。
換個角度講，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承諾獲得了皇帝陛下認可，而大明帝國提供的貨物種類及其價格也得到了東印度公司的認同。
雙方互相需求、共同盈利，是標準的商業模式，與市長先生所說的不公平毫無關系。大明帝國沒有欺行霸市，東印度公司也不曾飽受凌辱。
如果非要說有不公平存在，恰恰是大明帝國在亞洲海域給予了東印度公司所屬商船足夠的安全保證。反過來，東印度公司在歐洲卻沒有類似的回報。”
見到科恩總督的窘態，笛卡爾知道得不到答案，索性繼續講。他在抵達大明帝國之后除了在非常優越的科研環境中繼續研究，還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查，尤其是景陽皇帝登基之后的幾十年。
換句話講，他把景陽皇帝也當做研究對象了，想從人的層面來分析大明帝國能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雖然這項研究工作剛剛進行了兩年多時間，遠談不上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他比大多數明人更了解這個國家的現狀和部分歷史。
“我再補充一條，在大明皇帝御駕親征奧斯曼帝國的過程里，為大明軍隊提供幫助的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是丹麥東印度公司。
是否有什么內情，我肯定不會知道。但憑借這次合作，丹麥東印度公司得以在霍爾木茲港獲得了穩固落腳點和商業份額。
這個場景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濠鏡澳葡萄牙人的競爭關系，是不是大明皇帝有意為之，我也無從判斷。
可現實很明顯，如果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再受到信任，皇帝陛下不會有很大麻煩，因為丹麥東印度公司很可能成為繼任者，擔負起從亞洲運送貨物去歐洲的工作。
我有理由相信丹麥人并不在意西班牙國王、法蘭西國王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態度。就算在意，由這條航線產生的利潤也會讓他們暫時忘記。”
看到笛卡爾憑借一己之力把科內利斯和彼得兩位荷蘭官員說得啞口無言，梅森也受到了鼓舞。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數學研究和教學上，沒怎么關注過這類問題，無法提供更多有說服力的論據。
不過受到笛卡爾這段話的啟發，忽然想起還有另一個東印度公司存在于亞洲，而且是公開的，不算秘密。索性一起扔出來，多少能起到點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