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瑾大致回憶了一下王朗定的考題、以及考題里那些難點，
然后就翻開那幾份屬下送來的卷子，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樣的雄文，能夠讓考官覺得有必要給司徒過目。
卷子直到此刻還是糊著名的，所以諸葛瑾也不知道文章是誰寫的，只是看那字跡還算工整，但又略顯急躁輕快，似乎寫字之人不是很沉得住氣，寫字時并不求穩重。
但諸葛瑾也不會因此有親疏成見，他就完全看文章內容是否靠譜。
這個時代又沒有所謂的八股文格式，論述類的文章，也沒法寫成四字一句的賦文。內容也非常奔放，百花齊放想寫到哪里就寫到哪里。
要想追求駢儷對偶，極限也就寫成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那樣。但天下又有幾個陳琳？所以文采肯定不太重要，也不可能太好。
主要還是看觀點和論述。
這篇文章，開頭還是老生常談，從“天下定于一”開始，闡述定才是目的，而一本身不是目的——這次考生，一多半都提到這點，所以不稀奇。
不過后面，它就話鋒一轉，開始講史對比。
因為討論的是孟子，又是討論大統一問題，這名考生就回到戰國時代，復盤戰國和秦漢之變。
文中提到，戰國之時，游俠、游士周游列國，有才者各自設法尋求國君賞識，縱有國君昏聵不能任人唯賢，則必被任人唯賢、富國強兵的鄰國所滅。
故而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后世大一統之世，賢者多有感嘆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而亂世，又奔走求聞達于諸侯。
可見大一統之世，讓天下人失去了“擇主”的機會，人主只剩一個而不用競爭，也就難以在競爭中沙汰出任人唯賢之君，也難以沙汰出真正有才的賢臣。這才有了大漢察舉法漸漸廢弛的積弊。
因為天下的人主只剩一個，他用人用得好與不好，都不像戰國亂世那樣，有生死存亡的危機。
而且非但文武人才如此、連普通百姓也如此。
這篇文章寫到這兒，隨后又是引用孟子之言，還是《孟子.梁惠王》里的。
“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由此可見，戰國之世，君王對于普通百姓，也要在“不至于因為稅賦徭役過低而亡國的前提下，盡量施恩籠絡，以免百姓逃亡到鄰國”。
梁惠王為什么要對河東河內的百姓好？
后世讀者讀儒家經典，只看到了孟子說他是“五十步笑百步”，說梁惠王這點所謂的小小“減負”，其實還是剝削，所以鄰國的百姓不會逃亡到魏國來。
但是，這篇文章卻看到了一個點：至少你戰國時候的君王，多多少少還得想著法兒討好百姓，吸引人口，這說明當時百姓是有機會因為一個諸侯國稅賦徭役過重而逃亡去別的國家的。
然后此文又話鋒一轉，提到本朝初年的文景之治，文中說“文帝時，初定十五稅一，此后甚至數年不征賦稅，而國用足，多以漸漸多發民爵取粟。
世人皆言文帝仁德，千古罕有，然文帝之時，劉氏諸王林立，后來作亂的吳楚七國亦在。秦末大亂方定，天下總戶口不過千萬，是人民寡而田地多。
漢初郡縣、分封之制尚且并立，削藩要到景帝之時，推恩亦要到武帝之時。故而文帝也如戰國時周天子或大國賢王一般，要與諸王爭民，自然需要輕徭薄賦，便如梁惠王指望直轄之民變多……”
這篇文章具體寫的措辭，肯定不如前面總結的那么直白露骨，畢竟對漢人而言，這已經涉及到本朝了，對漢文帝的動機要揣測得隱晦一點。
但內容卻是驚世駭俗，從士人、武人到普通百姓，前面一小半篇幅都在論證：統一本身，會導致君主只剩一個，統治者不用卷“誰對百姓和人才更好，誰才能吸引更多百姓和人才來投”。
所以，統一本身，有利有弊，只要統一，統治者就不用互卷了，而人民還要互卷。但統一的好處則是，從此不用內戰，人民少服兵役，少服徭役，少交錢。因此改朝換代有沒有“德”，關鍵是看改變后究竟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因為統一而少服了的徭役、兵役、少交的軍費，比之因為統一之后統治者驕傲自滿、開始驕奢淫逸而多花的錢、人力，這兩部分究竟是哪一部分大、哪一部分小。
因為統治者之間不用卷而懈怠驕縱多花的錢，必須少于統一后少花的軍費，這個朝代才有存在下去的德。
文章中間甚至還假設了一道數學題，說比如原本有甲乙兩個國家，沒統一之前，百姓要交出全部收入、勞力的三成當軍費和兵役，還要交出一成供統治者驕奢淫逸。
如果統一之后，軍費能降低到國家總收入的一成，而統治者驕奢淫逸的錢雖然漲到了兩成，但加起來只占全國總收入的三成，比原先統一前的軍費加驕奢淫逸總額的四成還少一成，那這個國家就勉強值得存在，是有德的。
但如果統一后軍費降到了國家總收入的一成，可統治者因為沒有競爭對手卷他了，導致他自己亂花錢占到了國家總收入的三成甚至四成，國家總財政支出比統一前還高了，那這個國家就無德，就該亡。
這篇文章如此反復舉例論證，從戰國時沒有皇帝的情況，到漢初雖有皇帝但皇帝還要跟諸王卷誰對人民好吸引人口的情況，再到后來皇帝不需要跟別人搶人民的情況，
最終終于是非常扎實得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希望有一個數學模型，可以算人民在改朝換代后的總開支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
諸葛瑾看得目瞪口呆，頗覺驚世駭俗。
雖然文章里的措辭已經盡量隱晦再隱晦，但其想法還是被諸葛瑾一眼識破。
對方簡直就是在說，“沒有大一統之前，人民可以覺得哪個諸侯國綜合稅負輕，就往哪國潤”。
但是在這一段的最后，為了讓自己的文章不顯得過于逆天，此人還是寫到“當今之世，陛下尚未稱帝之前，治下人口便連年增長，袁紹、曹操等人當年治下的人口卻不斷流失，這正是陛下行德政，漢德仍在的表現”，算是讓自己政治上正確一些。
寫完這段后，此人論證好了有德無德本身，又開始討論孟子說輕徭薄賦是“貊道”的問題。
只見他是這么寫的：孟子主張民貴君輕，素來念念在于惠民，以孟子之仁，卻認為二十稅一乃是貊道，而我大漢自文景以來，行三十稅一，在世人看來，豈不是更加貊道？
但實則不然，戰國時，二十稅一，因天下尚未一統，各諸侯戰亂不斷，且關東諸國并無明顯的地理屏障分割，中原沃野一馬平川，卻分為多國，統一之利大于各自為政之利，一旦統一，只需要養活一家王族，分為多國，卻需要供養多個王族。
所以各國必然會征伐直到統一，當時只收二十稅一，軍費必然不敷使用，最終導致亡國，或是國家的防衛要仰仗他人之手，或如蠻夷一般，以戰爭后劫掠的利益來誘導百姓參戰，而不是以保家衛國號召百姓來戰。如此，豈不是貊道？
我大漢肇基之初，雖有匈奴為禍，但匈奴畢竟偏遠，當時以漢之國力無法遠追至草原大漠、根治匈奴。文帝輕徭薄賦，在不打內戰時已經夠用了，所以不算貊道。
因此最終收多少錢糧、用多少徭役，是否算貊道，要看這個國家所處的環境，是否已經達到了其自然地理疆界統治的最佳狀態。
如果在平原之上，周邊各國無險可守，一伸手就能擴張，這時自然要富國強兵，重稅為百姓提供更多安全保障，并且漸漸兼并鄰國，最終讓整片中原的人民都過上平均軍費負擔更小的生活。
但如果邊疆之敵已經非常偏遠，勞師遠征耗費遠超于征服的收益，這時候還要為了劫掠而胡亂用兵，用了也無法久守，無法長治久安讓新占之土地自力更生，那便是貊道了。
但是，是否應該擴張，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還要看自然地理條件、朝廷提供的“基礎設施建設”。
文中便提到，在吳王夫差修邗溝運河之前，中原之君要去吳越，便能算窮兵黷武，胡亂靡費錢糧民力，因為當時中原去南方的交通太貴，占了吳越，吳越的產出也不足以彌合吳越的“統治成本”。
但是夫差修完邗溝之后，再為統一吳越地區而多征兵役、軍費，便不是貊道或無道了。
同理，秦始皇修馳道，戰國時“五丁開山”通蜀道等事件，也都會改變此前和此后，中原統治者應該去統一的范圍遠近多寡。
孟子認為該多花錢糧還是少花錢糧、要不要為了更大的統一安定而暫時苦一苦，都要看環境的條件。
只可惜此人說不出什么“交通基礎設施”或是“統治成本邊際效益遞減”之類的后世經濟專業術語，只能是各種舉例子，有點雜亂，
而且過于理想化理論化，簡直就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空對空模型討論。
但諸葛瑾看得出來，此人狡辯和推演確實是可以的，就是讓他實際做官行政的話，可能會有點僵化呆板，不切實際，容易紙上談兵。
而尤其是文中前面談到“戰國時臣亦擇主”時，有好幾句話，讓諸葛瑾有一種在看韓愈的《馬說》的逆練版的既視感。
后世科舉時代，利出一孔，韓愈才要感慨“伯樂不常有”，而此人文中提到的時代，君主也要互相卷，伯樂不該是常常有么？
就憑這一點，諸葛瑾也對此人有點同情。
看完這篇文章后，諸葛瑾再看其余，倒沒有那么驚艷了，也沒有驚世駭俗了。那些文章很多文筆都比它好，或是觀點老成持重，四平八穩一些。
全部看完，諸葛瑾讓人把卷子送回去。因為還沒評分，糊名依然不可以拆。
不一會兒，鄧芝又來請示，希望司徒也給個評分的建議。
諸葛瑾想了想：“評分可以，不過還是不干涉你們的真實想法了，這樣吧，拿去讓孔明也看看，然后他寫個分，疊好了封在信封里，我也寫個分封好，等各位考官都出了分后，再一起拆看。”
諸葛瑾自己，內心其實已經有了傾向。他覺得這樣的人，是可以錄取的，但不可將來讓其位列執宰，如果只是讓他做些純理論的政治哲學研究，紙上談兵空對空的工作，那是可以的。處理實際政務的話，過于機械呆板，容易出問題。
但這話不能立刻說出來，說出來肯定會影響其他人的評分。
首次科舉，也沒個“最終成績必須皇帝欽點”的規矩，這也不符合漢朝的成例——之前察舉制時，或者是陽嘉改制考試時，也不是皇帝評判的。
歷史上，科舉中皇帝當面殿試、并親自決定錄取人選，要到宋朝趙匡胤開寶六年（唐朝就有在御前考試的，但是皇帝并不親自閱卷決定成績）
所以諸葛瑾也不能亂開集權的壞頭，否則他也會被天下士人唾棄的。劉備也不懂文章，暫時也不會想要全面閱卷。以后的皇帝需不需要親自閱卷，那也是將來的事了，現在劉備的權威很充足，他不需要靠“天子門生”的把戲來施恩于士子。
大不了諸葛瑾和考官們都各自有了意見之后，諸葛瑾再去皇帝那里知會一聲，做個報備即可，也算是兩邊都照顧到了。
鄧芝得令，便去奔走，很快諸葛兄弟的評分意見就取來了，考官們也自行討論出了一個分數，寫在紙上，然后才拆看諸葛瑾諸葛亮的意見。
最后發現，諸葛兄弟給那篇奇文的評分，還是比其余考官更偏高一些的，但也算正常。其余幾份卷子，也各有高低，但所有人的意見相差不是很大。
有了分數之后，考官才按照章程，開始拆糊名，并且結算另外兩科“客觀題”的分數。
最后發現，那篇奇文的作者，其客觀題分數也非常高，鄧芝匯總后，便又報回諸葛瑾這兒。
“司徒，已經統計過了，今科綜合分最高的，應該便是這篇奇文的作者了，他的策論和經學雖不是最高的，但算學也不錯。此人名叫馬謖，襄陽人士，二十四歲。其兄馬良已經在朝為官。”
諸葛瑾聽到這個名字后，也是不禁釋然。
居然是馬謖，還真是擅長理論辯論，難怪歷史上跟諸葛亮談兵法，都能談得有來有回的。
可惜，文章終究是驚世駭俗了一點，而且什么例子都敢舉。
決定錄用此人之前，還是去跟劉備報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