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真是高瞻遠矚，這些取仕科目的設置，每一科看似都在向豪門世家妥協，但實際上又盡量往里摻入寒門士子也能刻苦習學、憑天賦勝出的內容。
偏偏這些內容還都是做官為政所需要的真才實學，并沒有那種純粹為了讓步而讓步的糟粕之學。
陛下那日勸我主持科舉，我卻力陳在這方面我的眼光遠不如大哥，現在看來，我當日之言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二月中的一天，司徒府上，諸葛亮過府與長兄閑坐。
兩人一邊下著象棋，一邊閑聊起最近籌措科舉的種種事務見聞，諸葛亮便不由說起這番感慨。自嘆在頂層的制度設計方面，確實是不如大哥。
他的長處，更多在隨機應變、見機行事，一項政策落地之后，盡快找到漏洞，然后查漏補缺快速迭代。
但要說憑空從無到有設想一項新制度，諸葛亮畢竟不是神，沒有歷史答案可抄，不如大哥也不足為怪了。
他們兄弟倆，一個就像是做底層架構的，一開始心里就想好了最終要做一個什么樣的項目。
另一個則像是具體寫代碼落實的、還負責發現BUG就盡快修復BUG。
兄弟倆配合了近二十年，自然是熟門熟路。
諸葛瑾對于二弟的吹捧，也絲毫不覺得得意，顯然是這些年下來都習慣了。
他趁著諸葛亮分神，一個臥槽馬連招抽車，吃了諸葛亮一子，這才好整以暇地說：
“說這些作甚，眼下還是先看看如何更好地落實這次的考試，還有十幾天就要開考了。其他各科的題卷，都已經擬好，我也親自審過、改過了。這經學一門，卻還要二弟幫著一起斟酌。我不敢找外人，也是怕泄題。”
諸葛亮被突然抽了一子，一時也稍稍懵逼了幾秒，剛才光顧著聊天，確實是走神了。
這些年他也摸清了，每次和大哥下棋，早年大哥還肯下圍棋，但漸漸就發現圍棋實在是下不過自己，就只好改下象棋。
象棋漢朝時就有了，但當時還不是跟后世那樣定為三十二子的，規則也跟后世不太一樣。后世的象棋，經過多次演變，一直到北宋才徹底定型。
不過諸葛瑾既然是司徒，他完全可以改良象棋，調整規則，所以如今大漢上上下下凡是下象棋的，都是諸葛司徒改良的版本。
當然也有偏遠地區的人，消息不靈通，依然下更古老的版本，也很正常。
諸葛瑾剛剛改良象棋的時候，仗著自己更熟悉規則，懂套路，一度壓著二弟打。
可惜下了幾年之后，諸葛亮進步神速，諸葛瑾漸漸又敗多勝少。但不管怎么說，下象棋的勝率好歹比下圍棋高一些，也更有對抗性和觀賞性。趁著二弟走神，還往往能偷一個。
諸葛亮靜下心來，花了十幾手慢慢扳回劣勢，這才繼續剛才的正事兒話題：
“經學也是考得最多的科目了，當年陽嘉改制就有成例的卷子可以借鑒，考過十幾年了，這命題能有什么難的？”
諸葛瑾：“僅僅要命出考題，當然不難。但此番畢竟是天下第一次開科取士，經學究竟考些什么內容，是否能見前人所未見，是否足夠發人深省、為百世垂范，那就很見功力了。
這一科考試，將來是要載入史冊，被后世一次次引用提及的，可不能落入考據辯經的窠臼。”
諸葛亮：“那大哥心中肯定早就想好了要考哪方面了吧？也想好了要借機向天下人宣揚些什么理念，只是還不知道如何強行把要考的東西，和圣人的觀點強行結合起來？”
諸葛亮幾乎是一言就猜到了大哥的企圖。
他太了解大哥了，知道能讓大哥如此苦惱的事情，肯定是大哥想宣揚他那些政治理念，尤其是兜售他那套說了很久的正統論、還有別的“殿興有福”相關的東西，或者別的什么。
可惜，大哥說了那么多年的理論，拿來學術辯論可以，但拿來考試就有問題了。因為很多論據都不是來自孔子的，也不是來自經學最核心的那些經的。
諸葛瑾被猜中了企圖，倒也不覺得奇怪。
自家二弟猜中了有什么大不了，自己本來就是找他一起商量這最后臨門一腳的。
“知我者，賢弟也，”諸葛瑾便大大方方承認了，隨后話鋒一轉，“其實，我就是想讓這全天下第一屆科舉，圍繞著《孟子.梁惠王》里那段‘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來考。
當年先帝建安元年的時候，我代主公去許都覲見天子，在石渠閣單獨奏對，就說了那番道理。
人君得天下之得，不在于得天下本身，也不在統一本身，而在于通過統一，讓天下人不用再打內戰，讓天下人的徭役、兵役負擔減輕。統一只是手段，讓人民不用承受內戰的額外負擔，才是目的。
可惜這番道理，終究只跟孟子里這僅有的一句話牽扯，其余翻遍全書，再也找不到論據了，可以說完全是我借孟子為我所用，只取一句，其余都無所謂。
但考試卻不能這么考，如果出題出得那么牽強附會，一來不能服眾，二來我畢竟當了司徒多年，我那些主張，其實早就被天下讀書人吃透了，我怕他們會迎合上意押題。
而且還有一樁難處，那就是如今《孟子》的地位也不夠高，畢竟不是‘經’，要想直接拿孟子的話出考題，對其他經卻一點都不考，怕是難以服眾。”
諸葛瑾一五一十，說出了自己的難處。整個過程中，因為分心二用，也難免被諸葛亮又吃回來幾顆子。
漢朝的時候，在儒學圈子內部，《孟子》的地位還是比較低的，如今甚至沒有四書的概念。
別說《孟子》了，哪怕是《論語》，地位也不算高。
畢竟連孔子本人說的話，都還沒那么值錢，比孔子的話更值錢的是“孔子引用和闡述周公的話”。
就好比馬云沒當首富之前，他說的話也不夠值錢，以至于他還得把自己說的話假托是比爾蓋茨說的。
孔子封圣之前，也沒少把他自己說的話假托成周公說的，說自己只是“述而不著”。
無獨有偶，在西方同時代，蘇格拉底因為一輩子只口述、辯論，沒留下文字著作，結果柏拉圖在紀錄蘇格拉底言行時，就夾帶了不少他自己的私貨，他也不說是自己說的，偏要說是蘇格拉底說的。
古今中外，沒成名之前傍名聲更大的前人，那都是用慣了的老套路了，哪里都一樣。
諸葛瑾諸葛亮兄弟這樣的頂級人精，當然都清楚這里面的門道。
諸葛亮便設身處地地幫大哥著想了一會兒，斟酌著說：“也罷，雖然眼下還沒想到什么好招，但這事兒我幫大哥扛下了。不就是找點十三經里的章句，既要體現大哥一貫的主張，又要盡量權威。
但依我看，這些都只是權宜之計。要想長久解決問題，重塑將來的正統論、用一套全新的更適用的理論來徹底取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關鍵還是要系統提升《論語》、《孟子》這些的地位，一直研究《尚書》、《春秋》，在這里面找歷史依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諸葛亮這番話，一方面是把眼下的差事先接過去，具體的經學考題，他會幫著一起揣摩。就算他不擅長這個，但諸葛亮至少比諸葛瑾更懂如何拆分統籌。
他有的是辦法找“代讀”，把自己要的內容分包給己方陣營的當世大儒們去“為我辯經”，還能確保不泄題、不讓任何一個單獨的大儒猜到自己的完整考題。
王朗、陳琳、許靖，這些人都是可以用的。
別看演義里王朗被諸葛亮罵死了，但是人家在正史上研究學問時，對于“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的研究，還是非常深的。
王朗對于什么是“有德之人”，自有多年的淫浸。
這一世，王朗也算是大漢忠臣了，在當年劉備夾擊滅孫策的時候，王朗就堅持不降孫策，寧可逃到閩中繼續抵抗，一直撐到了劉備打過來，幫他報了仇。
孫策覆滅之后，王朗就被劉備引為客卿，地位虛高就是個吉祥物。要不是諸葛兄弟和其他功臣把高位都占了，王朗怎么也能撈個侍中之類的級別。
王朗當不成王司徒了，卻有機會參與到諸葛司徒的“首屆科舉出題人”圈子里，也算是一種補償了。
諸葛瑾見二弟有想法，也算放下一樁心事，這就交給諸葛亮去操心了。
而更讓諸葛瑾在意的是，二弟居然跟他所想暗合，也覺得如今該是提升孟子地位的時候了，而不是再跟以往那樣只尊崇最古老的五經。
歷史上，孟子的地位被抬高，一直要等到宋朝。
首先是北宋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拔高了孟子，然后是南宋時朱熹在讀了司馬光的著作后、寫了《資治通鑒綱目》，再次拔高了孟子。
后來朱熹的儒學地位非常高，又寫了四書集注，孟子也徹底被納入四書范圍了。
拔高孟子的好處，當然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那樣會系統性地引入“民貴君輕”的善政理念。
之前董仲舒靠天人感應，只引用周公和孔子，說白了就是指望“天”來嚇住“君”，人君做得不好，天會有所感應，降下災異，告訴人君天數有變了，如果不改正的話，神器就要更易了。
而天數是否向著人君，理論上倒是也要看萬民是否心悅誠服、安居樂業，天是代表了民意的。只是這個代表終究隔了一層，而且要借助很多神神叨叨的東西，不但低效，還容易被人利用。
張角之流，不就是極大地利用了所謂的天數么。
如今，諸葛兄弟發明雕版印刷也有十好幾年了，天下人讀書的成本也在降低。
理工科的尤其是相對最容易普及的算學，也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學習，現在更是列入了科舉考試的目錄。
只要數學進步了，自然科學常識稍微多一點，那么從“人民需要天的代表來評判君是否有德”、漸漸轉化為“人民是否能直接評判君是否有德”，也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了。
原本歷史上，這一點在宋朝漸漸成型，就是因為宋朝普及了科舉，也普及了雕版印刷。
包括王安石、司馬光等人，歷史上在看到彗星、日食之類的災異報告時，態度都是“時至今日，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些只是自然規律。但是，如果能借機讓執政者敬畏，讓大家自省，那么就繼續假裝這些東西是天意，也沒什么不好”。
可見王安石司馬光都是懂天象災異背后的自然規律的。
如今的諸葛兄弟，也已經提前近千年，走到了這一步。
那就趁著這次科舉為契機，狠狠推動一把《孟子》的地位，從此逐步取代天人感應，直接把“皇帝是否有德，是否配得天下，要看他的統一、他的上位，有沒有讓人民不再受打內戰的負擔，讓人民的總負擔變小”。
這也就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進一步具象化了，也是把這一觀點和“天下惡乎定”結合起來、相互印證。
劉備這次統一，當然是有德的，因為他沒統一之前，天下各方諸侯下轄的百姓，都肯定要服更重的徭役、兵役、繳納更多的錢糧。
而諸葛瑾就打算趁著這次科舉宣揚的這個理念，私下里跟劉備進諫、定下一個人君和天下百姓之間的約定。
將來統一天下了，必須統計一下未統一之前，各諸侯治下百姓的稅有多重，徭役有多久。
未來，哪怕不考慮兵役，只考慮徭役和稅賦，百姓的負擔也必須比這個輕——除非是遇到外敵主動入侵大漢，大漢有被異族滅亡的威脅，比如遇到再有類似當年匈奴鮮卑那樣的大患，
那么兵役方面的負擔可以重新加碼，但錢糧賦稅方面，還是必須有個定數，皇帝要在軍事上多花錢，就得自己從皇家用度或者別的方面省出來。
當然這些都還是很初步的設想，但總的來說，諸葛瑾的指導思想，就是孟子那一系列的觀點。
如果統一了負擔比沒統一之前還重，那天下人不就白期待了么？
諸葛亮和大哥深入詳談了許久，也覺得這個事兒，以陛下的仁德，應該是可以通過的。
“也多虧了如今是陛下在位，又對我們如此信任，哪怕你我的倡議，從長遠來看有可能稍稍限制君權，比當年董仲舒限制得更厲害些，但陛下應該還是會同意的。
畢竟按照這個理論，漢就不是因為秦德衰微才得的天下，而是因為秦始皇就無德，統一了天下之后負擔比沒統一還重，就因為他征發那么多徭役，所以他一開始就該亡。
以后大漢的皇帝也要知道，只要徭役多就該亡，大漢的皇帝徭役多了也該亡，德就是從輕徭來的。
能讓大漢自始得到‘元德’，哪怕限制一些皇權，陛下多半也會認了。”
諸葛瑾見二弟終于完全理解了自己的設計，也頗為欣慰。他還補充道：
“其實一開始，我也想過另一種可能性，陛下畢竟比你年長二十余歲，比我也年長十五歲以上。而且陛下連年征戰，早年還有舊傷，將來百年之后，你我兄弟必然還能再輔政多年。
如果到那時候再推行這種國本層面的正統論改革，或許阻力會更小一些，但是，我不愿后世史書把你我兄弟描述成大權獨攬的輔政權臣。
如果將來在輔佐少主時再推行這些東西，后世人會說‘我們沒把握在中興再造之主手中就爭取到這些權利，只能相信后人的智慧’。
所幸陛下仁德，又信任我們，這些事情，就該在一開始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