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瑾此前之所以覺得，拿出“科舉制”就能碾壓東漢當時的制度。
自然是因為穿越者對歷史知識的迷信，思維慣性之下，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但是被諸葛亮提醒點撥后，以他的智商，還是很快反應過來、問題出在哪兒了：
歷史上，科舉制改革也好，九品中正制改革也好，都是發生在什么環境下的？一言以蔽之，是“天下趨近于安定之后”。
當然，或許有人會反駁：歷史上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的時候，明明還是亂世呢。
但實際上，如果回到當時人的視角來看，就不難發現，九品中正制實施時，曹丕已經覺得自己挺穩了，因為當時劉備和孫權已經發生了內訌，孫權還成了“大魏吳王”。
至于后來劉備死后，曹魏就更是沒把南方諸侯當回事，直到諸葛亮北伐之前，曹魏都是“但知蜀中有劉備，不知其余”。
所以，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時，與其說是想搞一套戰時人才選拔制度，還不如說是想立一套自覺天下太平后的選官制度、進行一下權力的分贓，換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也正是實施了九品中正制后，曹魏犧牲了曹操時期唯才是舉的銳意進取，變成了求穩守成的狀態。九礦打一礦都經常被季漢反推，尤其是諸葛亮北伐那幾年，打得司馬懿只能避戰。
至于歷史上后來大名鼎鼎的科舉制，成為一項定制，那也是隋煬帝楊廣大業年間的事兒了，這同樣是一項“天下太平”后的選官取士制度，不是給亂世用的。
“剛才真是燈下黑了，怎么就沒想到這一點？亂世，一個人才從0到1的表現機會，是很容易找到的，因為有激烈的對抗、競爭，只要有本事，就容易露出苗頭，被人賞識。
所以界定一個人才如何從0到1的制度改革相對不太重要，后續從1到n的考核才重要。所以‘考成法/績效考核’的重要性，才重于準入門檻的考核。
到了和平年代，因為沒有那么立竿見影的高烈度對抗、沒法讓兩個政權的優劣性直接‘是騾子是馬、拉出來真刀真槍遛一遛’，所以準入門檻的考核才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科舉也好，體制的考試也好，都是適用于那種環境的。”
想明白這一點，諸葛瑾終于豁然貫通，也意識到自己剛才隨口套用的思路，錯在哪兒了。
這就好比后世那些市場競爭充分的行業，那些小公司招人其實沒必要那么考慮學歷。尤其是新興行業變化快的，甚至可以靠外包解決一部分工作。然后發現外包公司里哪個真有本事的、能把項目做成的，哪怕大專學歷，也能不拘一格招進來。
但是，如果是沒有充分競爭的行業，和平年代難以考核的行業，比如體制里的很多職務，那就只能考核時卡學歷門檻了。
當然，也不是說做官不能考核，只是不如商戰、熱戰那么容易考核。如果考核得太狠，容易導致做官的只求完成kpi、只看眼前短期利益、放棄長期主義的追求。
無論怎么說，戰時狀態永遠是考驗文武人才真材實料最好的試金石。
所以歷史上的曹操和諸葛亮，其實推行的都是法家之治。他們不太在乎人才最初的準入，他們只在乎最初準入后的做事效果。強調賞罰分明、有法必依就夠了。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強調諸葛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就是這個道理。
如今，又疊加了一層“曹操破壞了大漢原有的官制，劉備要維護舊制”的考慮。既然如此，把那些所謂科舉改革的雛形思路暫時押后，等天下更太平一些、至少是劉備占據絕對優勢后再推行，也不會遲。
“確實是我疏忽了，令君所言，甚合物理。我大漢治國，本就王霸道雜之。治世多用教化，亂世先求明法。如今要的不是選官的新法，而是賞罰分明公平。我說的那些，確實稍微遠了點，將來討逆成功再考慮不遲。”
諸葛瑾最終虛心承認、自己在這一個小點上激進了些，不合時宜。
為了顯得鄭重，在劉備面前，他和二弟討論大政方針都是喊對方官職。諸葛亮喊他“司徒”，他喊諸葛亮“令君”。
工作的時候要稱職務嘛。
劉備聽了諸葛瑾自己的剖析總結，也終于明白了其中道理，連連點頭，還中肯點評：
“子瑜想事，每每天馬行空，成百代之治。只是有些東西，確實不適合眼下。孔明務實謹慎，能兼顧眼下和長遠，也算是各有所長。”
一旁的魯肅，也是飽讀經典的，便也順勢湊趣：“昔公孫鞅得景監舉薦、初見秦孝公，言五帝之道，不得時宜。再次覲見，言文王之道，三見之時，方言及桓文之道。
主公得子瑜、孔明輔佐，可兼得五帝之道、文王之道、桓文之道。必能討逆平亂，且使天下長久治平。”
魯肅幾句話，就把諸葛瑾的話，架在了長治久安之道上，又把諸葛亮的微調意見，說成是亂世的臨時權宜之計，遠近兼得。
話說到這份上，也算是皆大歡喜，大家都把問題說開了。
諸葛瑾心中，也是重新審視了一下自己的真實實力。
果然不能小看天下英才，隨著時間的流逝，自己作為穿越者可以直接抄答案的遠見卓識貢獻，肯定會越來越少。
但多虧了自己這十幾年來，有好好培養二弟，所以以后自己哪怕只拿出一些高屋建瓴、如羚羊掛角般的遠景展望方向、思路，二弟也能幫著自己完善落實。
劉備見話已徹底說開，也就順勢把話題繼續往下推：“既如此，未來幾年，官制、選才方面的革新舉措，都可以從長計議。等將來討逆形勢明朗了，再細細規制不遲。
眼下，我等還是先議議，剛才提及的其他諸項革新之舉，是否有迫切之處。孔明，剛才你對子瑜提到的‘革新吏治稅賦’，并無異議，如此說來，你也覺得，未來一兩年內，便該在這方面有所舉動？
這樣會不會觸及太多人的利益，導致人心不穩呢？子敬、士元，你們也暢所欲言，不要有顧慮。”
自古以來，戰時狀態稍稍松懈，一方想要搞改革，肯定是無非從改官或者改錢兩個角度切入。
改官改選才，已經被暫時摁住了，沒有迫切性。那么剩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錢和稅的法度，有沒有改的緊迫性。
先解決要不要做、要不要立刻做的問題，將來才能慢慢細化討論怎么做。
劉備在定方向的時候，就如此謹慎，點名問到了魯肅和龐統，兩人自然也不能不回應。
于是龐統率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屬下以奇謀為長，不擅內政長遠之計。愚以為，若是司徒與令君胸有良法，倒也不妨試試。但若是會先破后立、傷筋動骨，則需慎重。”
魯肅也中肯地說：“我軍起兵多年，眼下獲取軍需錢糧的途徑，除了我大漢稅賦舊法之外，無非靠官商、商稅、屯田。前些年，官商昌盛，尤其是造船、海貿、鹽場獲利頗豐，能維持軍需，倒是掩蓋了我軍改革稅賦之法的迫切性。
屬下以為，將來改革財稅的必要性，還是有所迫切的，但眼下卻有待商榷。因為天下還有四大諸侯，除了我軍和曹賊之外，荊州劉景升、益州劉季玉，畢竟尚未徹底歸順我軍。
如果我軍大刀闊斧，導致治下世家、豪強、富戶所需繳納錢糧變得更多，生出怨言，我擔心會導致益州、荊北的士民產生怨望觀望之心，不利于主公籠絡此二州。”
魯肅說的這番道理，也是非常務實的。他沒說將來不該想辦法另外籌劃錢糧，只說眼下要更好地拉攏更多人支持。
亂世之中，很多諸侯對于自己治下已經跑不了的百姓、甚至是豪強，還是頗有魄力去強化調度力度的。但是對于需要和平爭取的搖擺勢力，就是另外一副做派了。
雖然說起來有點道義上不正確，但對于那些能夠用腳潤走的人，還是要以“寬仁善政”吸引為主。
劉備聽了，也是微微點頭。道德層面上來說，他不是很贊同這種事情，但魯肅所言很現實，也是權宜之計。
不過，這個議題，剛才諸葛兄弟都贊同了，正方的意見空前強大，所以劉備倒也不至于因為魯肅的務實，就直接動搖。
他只是和藹地轉向諸葛兄弟，尤其是問擅長分析細節的諸葛亮：“子敬可是給你們兄弟出了難題了，孔明，你作何解？”
諸葛亮搖著羽扇，不疾不徐說道：“子敬所言，也是金玉之論，頗得輕重緩急之道，也看到了人心向背之力。
不過，我所設想的稅賦革新之道，或許恰恰是有利于益州人心所向的。或許主公按照此法施為之后，百姓負擔未必會加重，只是會變得更為高效。到時候益州之民看了，說不定會更加想成為主公治下的百姓。”
“哦？竟有這樣的效果？天下還有稅賦改制之法，既能斂財更多、又不會與民爭利、反而能贏得人心的？”劉備聞言頗感驚喜，一時又覺得難以想象。
按魯肅的思路，他能設想的一切稅賦改革，都是有取舍的。
諸葛亮想的，居然是一條“既要又要還要”的路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