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賞群臣的事兒，前后折騰了大半個月，終于塵埃落定。
典禮結束之后，劉備也派使者四出，去給駐扎各地、沒能來武昌的文武臣僚送上印綬。
根據路途遠近，最北邊的趙云、糜竺等人，至少要一個月之后才能收到。
劉備在武昌舉行大典是在四月初，趙云等人收到，就是五月份的事情了。
變更官職之后，很多人事上的職權調整，也紛繁復雜，需要處理很久。
整個四月份，劉備軍上上下下基本上都在忙這些磨合性的工作。
而北邊的曹操，今年春夏也一直在休養生息、恢復生產、打造雙側金屬馬鐙和高橋馬鞍、升級軍隊的裝備。
曹操陣營，去年因為翻越秦嶺作戰長達半年多，導致了巨大的軍糧消費、后勤損耗。后方都已經緊繃到了極限，至少也需要一兩年的恢復期，這段時間里曹軍只能是采取守勢。
雙方相安無事，時間便悄然來到了建安十二年的五月初。
這天一早，劉備又一次聽取了諸葛亮的人事工作匯報，對文武百官的職權調整情況，也算有了全面的掌握，知道這事兒已經算揭過了。
搞定一樁大事，劉備便開始琢磨起下一步的布局安排。
他也知道，自己控制的疆域已經非常廣大，而且比較割裂。所以自己不可能長期跟諸葛兄弟，還有二弟三弟駐扎一處。
雖然他也很想每天跟心腹弟兄們聯絡感情，一起吃喝玩樂同享富貴。
但理智告訴他，這種事情目前只能是偶爾為之，為了領土的長治久安，還是要跟之前那樣，東西分治。
于是，一早聽取完匯報后，午時劉備就順便召集諸葛兄弟、龐統、魯肅，還有關羽張飛，關起門來私下小宴一場，討論下一階段的戰略布局，以及高層文武的轄區調度、治所調整。
因為都是自己人，而且是絕對心腹，連劉備本人在內出席者一共也就七人，劉備說話就比較隨意、直奔主題。
他開門見山先問：“去年血戰半年有余，我軍和曹賊都已軍糧匱乏，一兩年內無力遠征。后續兩年，諸位覺得我軍當以何為重？是安心休養生息、興修水利、整頓吏治，還是……”
劉備問這個問題時，下意識也先看向諸葛瑾。或許是過去兩年，他每次有事兒都跟諸葛亮、龐統商議，跟諸葛瑾都只是書信往來，如今還是有些生疏。所以劉備不由自主就會想給諸葛瑾多一點表現機會，這也是為了更好的恢復、增強互信。
諸葛瑾知道自己只是負責定調子的，不用說得太具體，就先鋪墊幾句，給別人留下補充的空間：
“蒙主公垂詢，愚以為未來兩年，我軍確實當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為主。也要輔之以吏治、選才、稅賦等制度的整頓，軍械和工巧的改良。
另一方面，兵馬戰備也不能松懈，雖然我軍不會擅自主動出擊，可一旦天下有變，有機會整合盟友，那也不能錯過。軍事上，只能說是敵不動，我不動。敵若動，我們也要抓緊分一杯羹，不能讓曹操變強。”
諸葛瑾這番話，說得四平八穩，從日常發展，到官、稅改革，再到技術和工業建設，軍事投機，四方面都提到了。
同時又不至于太具體，留足了其他人發揮的空間。
劉備聽后，只是微微點頭，也不評論，又轉向諸葛亮，示意諸葛亮也查漏補缺說幾句。
諸葛亮跟大哥重逢，不過月余，還是不太想搶風頭。但他如今名義上也官居尚書令了，對于司徒的大略方針，總該做出微調落實。
而且他太了解主公了，這種場合，不留下點干貨，就太虛偽了。
諸葛亮想了一會兒，便基本肯定了大哥大部分的布局，只是挑了其中一個點說說：
“我以為，休養生息、整頓吏治稅賦、軍備不懈，這些都是該做的，具體輕重緩急，可以到時視情勢而定。不過司徒所提革新‘選才’之法，不知要如何革新？
如今還算是戰時，而且曹操去年才改了朝廷官制，我軍現在是打出復古大漢舊制旗號的一方，如果貿然做些傷筋動骨的改動，怕是于大義名分不利。”
諸葛瑾被弟弟指出了話中一個點的問題，也不由認真思考起來。
剛才他那番四平八穩的話，也是貪多求全，什么都說了。被這么一提醒，才意識到未來兩年搞官制或是人事上的改革，確實稍稍有點時機不恰當。
不過，諸葛瑾畢竟是穿越者，他自覺還是有不少先知先覺的優越感的。而且關于后世人才選拔制度，他也多少了解，隨便拿出一些先進的東西，還不是直接碾壓漢朝的舊法？
諸葛瑾第一時間就想到了后世的科舉制，那怎么看都是比察舉制更優越的。
倒是歷史上魏晉的九品中正制，歷朝歷代評價都不高，不過相比于漢朝已經走到末路的察舉制，也還是有一丁點優化的（主要是漢朝的察舉制到后期，已經是“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了，一開始用意是好的，到漢末已經爛了）。
所以諸葛瑾下意識覺得，自己隨便說點什么，都能碾壓當時的制度。
于是他就環視場內，見也沒有外人，便隨口吐露幾句：“本朝的察舉之法，一開始用意自然是好的。但桓靈以來，積弊叢生，所舉之人，不是花錢買的，便是地方豪強威逼郡守所致。
如果另行他法，比如增加考核，確保朝廷能沙汰地方上舉薦上來的、實際不合格的人，必然對選才用士大有裨益。”
諸葛瑾這般說，也是怕直接說出詳細的科舉制思路，太過超前突兀，也讓人接受不了。便靈機一動，只是模糊地說了個在察舉制基礎上、稍加改良的方法，增加一道考核。
他本以為這么穩妥的“微改良”，肯定會收獲其他重臣的驚嘆。
然而結果卻是，只有龐統、魯肅若有所思。諸葛亮反而對大哥的說法，頗有些猶疑。
劉備也看出諸葛亮的態度傾向、似不尋常，便低聲鼓勵：“先生可是覺得此法稍有不妥？”
諸葛瑾也看出劉備的故意之意，連忙說道：“既是談論公務，不必顧慮其余，但說無妨。”
大哥都這么說了，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顧慮，侃侃而談：“司徒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桓靈時，察舉之弊，天下人所共見。但是要說增加一些考核以應對此弊，卻也有些牽涉過大，不適合如今的局勢。
畢竟如今乃是亂世，主公選才，本就已經不拘一格，并非全然按照察舉之法。遇到能吏、勇士，只要有所建樹，便能立刻得到拔擢，貧寒而有才干之士，出頭之路并不匱乏。
所以，司徒所獻之策，或許能在天下太平之后、選才之路不暢時，再行提出，卻不適合現在。”
諸葛亮這番話，完全沒有歷史包袱，純是就事論事，以治理效果為準繩。
倒是把極度依賴對歷史先知先覺的諸葛瑾，說得一愣一愣的。
諸葛瑾不由異議：“這……選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話，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賞罰體系，怕是也難以人盡其才吧？要是有些人一開始就連表現的機會都撈不到呢？
太史公在《平原君列傳》中尚且記載毛遂之言，‘錐處囊中，方得脫穎而出’，但選才之法不當，連處于囊中的機會都沒有。”
諸葛亮：“太史公所記，恰恰證明了我所言，毛遂自薦之前，為什么沒有機會‘處于囊中’？是因為當時趙國還算相對太平，沒有遭遇危難。
而只要和平、不與敵逆激烈對抗，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才能混跡于英賢之間，濫竽充數，導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沒。
可是強秦迫近，趙國非聯楚不能自保，生死關頭，選才便不再拘泥于虛名，必須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現的機會。
我大漢昔日承平之時，選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將來前途才會遠大，已經形成了默契。雖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現卓異而得升遷，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還是有限。
可是自從先帝亂世以來，無論是曹操還是主公，甚至是當年的董卓，已經提拔了多少有實干之才而無察舉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還重要么？可以說在敵我雙方，都已經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陳年積弊，我卻以為，眼下要調整的不是選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開從士卒、小吏中選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業績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讓能者靠真實功勛治績升遷。”
諸葛瑾被二弟這番話一啟發，也是久久不能平復。
他因為歷史慣性，而傾向于科舉，但現在看來。在選官時強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學“嚴進寬出”，高考錄取的時候很嚴，最后學成什么樣反而沒那么嚴。
諸葛亮的說法，倒是“寬進嚴出”，在選官的選擇面上大大拓寬了，管你是小吏還是小兵，辦事強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禮部的“準入考試”，諸葛亮更重的是已經進了門、給公家辦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兒。
從后世歷史的經驗來看，禮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個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運轉的必要保證。
但是，怎么到了諸葛亮嘴里，如今這個特殊形勢、環境下，后者的重要性會遠遠強于前者呢？
諸葛瑾一時有點懵逼，愣了好一會兒后，他才終于想到問題出在了哪兒。
“我怎么就抄歷史抄得燈下黑了！居然把這一點給忘了！果然歷史不能死讀書啊！”諸葛瑾想通之后，腦中不由暗暗自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