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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爪哇商團的初步談判，就持續了兩天。達成了初步協定之后，郭康又派遣手下官吏，去和他們商談具體細節。
他的助手們對此都很興奮。爪哇商人這次來訪，帶來了大量的東方商品，包括珍貴的鐵鍋、絲綢、白糖、茶葉、香料……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船隊規模之大，讓這邊最大的圖爾港，都停不下，得分流去蘇伊士港乃至更南的延布港。當地人對此震撼不已，連碼頭的駝隊頭領和書吏，都在給郭康的報告里說，從來沒見過這么巨大的船隊。
這些商品，在地中海市場，是字面意義上的價值連城，畢竟國王們出售城市，一般也就幾萬到十幾萬金幣的開價。郭康現在手里的資金，大概只夠買一個零頭的。
不過，孫十萬托商團帶了親筆信，說可以給郭康賒賬，而且也不用急著還。按他的說法，生意做到他這個地步之后，再回頭看待“錢”這個東西，就已經可以看得比較透徹了。
金錢說到底，只是一種用來兌換其他東西的中介——按照經驗，要是能保持信譽，把它換成紙都可以。因此，相對于那些單純只是金光閃閃、比較好看的貴金屬坨坨，和賬本上的各種數字，他更關注錢能換來的那些具體的東西。
大秦國開鑿水道的事情，他們一早就知道，還提供了不少支持，就是意識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如今，他們最想要的，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他做了半輩子生意，知道這種場合，吃相不能太難看，得和本地分銷商相處融洽才行。因此，也就不準備繼續擠壓當地和意大利商人。相反，他希望大家合作起來，爭取一個多贏的局面。
目前他最關注的，就是當地貿易便利性的問題。他希望，大秦官府能趁著這個機會，進一步明確制度，裁撤那些苛捐雜稅，給商業提供更多的支持。另外，還希望能夠允許他們，在埃及和努比亞進行經營，并且保證更多的物資采購份額，尤其是糧食、棉花、甘蔗等大宗農產品。
對此，郭康覺得都可以接受。實際上，他自己也在不斷推動改革——原因無他，主要是之前馬穆魯克的制度，實在是太逆天了。
馬穆魯克當政的時候，稅制和商業管理，可以說完全是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如沒有管理。蘇丹和埃米爾們并不懂如何經營商業，只知道缺錢了就加稅。商人除了海關的關稅，還要交商鋪的稅收、各個貨物的專門稅收，等等。有些稅收干脆直接就叫“保護稅”，用來豁免官方的劫掠行為。
到了戰時，還會有各種臨時稅收，乃至強買強賣的事情。而且，馬穆魯克的管理能力還特別貧弱，導致很多時候光收錢，卻無法提供對應的公共服務。
原本，從地中海到紅海和印度洋，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條是從亞歷山大和達米埃塔等港口，順著尼羅河到達開羅，然后東進抵達西奈半島，從蘇伊士港或者圖爾港進入紅海；另一條是從開羅沿著尼羅河往南，最遠可以直達第一瀑布旁的阿斯旺。一部分商隊會繼續南下，越過邊界，進入努比亞和阿比西尼亞；一部分則會從盧克索旁邊的庫斯港上岸，通過駝隊穿過一段沙漠，抵達紅海西岸的幾座港口。
理論上，第二條線路雖然遠，但是位置卻是更好的。這條商路能把地中海、紅海、埃及和東非都連接起來，因此擁有規模巨大的貨物流通量。東非高原上的物產，乃至整個非洲的朝圣者，也都可以通過這條路徑，進入紅海。雖然這邊的港口質量不如東岸，但勝在歷史悠久，規模龐大，因此也有自己的優勢。
然而，馬穆魯克卻不善經營，導致商路上秩序敗壞。上埃及頻繁遭遇旱災和瘟疫，馬穆魯克完全無力救災，也沒有心思去維持秩序。流民和沿途的貝都因部落，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匪幫，四處劫掠；港口的官吏也貪贓枉法，動輒敲詐勒索。因為頻繁的內亂，馬穆魯克的實際控制區也日漸萎縮，丟失了第一瀑布以南的幾乎所有區域。
歷代蘇丹推行了多次改革，都沒有成功。他們也組織了幾次南征，試圖驅趕那里盤踞的游牧民，恢復蘇丹地區，尤其是紅海西岸的阿伊扎布、薩瓦金等重要港口的統治。但是，這些征伐也都淺嘗輒止。不但沒能開疆拓土，反而連阿斯旺周邊都丟掉了。
這條商路日漸荒廢，第一條也沒有好哪去。馬穆魯克們經常一拍腦袋，就搞出一些迷惑的政策，導致商人在條件允許時，都寧可繞著他們走。
大部分馬穆魯克都是些思路簡單、行為粗暴的職業武人。他們的生存方式，基本可以概括為“除了土地什么都沒有，除了砍人什么都不會”。中下層的馬穆魯克，可以用以維持開銷的收入，普遍只有自己封地，而且往往不是自己經營，只是承包給包稅人。而包稅人往往盡自己所能，吞掉更大的部分，導致馬穆魯克得到的更少了。
在這個時代，馬穆魯克自己根本沒有靠譜的統計。不過，后世拿破侖攻入埃及之后，對當地馬穆魯克政權的財務狀況進行了摸排清查，留下了一些數據。
按照傳統，埃及的人口也按照信仰和地位等因素，被分為若干個社區。其中，信仰天方教的本地農民，被稱為“費拉”；信仰當地十字教教派的，被歸為“科普特人”。統治者更信任異教徒，因此，包稅工作和很多行政職務，主要都是科普特人來擔任。
借助這個便利，科普特人形成了秘密社團，勾結起來牟利。“費拉”繳納的實物稅額度，是他們自己定下來的；在支付和兌換錢幣的時候，“費拉”手里的小額銅幣值多少錢，也是他們說了算。此外，科普特人還控制了地方經費的流向，并且掌握了編訂稅冊、確定所有者實際稅負的權力。為了盡量減輕身上的稅收負擔，獲得更多優惠，費拉必須向科普特人行賄。
按照拿破侖的統計，當年埃及的全部收入，有4600萬法郎。而光是這種賄賂，就有800萬法郎之多。此外，各級官員也會紛紛動手，比如開羅的財務主官，一個人就要吃掉600萬法郎。
作為對比，整個埃及給奧斯曼蘇丹的上貢，也就只有740萬法郎——實際上，蘇丹在埃及的產業，應該是有1600萬的。也不知道剩下那一大半去哪了，可能，哪怕蘇丹的錢，一大半都不歸他自己……
在這個時代，馬穆魯克的收入還要更單一。大部分馬穆魯克，能做的就是盡量增加自己的封地面積，把這些土地高價租給“費拉”，以獲取租金。包稅人收上來的糧食，也要盡量提高價格賣出。有時候，也會額外收購低價糧食，然后再提價賣，以此來賺個差價。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這種生意的利潤都很低，也沒有什么提升的空間。馬穆魯克們想到的辦法，就是一邊加大力度逼迫費拉，讓他們低價吐出糧食；一邊抬高售價，以此得到利潤。開價太高，商人不能接受的時候，干脆強行要求商人購買，不掏錢不準走……
結果，普通商人紛紛跑路，只有那些背景特別硬的壟斷商才能留下來。失去了競爭者之后，馬穆魯克們反而被這幫人坑得更慘了……
而上層馬穆魯克，其實也好不了多少。他們對商業的理解，也同樣非常簡單。蘇丹巴爾斯貝經營了蔗糖莊園，為了保證收入，他規定對市面上所有糖類交易進行限制，后來干脆禁止民間種甘蔗。對其他的各種行業，也基本都只有這種簡單粗暴的壟斷方式。
結果，大批商人都被迫出走。留下來的人，也沒法通過正常的方式獲得較為合理的利潤，紛紛開始囤積商品、哄抬物價，讓市場環境和變得更加混亂。而且，有門路留下來的商人，也不會讓自己吃虧。
這些額外的成本，最后都會轉嫁到“費拉”頭上，讓這些人的生活，陷入了外來商人看來都極其悲慘的境地。好在費拉怎么折騰也不會造反，所以這個體系還能這么勉強維持到現在……
這樣的結果，幾乎是讓所有人都不舒服。費拉過得難受不說，馬穆魯克們干了這么多缺德事，結果也沒撈到幾個錢，都不知道圖什么……
因此，脫歡宣布把分封制改為聘任制，給合格的馬穆魯克直接發放口糧和年金的時候，很多人甚至都是如釋重負的心態。因為之前那種領主身份，還不如在開羅收錢干活舒服呢……
馬穆魯克政權瓦解，對于整個地區商業，其實也是有促進作用的。
理論上來說，馬穆魯克其實并不希望阻礙商業和航運發展，反而希望海運興盛起來。因為埃及的位置很關鍵，航海的發展，同樣能給當地帶來巨額收入。后來葡萄牙人發展出新航線之后，馬穆魯克還和威尼斯人一起，與新興的勢力進行爭奪海權的戰爭。他們失敗之后，海運的中心，才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一線。
然而，他們的經營水平實在太難看。好在馬穆魯克的海上力量，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影響不了太遠，還能避開。因此，這一百多年間，距離更遠、位于紅海入口之外的也門亞丁港，反而成了紅海地區最大的港口了。
也門地區，目前還是一群城邦小國。不過這些人常年在埃及、埃塞俄比亞、波斯三個板塊之間周旋，身段非常柔軟，很會做生意，屬于跟誰都能處得來的那種。因此，商業反而發展了起來。
雖然就在阿拉伯半島，但是當地甚至還有個猶太教部族。有人說他們是示巴女王拜訪所羅門時留在半路的人，也有說是羅馬時代皈依的。總之，就這么一直延續下來，跟大家照常做生意，也沒人去惹他們。
在郭康那邊的歷史上，這個小邦國甚至延續到了19世紀。那時候猶太復國主義開始興起，發現這里有個猶太教群體之后，復國主義者開始頻繁前往當地鬧事。當地人煩不勝煩，把猶太人都給趕走了。到20世紀，這些定居點才完全荒廢下來。
在這種氛圍下，當地的商業環境相當不錯。馬穆魯克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亞丁停泊過的商船要被課以重稅，也門的商品可能會被沒收等等，以此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不過，目前為止，這些措施的效果還是很有限。看起來，不想個別的辦法也是不行了……
相比起來，爪哇商人在這里落腳，肯定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們希望得到政策幫助，在紅海和東非進行開拓，估計也是為了擴大后方，和明朝競爭，后續估計也會帶來別的麻煩。但相比馬穆魯克那些抽象行為，這些麻煩，反而是可以接受的了。
更長遠地看來，隨著航海技術發展，地中海——紅海區域，和大西洋區域，肯定會有對抗。歷史上，大西洋東岸的崛起，就和紅海一帶的衰落息息相關。為了防止他們一家獨大，維持紅海的商業繁榮也是必不可少的。
大航海時代為什么沒有塞里斯？因為塞里斯就是大航海的目標。而現在，爪哇商人試圖西進，等于目標長了腿，開始朝你這邊跑了。平時哪有這么好的機會啊？所以，這次郭康很是積極。這些談判，也算是開了個好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