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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收繳工作之后，郭康熟門熟路地開始組織人手，恢復附近街區的秩序。
不出他所料，在行動開始之后，一些當地人就跑上街，趁亂四處放火、喊叫，準備趁火打劫。不過，郭康對此早有準備，馬穆魯克和騎士團成員很快擊潰了這些四處冒出來的匪幫。扼守要道的軍團兵也開始堵截，很快就抓捕了大批賊人。
清理完這個街區之后，郭康等人就朝下一個目標前進。就這樣，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都沒有完工。等一切都結束，已經是下午了。
這次行動，不止得到了眾多物資，也收獲了很多寶貴的信息。因此，郭康和脫歡等人會了次面，就開始整理手頭的資料。
經過對比，郭康很快就發現，現在糧食緊缺，不止是搜刮太緊，也是因為糧產量確實下降了。
按商人收稅的賬本顯示，從五六年前開始，尼羅河的泛濫又變得不穩定了。水位有時暴漲，淹沒了周圍土地；有時又過低，導致取水困難。這些情況，干擾了農業生產，導致糧食的產出，收到了極大影響。
這件事情，在動手之前那幾天，四處走訪和收集消息的時候，郭康就注意到了。他對此十分重視，專門找來軍團里的老營官，把資料給他，讓他先做一下規劃。等回頭人手湊齊，就立刻開始營造，修繕水利。
不過，營官告訴他，如果是為了應付現在的情況，那根本不需要大興土木，修建新的設施。因為尼羅河現在這點水位變化，完全屬于正常范圍內，按理來說，根本算不上“災害”的。不知道埃及人為什么大驚小怪，搞得和天塌了一樣……
郭康認為，就算這樣，也不能輕敵，因此還是堅持大家應該去勘探下。但從這幾天觀察的結果看，情況確實沒有他想的那么嚴重。
尼羅河周圍，修建了一些水壩和運河，用來進行灌溉。拜巴爾和他的幾個后繼者，還進行過一系列的擴建工程。但之后，因為馬穆魯克們持續內亂，沒人還有心思進行管理。尤其是布爾吉系的馬穆魯克掌權之后，一直不怎么看重水利工程的維護，導致很多設施淤積嚴重，幾乎喪失了作用。
尼羅河兩岸的一些耕地，位于河谷之中，在水利工程廢棄之后，更加容易受到河水漲落的影響。一旦泛濫的程度出現變動，就毫無抵抗能力。正好這兩年尼羅河不穩定，受到的災害影響，也因此更加嚴重了。
不過，軍團里的工程師們在實際勘察了幾處地點之后，認為這也不算蘇丹和底萬政府的問題。因為這些所謂水利工程，規模都不是很大。有人干脆直接對郭康說，要是在河南老家，這種水壩和溝渠，也就是村里自修的級別。
哪怕沒人來組織，大家既然在這里種田，總得自己打理吧？結果埃及人真能直接躺平，淹了也好，旱了也好，光在那兒哭，硬是沒人去把水利維護下。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調查還發現，除了不會修水利的問題，埃及農民的技術水平，也低下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種地并不是單純的體力活，而是一項需要農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勞動。耕田的農夫，需要具備基本的常識和素養；同時，村里也需要有一定知識水平和經驗的專業人才，開發和教授農業方面的技藝。
然而，埃及這邊，兩個條件都不具備。
這樣的結果，就是埃及人的耕種水平其實并不高，對于各種災害也毫無抵抗能力。隔三差五，就會遭遇各種水災、旱災、蟲災、凍害。減產也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聽到這個情況，郭康就一陣頭痛。顯然，想解決這些問題，真的要從最基本的組織開始做了。
好處是，他已經有了收編羅斯人的經驗，明白怎么做這種事情，至少知道如何起步了；壞處是，之前他帶羅斯人的時候，受過的各種氣，估計還得再經歷一遍。而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又得換個角度把他拷打一次。也不知道埃及人幾千年的文明，怎么混到和羅斯人坐一桌的……
當然，這幾年的災害，倒是沒有導致人口減少——因為人已經死了一大堆了。
這些年來，埃及最大的災害，并不是這些氣候問題，甚至不是貪婪的包稅人和粗疏的馬穆魯克，而是鼠疫。它對埃及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郭康對于“黑死病”的刻板印象。
從1347年那次大瘟疫開始，馬穆魯克統治下的埃及和敘利亞地區，鼠疫前后持續了170年，嚴重的大瘟疫爆發了20次，大概八九年就要來一回。至于小型爆發，數量就更多，導致這170年里，有六十年的時間，屬于鼠疫肆虐的范圍。基本上，已經成了當地的風土病了。
每次黑死病爆發，都會導致大量的人口死亡。這些資料，郭康倒是不陌生。因為1347年的黑死病造成的影響太大，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甚至，紫帳汗國的出現和發展，都和這次大瘟疫，有一些關聯。
歐洲那邊的情況，比較廣為人知。至于埃及和敘利亞這邊，紫帳汗國方面，也早就知道一些情況。當時，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路過敘利亞，記錄了不少鼠疫爆發的情況。后來他去金帳汗廷游歷，結識了郭蓋、伯顏帖木兒等人，也讓他們得知了這些消息。
按白圖泰的說法，瘟疫是從亞歷山大開始的。源頭估計是意大利商人，可能來自西西里，也可能是從草原運送奴隸的船只。很快，疾病就在整個埃及擴散開。
據說，開羅每天都要死亡幾百到一千人。疫情最為嚴重的一個月時間里，每天死亡兩萬一千人之多。不過白圖泰的說法，也不一定準確。因為那時候，由于死亡人數太多，底萬政府已經無法進行準確記錄了。
之后，瘟疫擴散到上埃及，并且進入了努比亞；向東，則進入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區。加沙每天死亡多達一千人，市場被迫關閉，城外的情況也很糟糕，許多農夫病死在田野里。當地埃米爾說，雖然是收獲的季節，但他已經無力組織人手收割糧食，因為農民都已經死了。
許多居民點被瘟疫摧毀，在約旦河邊的杰寧，只剩下一位老婦人幸存。貝都因人的部落也遭到了黑死病襲擊，一些地方，帳篷里的人，甚至他們的牛、羊、狗，都全部病死了。
白圖泰試圖躲避瘟疫，卻發現大馬士革也已經爆發了。城里人沒有辦法應對，就舉行齋戒。等他到達的時候，疫情已經有所緩解，每天只有兩千四百人死亡。瘟疫還向北，傳到了曼比季，并且進入小亞。整個馬穆魯克勢力范圍，都遭到了嚴重打擊。
這些消息被紫帳汗國獲知，已經是之后幾年的事情了。
那會兒，他們也已經從各種渠道，得知整個歐洲都爆發了嚴重的瘟疫。東歐地區的情況相對好一些，但意大利和西部，據說情況極為嚴重。再加上埃及和敘利亞的消息，很顯然，整個地中海世界，都遭到了這種致命瘟疫的襲擊。
紫帳汗國那會兒還不大，領土也都是些窮鄉僻壤，早就被各路軍閥打爛了的地方。交通還沒怎么恢復，整天就是和當地土貴族打來打去，商人都不怎么敢來。因此，倒是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但這些消息，還是造成了很大震撼。
郭蓋等人認為，如今蠻夷橫行，禮義荒廢，統治者不修德行，因此天地間失去了調和，五德失去了次序。因此，邪氣四處肆虐，造成了這種大規模的瘟疫。
后來，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大家不斷見識蠻族國家內部，因饑荒、瘟疫和暴政導致的慘狀。所以，這個觀念不但沒有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淡化，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和完善，甚至進入了紫帳汗國的正統性敘事中，和教化蠻夷、吊民伐罪一道，成了常用的宣傳口號。
等到郭康這個時代，吳王率領一些明朝人來到大都，在避難的時候，也帶來了那邊的一些故事，和中原地區流行的新思想。國中的羅馬人，特別喜歡他帶來的明太祖檄文。其中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語句，更是廣為流傳。
可能是因為朱元璋的事跡太有激勵性，這話經常被人改幾個詞就拿去用，說是要學習“世界光復者”朱洪武的事跡，驅除蠻族，光復羅馬。把這些思路，都融合了起來。
而且，和后世的一些印象不同，黑死病也不是只有這一次，更不是肆虐了幾年之后就突然消失了。歐洲地區，和埃及一樣，也是頻繁爆發的。
歐洲的官僚體系遠不如天方教世界完善，記錄也經常不完整，但就算如此，也可以斷定，這個時期里，歐洲也至少有17次嚴重的爆發。平均十一年，黑死病就要大規模卷土重來一回。至于小規模的，同樣已經無法記錄了。
所以，郭康等人，對于瘟疫這個現象，以及后續的影響，其實是很熟悉的。只不過，由于資料短缺，不知道這些瘟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損害。
而埃及的各種資料，尤其是底萬政府的人口統計和稅收記錄，就能直接補足這部分的認知。
按照資料，埃及的經濟遭到的打擊，可以說是毀滅性的。1389年的時候，黑死病在上埃及爆發，盧克索地區24000個費丹的土地，只有一千個在正常耕作。十年后，瘟疫再次爆發，埃及2200個村莊，有40個完全廢棄，462個稅收減少。農民不是病死，就是驚慌逃走，導致當地根本無法正常征收糧食。
在城市里，小麥的正常價格是60到90迪爾汗，瘟疫爆發后上漲到了360。又過了十年，也就是郭康他們發起遠征之前幾年，同樣的疾病又爆發了。這次，不止糧價上漲，商人還勾結起來，發國難財。而開羅的行政管理人員，不但不進行打擊，還故意袒護糧商，限制其他人運輸糧食進城，導致口糧漲到了上千迪爾汗之多。謝赫得知消息之后，罷免了開羅的總督，還緊急給市民發大餅，把糧價壓到了600左右，但不管商人集團，還是黑死病，都不是他能抗衡的，因此也無法挽救整個局勢。
人口和經濟的損失，對馬穆魯克政權來說，還是比較間接的。最直接的打擊，是馬穆魯克和教法學者等精英人群的死亡。
相對于歐洲，天方教世界的精英階層，在面對瘟疫時，要普遍更加盡責。蘇丹和埃米爾們一般會堅守本地，為了躲避瘟疫而放棄管理職責出逃的人，往往被視為懦夫，受到人們的鄙視，甚至有人被迫又返回崗位。馬穆魯克也往往會被派往一線，維持治安，組織民眾恢復秩序。
宗教學者和管理基層的教士們，在瘟疫期間也很盡責。按照文書記錄，這幾次大規模鼠疫中，烏萊瑪階層始終在堅持履行職責，組織人們祈禱，為死者義務舉行葬禮，安撫恐慌的民眾。
所以，瘟疫之后，并沒有出現歐洲那樣，教會因為面對黑死病時無能的表現，乃至神職人員的種種丑態，受到人們普遍質疑的情況。相反，人們對于宗教和神職人員，反而更加信任了，畢竟人家有事是真的上……
但這種結果，卻很難說是不是好事。
從統計看，馬穆魯克的死亡率，比普通平民還要高。實際上，第一次黑死病，就幾乎把馬穆魯克階層徹底摧毀。蘇丹納西爾·蓋拉溫有兩萬四千名馬穆魯克。他去世之后，幾個兒子陷入內戰，正好這時候黑死病爆發，導致馬穆魯克數量銳減。疫情之后，已經只剩下1001個人了。
此后的蘇丹們多次進行恢復的嘗試，但很少有人成功。整個布爾吉王朝期間，皇家馬穆魯克的數量，幾乎沒有超越過一千人。
更嚴重的是，黑死病對于兒童，殺傷力更強。15世紀初，也就是郭康這個時代，學者伊本·比爾迪根據底萬戶籍冊的數據，進行了統計。他發現，在一次75天的疫情中，損失了男人1065人、婦女669人、兒童3969人。
在民間，這恐怕只能算是當代的眾多悲劇之一，但對于馬穆魯克政權來說，卻是致命的。
馬穆魯克效忠的對象是領主個人，而不是整個王朝或者國家。按照傳統，老蘇丹死后，他的馬穆魯克也很難被繼續重用，因為新蘇丹往往不太信任他們，而是更信任自己親手購買和培養的年輕親信。
更何況，按馬穆魯克政權的特色，新蘇丹很大概率并不是老蘇丹的子嗣，而是起兵奪位的其他軍頭。因此，前任蘇丹的馬穆魯克，反而是懷疑和監管的對象。
然而黑死病爆發之后，幼年、少年的馬穆魯克學童，死亡是最嚴重的；而前任蘇丹的馬穆魯克，都是經歷過瘟疫還活下來的人，抵抗力相對較強，死亡率就不算太高。這導致新蘇丹遲遲不能培養出自己的新一代班底。這個問題，甚至影響到了馬穆魯克政權內部的勢力平衡。
上一次黑死病爆發，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這次瘟疫從敘利亞開始，在大馬士革造成了五萬人死亡，許多村莊空無一人，大片農田被廢棄。而埃及的情況同樣嚴重，謝赫的馬穆魯克學校里，有幾百名學徒死亡，之前耗費巨資購買和培養的人才，幾乎損失一空。
為了應對可能的外敵，只能頂著高價，走土庫曼商人的路子，再緊急購入奴隸補充。而這些新人，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都比不上之前，培訓的也非常將就。當地學者記錄說，就算集結全部的皇家馬穆魯克和哈勒噶軍團，也就只有五千人，其中恐怕只有一千人堪戰。
在這種情況下，謝赫想盡了辦法，聚集了大量兵力，但質量十分堪憂，大部分其實都是臨時湊數的。連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投入戰場，作為總預備隊的皇家馬穆魯克，素質都參差不齊——為了彌補數量的嚴重不足，謝赫甚至只能讓新學徒也加入陣列。結果，很多所謂精銳，其實就是一群半大小孩，訓練時間可能也就比義務制的普通軍團兵，稍微長一點。他們的實戰表現，自然也無法保證了。
知道了這些，郭康才明白，為什么當時敵人表現的這么奇怪。
經濟和軍事上的問題，進一步動搖了馬穆魯克的統治。1410年的瘟疫中，巴勒斯坦的鄉村，受影響不是很大，但蘇丹卻想把城里損失的稅收，加在幸存的村民頭上，以此保證軍費不下降。結果，人們紛紛逃離村落，躲避賦稅。之前的農耕區，甚至開始游牧化了。
在紫帳汗國和敘利亞軍閥籌備南下的時候，埃及方面沒有從此北上的打算，當地人也完全是躺平的心態，可能就是因為之前已經被折騰慘了。無論是地方領主，還是普通人，都實在不想再去拼命了。
如果從未來看，這個趨勢也不會就此停止下來，而是會再持續一百年之久，直到馬穆魯克政權滅亡。因為在之后的時間里，黑死病依然會不斷爆發。
1460年，黑死病導致1400名皇家馬穆魯克死亡；1476年的爆發殺死了2000人；1497年，又有1000名皇家馬穆魯克亡于瘟疫。布爾吉王朝執政時間最長的蘇丹凱特貝，一度也嘗試過恢復經濟和軍事，但在歷次瘟疫中，他的馬穆魯克死亡超過八千人。史學家們直白地記錄說，“皇家馬穆魯克的城堡空空蕩蕩，因為他們都已經死亡”。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
在國際局勢上，馬穆魯克政權也長期處于被動。
安達盧西亞的殘余勢力，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始四處求援。原本，作為這一帶最強大的天方教政權，馬穆魯克就是他們最主要的求助對象。當時的蘇丹，也確實有過出兵支援，打斷十字教“再征服”運動的想法。
但黑死病導致的士兵損失，讓馬穆魯克軍隊喪失了跨海遠征的能力，計劃最終泡湯，沒能阻止敵人的繼續南進。安達盧西亞人病急亂投醫，最終都找到大都去了，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而在歷史上，直到滅亡，馬穆魯克都沒緩過來。因為經濟崩潰，軍費不足，馬穆魯克甚至長期沒有大規模列裝火器。奧斯曼人記錄說，在早年，他們和馬穆魯克的交戰中，馬穆魯克們軍餉充足，武器優良，每次都能占據上風。但到了16世紀，同奧斯曼人對陣的，卻是一群遲鈍、沮喪、沒有軍餉和軍械陳舊的暴徒。
到1516年，奧斯曼和馬穆魯克決戰的時候，馬穆魯克的戰術依然是傳統的全騎兵硬沖。盡管這些馬穆魯克還是一舉沖垮了奧斯曼征召的炮灰，迫使耶尼切里陷入苦戰，表現的比波斯騎兵還好一些，但其實已經沒有戰略上取勝的可能性了。
想避免這個情況，真正把埃及消化好，而不是和馬穆魯克——或者代替他們的奧斯曼一樣，單純把這里當提款機，恐怕首先就得面對這個問題。如果按之前世界的歷史，1414年當年的夏秋，就會再來一次小規模黑死病爆發，算起來都沒多長時間了。郭康等人固然可以帶兵跑路，但光靠逃避，恐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此，郭康也加緊進行整理，看目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資源。包括物資上、組織上，乃至思想上，都要抓緊進行研究，加以利用。
平心而論，這個時代的天方教世界，相比于歐洲十字教諸國，還是有一些優勢的。他們這里的醫學更加發達，組織也更完善。對此，雙方其實都是承認的。但和馬穆魯克過于盡責地執行命令，反而害了大家一樣，這種優勢，也帶來了巨大的副作用。
在黑死病最初幾次的發作中，埃及人也對自己的醫生和教士有足夠的信心，以至于瘟疫爆發后，和歐洲人逃離城市不同，埃及人反而涌向城市，因為城里有更豐富的醫療資源，也有更多的寺院和神職人員——在大家的印象中，這里的醫術和祈禱，應該是能拯救自己的。
然而，對于這個時代的醫學來說，黑死病還是過于超綱了。這種行為，不但沒有拯救難民的生命，反而導致了城里的人口密度提高，傳染也更加嚴重。
對于瘟疫本身，醫生和學者們有一些隱約的了解，知道疾病會在人和人、人和動物之間傳播。不過，他們大多認為，傳播的途徑，是遭到污染的空氣。
老海膽和伊德里斯他們的師祖，也就是那位總結周期律的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發現瘟疫之前，老鼠總是有些異常表現。不過這種發現，也只是出于直覺，他自己也沒能研究出鼠患和瘟疫有什么直接聯系。對于如何進行應對，大家也沒能拿出有效的辦法。
因為醫學方面的措施都沒有什么效果，從蘇丹到普通人，都只能求助于宗教。但哪怕當代人自己，都已經發現，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樣效果不佳。
在圣訓里，有一些關于瘟疫的條目。比如要求信徒在瘟疫爆發時，不要前往發生地；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瘟疫，也不要慌忙逃離。老先知還告訴眾人，瘟疫同樣是成為烈士的征兆，在瘟疫中去世的信徒，也算是烈士。因此，在瘟疫發生時，天方教信徒要比法蘭克人之類，更好管理一些。一些虔誠的人也樂意冒著危險留下，積極參與防治活動。
這些教規，很多都是老先知的生存經驗總結，對于當時人應對各種災難很有價值。但幾百年下來，很多地方還在吃老本。那些有優勢的地方，往往也沒能繼續發揚下去，甚至走向了抽象的方向。
之前黑死病爆發時，束手無策的蘇丹就求助于教法學家，問他們，這是否真的是胡大對于眾人的懲罰。教法學家們分析之后認為，這都是因為民眾多行奸事，尤其是埃及的女人們，甚至白日里都在街上賣俏行奸導致的。
蘇丹于是下達命令，除了年老的婦人，禁止一切婦女出門，還組織了巡邏隊，看到街上的女人，就暴打她們。此外，也嚴格禁止大家飲酒、賭博，試圖讓胡大息怒。
然而，瘟疫還是沒有就此停止。甚至，事后統計死亡人數，女人比男人還低得多。蘇丹對此十分困惑不解，教法學家們也解釋不了是怎么回事。
此外，他們還嘗試過各種奇怪的方式。除了限制和歧視婦女，還制定過歧視性的政策，要求齊米階層的異教徒穿奇裝異服，穿戴明確的標識。
這些措施，也同樣沒有取得明確的效果。不過和歐洲同行相比，馬穆魯克們普遍比較……質樸。發現歧視沒什么用，他就不歧視了。因此，這些政策也沒有持續多久，就漸漸荒廢了……
在這種環境下，想做好預防和防治工作，大概真的需要費一番功夫了。
按后世的描述，好像只要大家躺平等死，讓黑死病帶走那些倒霉蛋，很快瘟疫就會自己消失，留下一個更加適合發展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王道世界。
但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肯定不可能是這樣。
無論歐洲還是中東，黑死病都根本沒有突然消失，而是一直在給社會放血。埃及的情況已經夠嚴重了，歐洲那邊的條件更加惡劣，說沒有多少損失，郭康才不會相信。只可能是因為很多地方根本沒有記錄，所以沒記錄就等于沒死人，大家就和黑死病成功共存了。
黑死病確實造成了大量工匠死亡，導致技術工人的薪酬大幅上漲。但是，埃及同樣發生了這種情況，但工匠地位和薪酬的突然提升，卻沒有引發技術的進步，反而擾亂了市場秩序，破壞了生產。因為很多人反而因此更加擺爛，不再研究怎么改進技術，提高效率——反正雇主也沒別人可選。
這就難免讓郭康懷疑，之前聽說的那種說法，是否也是個知道結果，再去論證過程的成功學神話。實際的情況，估計就是瘟疫沒有任何積極作用，能對抗還是必須盡力對抗。編這種段子，估計就是要給自己找個面子挽尊吧。
所以，很多事情，現在就得開始著手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