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希臘人采取的應對方法也很“傳統”。
一名愛奧尼亞群島的老貴族贊貝里奧斯，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他認為，希臘文明有三個元素，也就是古典希臘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羅馬元素。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了希臘文明。
這個理論，中原人估計會很熟悉。因為這其實就是“通三統而為一統”的思路。就像孔子說的，周兼于夏商二代一樣，希臘也是兼于羅馬、教會等前朝元素，形成既繼承了過去、又有所創新的新文化。
面對當時人對于中世紀東羅馬的排斥，贊貝里奧斯認為，不管喜不喜歡，都必須承認這個時代，承認將后來的希臘和古典希臘聯系起來的拜占庭文明，以及其中那些不可或缺的“東方特征”。因為它們也是希臘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理論補上了之前希臘民族主義中的巨大漏洞。當然，依然有很多人堅持希臘文化純正性，討厭落后、外來的“東方性”。
不過，另一位歷史學家帕帕里戈普洛斯隨后完善了這個觀點。他認為，歷史本來就是連續演化的，強行分段、制造差別，并不合理。希臘國家當然也是連續演進、不斷發展的，語言、宗教等等出現變化，非常正常。他更加強調語言的持續，和希臘民族的持續。
他提出，古希臘城邦其實已經落后了，難以形成一個統一國家。亞歷山大的到來，反而對希臘進行了改造。加上之后基督教的傳入和君士坦丁的遷都，一共發生了三次這樣的重大轉型。每次轉變，都適應了新的歷史環境和歷史使命，完成了對過去的拯救。而基督教和羅馬這類外部因素，也因此離不開希臘，雙方互相扶持發展，推動文明的進步。
這三次變化，被他稱為希臘的“三次重生”。不但不是落后和退化，還是不斷兼容并包，持續發展的標志，也是希臘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的一處特色。
可惜，這些希臘歷史學家可能沒怎么接觸過塞里斯歷史，否則也不至于為難這么久……
這個理論當然也不怎么完善。別的不說，就郭康那個時代，民間輿論糾結的諸多質疑元、清正統性的問題，隨便丟個出來，希臘人估計都受不住。
當然，好在全世界也沒有第二個這么嚴苛的地方了。希臘人這套理論，至少在他們那邊是夠用了。
可惜，這種理論雖然提供了一些說服力，現實影響卻很有限。
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希臘人必須依賴歐洲人。
為此，他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選擇自己名字的時候，當年的希臘文人們甚至更希望用拉丁語的“格雷西亞”，而不是希臘語里的“希臘”作為自稱。而前者本來是羅馬人對意大利南部，大希臘地區的特指，用來代指整個希臘，其實是一種誤讀。
對此，他們的解釋是，希臘人自己用這個詞代指希臘，出現得也不晚，是亞里士多德就開始使用的。至于真的是亞里士多德說的，還是郭康常用的那種“亞里士多德說的”，可能亞里士多德自己都不知道……
這事兒更是搞得自相矛盾——為了正本清源，和“羅馬韃子”劃清界限，回歸純正的希臘文化，這些希臘人連東羅馬都不認了，造出個這么大的麻煩來。結果，在選擇名稱的時候，又回到羅馬人的語言了。
這明顯已經和羅馬到底是先進還是落后，都沒什么關系了，整個邏輯就是混亂的。哪怕亞里士多德自己來，也得注意下避嫌吧。
當然，混亂的原因，卻并不復雜：這都是主人的愿望罷了。
為什么希臘人必須和羅馬劃清界線？因為歐洲人決不能接受有個羅馬出來。對這件事，郭康自己可是太清楚了。
而為什么希臘人起名字卻又要用羅馬話？不還是因為歐洲人習慣了拉丁語和它的衍生詞，用著更方便，有利于國際觀瞻。
這一方面是因為小國注定的悲哀，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希臘人自己的表現也確實不怎么樣。
這個“國家”在一開始，就無法實現內部團結：它是由大批被稱為“克萊夫特”的土匪組織，和一些傳統貴族組成的松散聯盟。土匪們不服從所有人的命令——好處是他們討厭頤指氣使的奧斯曼人，壞處則是他們同樣討厭給自己發號施令的希臘政權；
而老貴族們雖然家底厚實，有些家族甚至已經是東羅馬、奧斯曼和希臘的三朝元老，但戰斗力確實不怎么樣。
更麻煩的是，這些人對希臘的忠誠程度可能還不如土匪們——他們大部分都是奧斯曼時代，為蘇丹效力的上層希臘貴族“法納爾人”。
有些家族本來在保加利亞和瓦拉幾亞當地頭蛇，因為助紂為虐，被當地人厭惡的程度超越了奧斯曼人，只能開溜；有些則背叛了蘇丹投靠俄國，又背叛沙皇逃到希臘，讓人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真的熱愛祖國還是僅僅又一次進行投機。
對于這些人的特點，雅典的主保圣女、圣菲洛泰進行過概述。這位為了保護被奧斯曼人掠走的婦女而殉道的貴族婦女，對同胞們的評價是“沒有善惡之別，沒有信仰，沒有定力，寡廉鮮恥且大膽妄為，每天怨氣沖天……時刻準備著從他人的不幸中撈上一把。”從事后發展看，她的評價還是挺準的。
這些人確實很早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制定臨時憲法，但這個組織完全沒能彌合眾人之間的矛盾。他們唯一的共識，大概就是要向外國要錢要支援。親赴希臘參與獨立戰爭的英國歷史學家喬治·芬利則直言記錄說，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設法欺騙歐洲人給錢，卻很少努力把希臘人自己組織起來。
這種努力倒不是沒成果。一眾西歐人真的前往希臘支援作戰，而更多的人也出于各種目的，樂意籌集資金。
在倫敦，哲學家邊沁等人組織了“倫敦希臘人協會”，試圖借助希臘獨立，進行自己的理想社會建設嘗試。協會吸引了不少出手闊綽的貴族，最高的1825年，當年就向希臘投入了二百萬英鎊——而那一年英國陸軍的軍費也就680萬。
拜倫倒是比邊沁現實一些，覺得這個想法有些不切實際。但希臘的實際情況，甚至讓這位深信懷疑主義、有嚴重抑郁癥的詩人都大跌眼鏡。憑借著能把精神病人氣出院的操作，老貴族們成功把這些資金，全都浪費在了無止境的內訌和黨爭上，沒能取得任何成果，只能向更嚴苛的債主借更多的錢來填窟窿。
所以這些理論的問題，其實很尷尬。幾百年了依然是這個樣子，讓郭康很懷疑，希臘人研究這東西到底有用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