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濟那些士族學子被時不凡所反駁得無話可說，只能夠灰溜溜的走了。不過在場的寒門學子也都紛紛歡呼起來，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明天。過去那些士族一直掌握了學術的解釋權，他們借助所謂的天命理論作為解釋，然后他們讓百姓安于被統治，甚至創造出來了一大堆的所謂天生高貴的理論，意圖從思想上統治。而這個理論，讓很多后世人都認為是這樣，什么都埋怨“命”，說自己沒有這個命。可是有誰知道，這個“命”不過是古代統治階級用來壓迫百姓的一個理論依據，可是這個根本也就是偽命題。
“我認為，天命，存在于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天在人心當中，而德行天良自然也就是在人心當中。既然天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天命也就是在我們每一個人心里。命，那是弱者的借口。運，是成功者的謙辭。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掌握自己的內心，掌握了自己內心的天，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可以為自己而奮斗。天命，就在自己心里，只要我們堅定我們的本心，不被外物所迷惑，那也就是天命在心。人掌握自己的心，那也就是掌握了天命，因為每個人的天命都是在心中。”時不凡最終總結說道。
任雅相馬上大聲喊：“時校書郎說得好，天在我們天下萬民的心中，天命就是民心，天命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總和！”
那些寒門子弟更是感覺激動無比，時不凡的“心學”算是為了他們找到了為自己爭取利益，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理論依據。這樣他們從學術理論上已經可以說是擺脫了士族制定的思想學術的桎梏，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樣從思想學術上突破，帶來都是整個階層甚至是整個人類的進步。時不凡為這些寒門學子找到了突破士族思想封鎖的突破點，這樣他們當然要拼命維護。
可想而知，接下來這些寒門學子也都絕對會選擇傳播時不凡的“心學”，甚至把時不凡的所謂“天命觀”重新傳播出去，這樣足以影響無數人。時不凡所言“天”是在人心當中，不是高高在上的。這樣天命既是人心，人心就是天命，那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并非是靠著那個虛無縹緲的天命來統治了。這個時不凡的所謂天在心中，更是代表了每一個人都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而不是要絕對服從士族的安排。而這個可是直接從士族的天命論里面釜底抽薪，直接抽掉了士族的思想核心。
士族依靠所謂的“天”來塑造了天命，利用天命來統治百姓，他們不斷神化“天”，把天弄得至高無上。可是時不凡這個“天”在心中，直接把所謂的“天”拉下了神壇，直接成為了人之下的存在。天僅僅是存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并非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存在。
時不凡推測這個以后所謂的天命在人心，這樣的理論未來說不定會發展成為所謂的民主選舉的理論基礎，這樣幾乎是必然的。直接否定了“天”的神性，這樣任何人想要依靠“天”也多不行了，因為“天命”就是民心，那如果不能獲得民心，那如何能夠獲得天命？這個是任何寒門學子也都支持的，絕對支持的。這樣為他們階級的崛起提供了很多的理論基礎了。
“不過，時校書郎，我有一事請問您！”突然有人大聲喊道。
時不凡聽了這話，發現是一個同樣十七八歲的年輕學子開口，時不凡主動說：“請問！”
時不凡作為一個大學的講師，自然樂意給人講解問題，所以聽到了這些十七八歲的學子主動問問題，他還是習慣性的把這里當做了當年的課堂，所以樂意解答自己的見解，和學生的疑惑。尤其是這里學子和當年時不凡的學生普遍年齡差不多，自然時不凡拿出了當年講師的作風，主動開始講解了。
“時校書郎，我名叫辛茂將，我有一個事情不明。時校書郎所言心學乃是致良知，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良知，這個良知是人類天生所帶來的。不過，恐怕很多人都無法能夠真正的做到致良知。恐怕，天下能夠致良知的人不多，而很多人也都會被外物所迷惑。雖然時校書郎所言天下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販夫走卒也都不例外。可是普通人難免會被世間的物欲橫流，還有被各種假象所迷惑，最后走上了邪路。我想這種人不少，甚至絕大部分人都無法能夠致良知，最后都走上了邪路。我想請問時校書郎，這個應該如何解決？”辛茂將問道。
而孔穎達也都趕緊說：“此言說得好，就連老夫當年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多虧了時小友的點醒，不然老夫也許這一生也都如此了。就連老夫也都被這個功名利祿所迷惑，那如何能夠保證普通販夫走卒不被利祿所迷惑，最后陷入了迷途呢？如果這樣，那恐怕這個并非好事啊！”
時不凡主動解釋說：“孔學士，當年圣人所言以仁德治理天下，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辦法。可是仁德是美好的，可是從千古以來，有多少人能真正的走上了仁德呢？圣人所言人之初性本善，說明每一個人的天良都是善良的，并非是邪惡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赤子之心，可是絕大部分無法能夠挖掘出來。他們被龐大的物欲橫流所以迷惑，最后追求錯了方向。為了一些身外之物所拼命，這個恐怕并非是圣人所思所想。”
孔穎達卻回答：“可是，儒家一直講究教化，講究通過教化百姓作為遵守仁德，可是……哎！”
孔穎達也都知道儒家講究的教化百姓，希望通過教化百姓來進行讓百姓走向了仁德，達到儒家所希望的人人都是品德高尚的。可是結果卻不盡人意，因為百姓很多絕大部分都是不接受教化，最后還是為了利益而拼命，而去做各種不仁不義的事情。
所以孔穎達也都非常頭痛，歷代儒家也都不知道如何解決，如何讓百姓接受教化，這樣才能夠讓百姓成為都是十圣人。
“讓全體百姓都做到這個仁德？那是在實行‘共.產主義’了，在古代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世界。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指望人人都講道德，都不為利益所動心，這個是不可能的。別說當你不行，現在也不行，哪怕再過五千年都不行。”時不凡想道。
在沒有足夠的物質條件之下想要保證所謂的仁德，這個是無稽之談的。倉廩足而知禮儀，這個不是隨便亂說的，絕對是有深刻執政經驗才有的名言，可是古代的儒者卻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了。真正想要解決犯罪的問題，歸根究底還是發展生產力，讓百姓有了足夠的物質條件才能保證不動蕩，這個是最基本的。不過，目前孔穎達這么空想，時不凡當然不好跟他們講什么發展經濟的理論，這樣跟孔穎達講這些也都沒有任何辦法。
“孔學士，我認為想要讓百姓真正的能明白禮儀，真正的明白仁德，短時間之內是不可能的。這個乃是我們一代代圣人門徒所追尋的，可是卻絕對不是短時間之內能夠實現的。我們與其去指望讓百姓明白禮儀，我們不如嘗試建立底線。也就是告訴百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是仁德的底線，是絕對不能夠做的。一旦做了，那就要接受懲罰，這樣才是真正的穩固了底線。”
“只有穩固了天下萬民的道德底線，那才能夠真正的逐步提升教化。如果沒有一個底線，百姓不知道什么事仁德的底線，那最后肯定是做事毫無底線，這樣自然也就禮崩樂壞了。我認為當年圣人強調了‘禮’，可是卻沒有能夠真正的做出懲罰，沒有能夠有能力對于那些嚴重違反了‘禮’的人進行懲罰，這樣乃是最大的疏漏。天下任何人違反了‘禮’，可是卻沒有能真正接收到懲罰。如此不能夠接收到懲罰，那這樣自然是讓更多人都向往著不守禮來進行獲得利益。最后大家都看到了不遵守禮來獲得了好處，那不是在讓大家都跟著學嗎？哪怕那個時候有少部分能夠明白的人，能夠力圖恢復‘禮’之人，那也都徒呼奈何罷了。”
“所以我建議不如我們雖然保存著創建仁德盛世的想法，可是卻在行事手段上可以嘗試從底層做起。我們不求百姓一蹴而就成為圣人，我不如緊緊守護仁德的下限，如果一旦過度違反了仁德的下限，那這樣就必須要接受懲罰，這樣可以讓百姓明白何為仁德的下限，違反了仁德的下限就要接受懲罰。當百姓都明白這個仁德的下限之后，我們可以再次提高仁德的下限，最后可以真正的讓百姓習慣于仁德，真正的走向了圣人所追求的仁德的世界！”
在場的很多人對于這個說法，也都是開始議論紛紛。因為過去所謂教化，其實也都是提倡圣人品德，宣傳圣人品德如何的高，如何的不圖私利，如何的為百姓做事。然后怎么吹牛怎么弄，好些圣人都是完美的，都是沒有任何缺點的。他們想要通過這個吹牛讓百姓也都真正去學習，讓天下人都會去學習。可是這種方法收效甚微，因為在物質文明不足的情況下推行這種圣人的思想，顯然是南轅北轍的。這樣他們肯定有了問題，可是古代儒者卻沒有能找對方向。他們認為要用仁德感化百姓，這樣達到教化的目的。
可是時不凡卻從另一條路開始準備，而是從底層做起。從道德和仁德的底線開始做起，設立一個道德的底線，這樣讓大家也都去遵守這個道德的底線，一旦有人違反了道德的底線也就要進行懲罰。時不凡知道光是提倡，而沒有懲罰，那作為人類那個好逸惡勞的劣性根肯定會爆發出來。所以這樣設立底線，然后讓大家也都不能夠去違反底線，這樣才能夠保證社會的最基礎的公平和正義。如果只有道德沒有底線，只是提倡而沒有底線，那最后肯定要面臨無力去挽回。
甚至如果一個人違反了道德底線，卻沒有被懲罰而獲得了好處，那自然會有更多人選擇去違反這個道德底線獲得好處。這樣對于遵守道德的人，是一個莫大的不公平。并且對于那些本來愿意遵守道德，可是發現那些不遵守道德的人紛紛獲得好處，他們還能夠謹記道德嗎？
“可是，這樣豈不是法家之學了嗎？”孔穎達疑惑問道。
時不凡點頭說：“孔學士，我不否認我乃是接受了一些法家的刑名之學。法家提倡一切專斷于法，凡是犯了法都要予以懲戒，甚至動輒用嚴刑酷法來約束百姓，哪怕是輕罪也都予以重判，這樣達到以刑止刑的做法。”
“如果說從古至今一直對于先秦的嚴刑酷法進行批判，而儒家好像和法家是一對天生無法融合的冤家。可是我卻認為儒家主張仁德，而法家主張嚴刑酷法來統治，這個其實雙方都是走了極端。儒家和法家固然有矛盾，可是我們卻也要認清楚什么事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上古先秦之時，任何學派都是有著自己的思想見解，并非是獨尊儒術。可是上古先秦之時，各國征戰，其實背后也是有各種學說在事件。秦國實行了法家之策，這才有了后來秦王掃**的做法。可是假如，我斗膽假如如果秦王實行了儒家之策，光靠仁德能夠感化六國嗎？這個顯然是不行，所以最后還是要靠著武力去統一天下。”
“可是從一方面來說，如果在亂世之中奢求萬民遵循儒家之道來行事，這樣是不是太過于奢望了？我所言，人類最大的目的是生存，而生存是每個人心中所要求的，幾乎是最大的要求。如果在那個亂世推行道德，那最后往往也許根本無法能夠橫掃**。所以在先秦之時實行法家之策，那也是因地制宜的。”
“不過秦王掃**之后，卻堅持嚴刑酷法，這樣讓百姓深受壓迫，最后漢高祖斬白蛇起兵，最后推翻了暴秦，然后才有了后來的大漢。所以法家之學并非是全無用處，至少對于一統天下有了巨大的幫助。可是他們卻堅持采用法家來統領天下，最后百姓卻無法接受，這樣也是矛盾所在。”
“大漢時期獨尊儒術，后來才有了強漢之說，這樣也是在儒家學說幫助之下才有了的結果。不同學說在不同時期有了不同的成就，而最后都造成了一方強大。而亂世之時，所需要的乃是秩序，而秩序光靠仁德乃是無法維持的，必須要靠法律。可是到了天下太平之時，需要的是仁德，所以暴秦沒有看到這一點，自然選擇了錯誤的道路。”
“可是光靠仁德，卻也都無法真正的讓百姓都明白長治久安，無法維持足夠的秩序。所以我思考不如把儒家為主，以法家的手段為輔，通過設立一個儒家之法，用以限制天下萬民的道德之下限，然后讓百姓都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這樣才是根本。”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的建議，設立一部‘儒之法’，這樣才是長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