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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高麗商人怎么了？
在這個大宋的南宋時期，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貨的珍寶行行首劉錢認真地說：“他們均是金間！”
靠！萬士達和吳大鵬面面相覷，老劉啊，咱們是商人，信奉這個實用主義，掙錢是第一性的，你管這個間諜干嘛，再說了，現在金早都被滅了啊……
“他們均是金間！某絕不能與他們來往……”
中年憤青，珍寶行行首劉錢又重復了一遍來表明自己的商業態度。
看來，這是真的不能幫他們的忙了。
有宋以來，高麗與宋朝保持朝貢關系。
與此同時，高麗也先后稱臣于遼、金，向其納貢。
因受遼、金制肘，高麗與宋朝的朝貢關系并不順暢。
從公元994年起，開始受制于遼的高麗，在受遼之冊封，奉其正朔的同時，仍不時向宋朝貢，這是屬于“感動大宋”的行為了。
宋真宗曾經“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高麗使者。
高麗王曾經派遣293人的龐大使團奉表來朝貢，貢金器、銀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黃、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遣使護送至登州，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
高麗人當然喜歡來朝貢了，因為大宋的產品過硬不說，給的回賜也高，利益在里頭呢。
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私人也可以自己帶一些貨物……
對宋朝的決策者來說，高麗頻頻入貢，這個經濟行為可以為達到“結之以謀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載良機，于是厚遇來使，與夏國使同等對待。
高麗貢使旅途所居亭傳，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麗亭”。
神宗又下詔“立高麗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賜使者，“須下有司估準貢物乃給”，而新立的“交易法”則認為估準貢物，“有傷事體”，因而規定“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以絹萬匹永為定數”。
這其中的朝貢貿易的非經濟性特征于此可見一斑。
到了徽宗這一朝，同樣為了達到“聯麗抗遼”的政治目的，更加優待高麗來使，“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為接送館伴”，再次提高接待規格，而其他朝貢國從未享受如此殊榮。
不過，此時遼政權已處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經營的“聯麗抗遼”的朝貢外交終成泡影，把普通的經濟行為政治化的企圖沒有實現。
北宋滅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強敵金國的威脅下，抱殘守缺，因而不再對“結高麗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國家實用主義抬頭了，大宋的南宋時期，他們整體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兩者的朝貢關系，態度遂經歷由冷漠到敵視的轉變。
而造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南宋朝廷對向金奉貢稱臣的高麗的戒備和恐懼之心越來越重，甚至于視其貢使為金國間諜。
在紹興六年(1136)，“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金帛遣之，懼其為金間也”。是以高麗使臣被拒之門外。
在此，朝貢的政治、軍事意義，以另一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哪里有那么多間諜啊，但是，這種國家層面上的不自信也影響了民間，若不是確實要高麗商人的人參、松仁等，恐怕民間的商業往來也早都停擺了！
一個國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絕對不會在商業往來中害怕間諜。
也許這種情緒影響很深，一直到金滅了還會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寶行行首劉錢身上了。
“絕不與高麗商人往來，他們皆是金間！”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他的態度是堅定的，語氣是生硬的。
這是一個把家恨、國仇都融入到商業精神里的成功商人……
吳大鵬只能苦笑，對這樣的人他不想費口舌去勸說。
中年人的世界觀，他才不想去改變，太難了。
所以說，他們計劃中的第三個打算不成功了。
但是，他們不著急的，時間在自己這一面，再說了，能有這樣的開局，夠好的了。
他們第三個打算就是，從日本和高麗那里雇傭也行，買也行，一定要弄一批人手，而且現在就要去臺灣，當然現在那里叫琉球。
其實根據目前北臺灣平埔族遺址所出土的文物顯示，至遲在唐代就已有商旅和南島語諸族有貿易的關系，甚至可能漢代就已有商旅抵臺，在淡水八里十三行出土的遺物中，除了石、陶器外，也出土了漢人古錢幣、瓷器碎片和非本地生產的琉璃裝飾品與銅器。
其中漢人古錢幣包括有漢代五銖錢、唐代開元通寶與宋代太平通寶等。
凱達格蘭人，也就是平埔族的一支，曾以唐朝的錢幣“開元通寶”作為耳環等飾物的材料。
唐宋商旅通常以一些精致的制品換取一些補給品或較為貴重的獸皮、動物制品等，然后隨即返航，別的那里啥也沒有啊。
臺灣雖然距離大陸近，但卻不在中古時期海上絲路的主要航線內。
還有對這一時空的海商來說，去一趟臺灣的航程太危險了不說，而與臺灣原住民所能交易的物質也有限。
由于橫越廈門與澎湖間須先橫越一條紅水溝，這個是中國沿岸流從北而下，海水略呈紅色而得名，過金門沒多久就可看到的，然后是一條黑水溝，黑潮支流，位在澎湖西方，然后從澎湖到臺灣之間還得渡過另一道黑水溝，一條小些的黑潮支流，在澎湖東方。
兩道黑水溝各有八十里，水深黑而得名。
黑水溝附近洋流強勁且固定向北，一年365日不停。加上海底地形由深變淺，易有大漩渦產生，附近水流變率難測。
這對船隊而言的是不小的挑戰，是以臺灣雖近，但相較而言往東北的朝鮮或日本，或是往南洋的方向卻都比較容易行船通商。
黑水溝附近船難甚多，直到1765年，還曾有商船30余艘沉沒西嶼。甚至到了1886年，還有一艘法國鐵船觸礁擱淺。
1893年，一艘英輪在姑婆嶼沉沒。
因此，即便是已近二十世紀，西方國家早已進步為機械輪船，但此海域仍舊是海難頻繁。
曾有水下考古想要打撈這些沉船，不過直到最近幾年科學家仍觀察到此處海底亂流并不利于打撈的作業等。
因此并非宋代航海技術有問題，而是環境的險阻使然。
但是，萬士達對這個情況有自己的看法，他說：
“航行不是問題，能到達東非海岸的海船不太怕這些，怕這些的都是小型帆船！
主要是商業利益。如果用一根針、一把刀都能換光了他們土人的毛皮，那誰還去第二次？這個時空里，嶺南的荒田還是比比皆是，誰還跑那里去開田？
所以啊，那平坦、寬闊的臺南平原，只能白白閑著了……”
他們當然為開發臺南平原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他們首先帶了大量的奎寧樹和青蒿的種子。
奎寧樹，他們準備在臺南種下，這個時空溫暖而濕潤的氣候也許有助于它的生長。
奎寧樹，也就是金雞納霜樹，它對生長環境要求比較高，適合在終年13度以上的環境下生長，還要有適量的雨水。
不過，這個時空良好的水熱條件正好適合它！
對于奎寧產品，他們只會使用低壓蒸餾技術，當然還有一些提純的輔助辦法，他們可以邊看資料邊學習、實踐，時間和技術都在他們這一邊。
青蒿的種子其實可以不用帶，這面的時空本來也有這植物，但是，他們帶的是專門用于低溫提純用的藥用植物，而且，它的種子很輕很輕，不占地方的。
瘧疾，是這個時空的第一殺手，古人對它基本無奈了。
但是，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樣他們就開始自信起來，如果對第一大烈性瘟疫都能有解決的辦法，那么，開發臺灣臺南平原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了。
還有一種疫病是他們恐懼的，就是血吸蟲病。
這個疫病可能是伴隨著南方的人類發展了……
他們不僅帶了在那面時空里，被證明能有效治療這種病的中藥方，還帶了相關的西藥，吡喹酮片。
但是防備這種病，相對容易一些了，不如瘧疾可怕。
他們首先就要求那些大宋技工學生們不準喝任何生水，就是一個防治辦法。
學生中有很多都因為違反這個要求被踢屁股了。
另外，他們準備采用大面積燒荒的辦法來對付蚊子、荒草等阻礙他們種田的東西。
他們會用油料來助燃。
至于說各種所需的農具，這個太簡單了，以后再說吧。
關鍵的問題是，他們需要人手，大量的人手，不僅勤勞，還要熟習農家活，至少會種水稻……
所以，他們看中了日本和高麗的農民。
他們認為這兩個國家的農民更適合當第一批拓荒者，因為他們相對宋人農民來說，雇傭費用更便宜一些，這個成本的性價比擺在那里嘛。
但是，他們遇到了珍寶行行首劉錢這樣一個不合格的大區代理人，太情緒化了，所以，只能另想辦法，自己去找了。
在與珍寶行行首劉錢溝通的最后階段，萬士達問他，他是否熟悉其它地區的海商？
這個時候，大宋一共和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商貿往來，如果他是一個完全排外的商人，那他們就準備想辦法更換大區代理人了，這個人是完全有違大宋的商業精神啊。
連大宋皇商都鼓勵官員去海外招商，對成績顯著者還有獎勵。
還是在紹興年間，有一位叫蒲亞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國仕女為妻，在廣州定居下來，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勸誘亞里歸國”。
是我大宋朝不歡迎阿拉伯商人嗎？不是的，因為，蒲亞里在大宋定居后便不再從事外貿了，我大宋政府希望他回國去招攬其它蕃商，“往來于運香貨”。
所以，這個大區代理人若是這樣，會影響大家以后的計劃。
珍寶行行首劉錢捋著胡子說：“大有人在。那交趾、占城、三佛齊等都有某的朋友。”
萬士達想了想說：“可否能買到……昆侖奴……”
“容易！不知你是要大昆侖還是小昆侖？”
“大小都要……”
好吧，大家商量了半天，只好自己去想辦法招募日本和高麗農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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