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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下)
“海軍的目的即為占領和維持海洋交通。海洋的占領即使只是暫時的，也仍能產生非常重要的后果，甚至于在純粹大陸戰爭中也都是如此。……除非能首先擊敗敵人，以獲制海權，否則對商船的掠奪戰能否成功也都不免大有疑問。”
——法國海軍上將格拉維
1894年，時任德意志帝國海軍參謀長的提比茨上校向德皇威廉二世遞交了《海軍總參謀部第九號戰略與戰術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的第二節“艦隊的自然目的就是攻勢”中，提比茨明確指出：海戰與陸戰不同，交戰雙方只有擊敗對方才能建立制海權，想依賴巡洋作戰或其他手段來獲勝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對敵方海岸發動戰略攻勢。戰略守勢將使交戰國陷入一種非常困難而全無希望的地位。而要保證這種攻勢得以遂行，艦隊必須保持對敵人30％的優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有人指責提比茨于1897年提出的“風險艦隊”思想與《第九號備忘錄》中表現出來的“馬漢式”的攻勢海軍思想背道而馳，并進而得出正是其前后矛盾的戰略思想將德國海軍引入了毀滅深淵的怪談。面對這種代表了對風險艦隊思想懷疑情緒的莫名指責，提比茨不得不將其在戰后最初歲月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干為自己辯護。
提比茨強調：“風險艦隊”理論成功的關鍵恰恰是《第九號備忘錄》中所強調的優勢艦隊和追求“馬漢式會戰”的戰略攻勢。如果一支艦隊不能在現實中具備徹底毀滅敵人或至少讓敵人蒙受無法忍受損失的代價，那這種風險根本就是無效的。一支不打算犧牲的存在艦隊，與在威海衛全軍覆沒的北洋水師和在旅順毀滅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一樣，戰略價值等于零！
艦隊的功能是維護和平和贏得戰爭。風險艦隊也不例外。只有能夠有效地發起攻勢作戰，艦隊才能夠對敵人構成直接風險。那種龜縮在港內的“保船”策略，或者幻想將完整的艦隊作為未來爭取體面和平的籌碼的想法，對敵人是形不成真正的風險的。
一戰中，正是帝國高層蛇鼠兩端的態度，使得公海艦隊在最關鍵的時刻，斤斤計較于主力艦數量和噸位的技術對比，沒有主動地放手一搏全力出擊，因此帝國海軍也就無法履行在帝國創建之初的1873年被賦予的第三個核心目標：“發展出一種為了襲擾敵人航運、攻擊敵艦隊、敵海岸、敵港口而發展的攻擊性潛能！”結果喪失了取勝的戰略機會。這不是風險艦隊之過，而恰恰是沒有真正貫徹風險艦隊之過。
遺憾的是：提比茨的辯護被其敵人視為謊言。
斯佩機會
1914年12月8日，當斯佩伯爵率領的德國海軍遠東艦隊在馬爾維納斯群島附近海域被徹底摧毀的消息傳到英國海軍部后，少數深具謀略的英國皇家海軍高級將領終于結束了提心吊膽的痛苦煎熬。隨著被派出搜尋斯佩艦隊的“無敵”號、“不屈”號、“大公主”號戰列巡洋艦全速返回本土，英國皇家海軍在威廉二世和德國海軍總參謀部的“高度配合”下終于安然渡過了戰爭中第一個危險期。
盡管始終有著數量優勢的英國皇家海軍大艦隊，根據丘吉爾和第一海務大臣德裔的巴滕貝格親王的命令，早在1914年8月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進人了臨戰狀態，但是大艦隊卻并非無懈可擊：按照費希爾當年的規劃，大艦隊所有的中隊實際上并非完全處于滿員狀態。與基本保持主力艦中隊定編滿員的公海艦隊不同，駐扎本土的部分皇家海軍前無畏艦中隊和輔助艦艇、輕型艦艇中隊，按照“核心艦員制”只保持著大約60％的編制員額。
這些構成皇家海軍數量優勢基礎的戰艦，想恢復現實作戰能力，即使兵員動員不成問題，也還需要時間進行恢復性訓練。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盡管英國戰列巡洋艦中隊和輕巡洋艦與驅逐艦部隊在1914年8月28日主動發動了赫爾戈蘭灣戰斗，但是那只是個別作戰單位的戰術偷襲勝利。
與龜縮在港內幻想通過海上設伏和游擊戰消耗對手從而獲得決戰機會的德國公海艦隊不同，在戰爭爆發之初即果斷離開了青島的斯佩艦隊成了皇家海軍最初的惡夢：這支孤懸海外的德國巡洋艦隊一路大打出手，在太平洋的塔希提輕松干掉了法國炮艦“熱忱”號后，在智利南部的科羅內爾角近海，將聞訊趕來的皇家海軍“戰略家”克拉多克少將本人及其指揮的兩艘裝甲巡洋艦“好望角”號和“蒙茅斯”號，一同送進了海底并擊傷了輕型巡洋艦“格拉斯哥”號和輔助巡洋艦“奧特朗托”號。這迫使皇家海軍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派遣3艘戰列巡洋艦率領裝甲巡洋艦和輕巡洋艦等大批兵力秘密前往南大西洋尋獵斯佩艦隊。
長眠海底的斯佩伯爵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攻勢實際上賦予了德國公海艦隊一次血洗英國皇家海軍大艦隊的寶貴機會。皇家海軍大艦隊的實力在1914年10月已經跌入了谷底，超無畏艦“大膽”號于10月27日在愛爾蘭外海的眾目睽睽下觸雷沉沒成為了這個危險期的開端。
就在10月，“獵戶座”號超無畏艦由于反復出現的蒸汽輪機故障被迫進廠修理；“阿賈克斯”號、“鐵公爵”號超無畏艦也留在船廠接受改裝；當月入役的“本鮑”號、“印度皇帝”號超無畏艦和“大公主”號戰列巡洋艦還沒有完成調試和磨合；強行征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海軍的“阿金考特”號和“愛爾蘭”號無畏艦、“虎”號戰列巡洋艦剛剛配齊官兵，還沒有完成轉換訓練。
這直接導致皇家海軍的核心戰斗裝備超無畏艦，只有3艘可以使用！日后將在日德蘭海戰中大顯身手的伊麗莎白女王級超無畏艦，還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會相繼入役。而“無敵”號、“不屈”號、“大公主”號的離去，使得大艦隊只剩下17艘無畏艦和超無畏艦以及5艘戰列巡洋艦可以應敵。此時，德國公海艦隊卻有15艘無畏艦和4艘戰列巡洋艦與1艘“布呂歇爾”號準戰列巡洋艦。雙方的主力艦對比已經降到了22：20！這是有史以來英德海軍主力艦對比最接近的一次。
如果此時放手一戰，考慮到兩國艦隊的訓練水平差異，不管勝負如何，哪怕是拼光了公海艦隊，也會使英國蒙受整個戰爭中最大的災難。如果艦隊主力損失了，那么英國殘余的艦艇也就不足以繼續維持大洋上的絕對制海權。這不僅意味著英倫三島的海上門戶隨著制海權的破滅而洞開，也將為德國接下來利用襲擊艦和潛艇圍困英國掃清障礙。且不論其直接軍事意義如何，僅憑皇家海軍大艦隊被一個大陸國家重創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就足以使得這個在布爾戰爭后已經疲態盡顯的世界帝國中心本土，從其不安分的殖民地、各有算盤的盟國與中立國所能獲得的精神與物質支持，呈現幾何級數的衰減！
屠龍乏術
然而，德國坐失了良機。在1011月的整整兩個月中，按照在赫爾戈蘭灣海戰失利后威廉二世禁止公海艦隊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出海挑戰的禁令，整個帝國海軍決策層作壁上觀，像沒事人一樣看著斯佩艦隊的毀滅。于是乎，這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在海外最強大的艦隊，幾乎毫無價值地被犧牲掉了。
3年后的1917年10月17日，盡管德國海軍的“綠頭蠅”號和“牛蛇”號布雷巡洋艦再次突破了英國皇家海軍的層層警戒線，深入挪威近海的卑爾根在擊沉了9艘商船和皇家海軍護航的“強弓”號、“瑪麗羅斯”號驅逐艦后，巧妙地全身而退，同樣的事情又由德國第二魚雷艇分隊在兩個月后的12月12日重演了一次。然而，那畢竟只是兩次于大勢無補的戰術勝利。斯佩艦隊的覆滅證明了一個還將得到多次證明的道理：沒有主力艦隊掩護的巡洋作戰是沒有前途的，這點對于以潛艇為核心的破襲戰也同樣適用。
時至今日，在研究大國的海軍戰略時，總有人根據兩次大戰期間德國海軍巡洋作戰的個別勝利和無限制潛艇戰的戰果，來論證建設一支“非決戰型的破襲艦隊”，是戰勝強勢海軍的不二法門。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將德國海軍在沒有完成準備之前，無力發動正面決戰或者消極避戰的權宜之計無奈之舉，當成了中長期的建軍思想和建軍目標來加以研究，并往往用來誤導其他戰爭壓力尚不急迫的大國在海軍戰略方面陷入歧途。
那些主張以破襲交通和貿易為作戰中心打擊英國這類世界帝國的人們，忽略了一點：破襲作戰不管采取何種形式，其整體有效性都有賴于海權的取得。而爭奪海權的直接途徑并不在于摧毀敵人的商業或經濟活動，而在于消滅敵人的作戰力量本身。在海洋上，這意味著戰爭的重點不是經濟戰或者噸位戰，不是打了就跑的巡洋作戰或者難以有效對抗護航兵力的潛艇戰，而是直接摧毀敵人海洋戰斗能力的會戰。法國海軍思想家達維魯曾指出：“殲滅敵人則也就能一舉而獲得一切的結果。”這個判斷是建立在法國17世紀以來所有打擊英國航運的巡洋戰爭全部失敗的現實基礎上的。
巨匠籌謀
1914年5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3個月前，帝國海軍國務秘書提比茨元帥在隨同公海艦隊出海訓練時，向艦隊司令英格諾爾上將詢問了一個問題：“假如在英德戰爭中，英國艦隊根本就不出來，那該怎么辦？”
據說，兩人都沒有在當時給出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始終將“風險艦隊”理論作為德國海權基石的提比茨在當時已經胸中有數：如果戰爭在1917年這個德意志帝國海軍形成對英國皇家海軍的平衡點之前到來，那么不管英國人是否主動挑戰，帝國海軍的取勝之道就只能在于一開始就拼盡全力，主動攻擊！
3個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提比茨和英格諾爾在第一時間就建議德國公海艦隊傾巢出動，冒險與英國拼死一戰。提比茨認為，公海艦隊盡管實力較弱，但是在理論上與英國大艦隊相比已經在主力艦方面接近了2：3，而公海艦隊水兵訓練有素無需再像只有主力中隊滿員的英國大艦隊那樣作補充動員；況且海戰多少還有一些運氣的因素，如果能趕在英國將所有主力艦調回本土完成戰斗動員和維修準備前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那么公海艦隊未必沒有勝算。
實際上，在提比茨那里，風險艦隊包含兩重目的：首先是通過力量對比讓敵人攝于損失和收益的失衡而遏制戰爭。在和平時期，風險艦隊必然將導致英國與德國進行造艦競賽。這要么將迫使英國以犧牲全球利益為代價向其它列強妥協，從而得以將艦隊主力集中于北海應付德國，這等同于剝奪了英國人的行動自由；要么將使得英國由于不堪重負而尋求與德國的直接妥協，這樣德國就將獲得海外利益的有效保障。
如果第一個目的沒有達到，那么就要在戰爭爆發后立即通過主動決戰去將風險變成強加給敵人的損失，以加速敵人的崩潰或者獲得體面的和平。對一支風險艦隊而言，最壞的局面就是在戰略守勢中的等待。
赫爾戈蘭灣海戰后，德皇威廉二世一方面命令艦隊不得在未經其允許的情況下出擊，另一方面又迫使戰列巡洋艦中隊和一個戰列艦中隊始終保持主機不熄火，以隨時準備迎擊英國捉摸不定來去無蹤的偷襲。拋開德國主力艦普遍存在的生活設施簡陋、燃料儲備小、續航力不足的問題不論，這種疲兵應敵的被動安排，既干擾了核心作戰行動的籌劃和實施，也極大地增加了艦隊的運行、維護成本，加重了艦隊官兵的心理壓力。從中長期看無異于“等死”。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并不在于消極等待，而只能在于敵我之間的攻守逆轉。
地理與戰略
從另一個方面看，提比茨對風險艦隊在戰爭中應采取戰略攻勢的觀點，與其對構成馬漢海權論的一個關鍵要素的不同理解有關。盡管提比茨對馬漢的海權論推崇有加，但是他很可能已經發現了馬漢在論述海權時對一個重要因素的絕對化：地理環境。
人們普遍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海軍所處的地理形勢至少與英國相比是極為不利的。改變這種地理劣勢不能指望陸地戰爭的貢獻，而只能依靠海軍的戰略。因為對于一支僅僅滿足于破襲戰的守勢海軍而言，地理的限制是非常明顯的。然而對于一支規模略小但主動尋敵作戰的攻勢海軍而言，如果能夠迫使敵人哪怕僅僅轉入戰略守勢，那么也就可以通過戰場主動權的反轉，部分地抵消地理環境對于兵力運用的限制。
實際上，許多人在理解馬漢關于地理因素的論述中，都過于集中于陸權大國被迫面對不同大洋的不利地理環境對于艦隊實力分割的影響，或者所謂的受制于人的“咽喉點”對制海權的影響。仿佛這些根本無法解決的地理困境不改善，一個國家就無從建設海權一樣。其實，對干一個足夠強大的國家而言，大洋分割和咽喉點或者“島鏈”并不是關鍵問題。
美國海軍的成長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及戰后至今的表現，就證明了只要國力足夠強，大洋分割與咽喉點對其兵力運用絕不是問題。說穿了，關鍵依然是國力和軍力的對比！
同樣，對于一支攻勢海軍而言，只要能夠形成局部優勢，那么對約束其的咽喉點或者“島鏈”的清除并不十分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太平洋的越島攻勢和一系列兩棲作戰，已經證明了對于失去了制海權的弱勢海軍而言，島鏈和咽喉點面對強勢海軍的掃蕩，戰略價值極低。強勢海軍甚至完全可以將其孤立起來，使其連“占領價值”都不具備。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地理約束也可能通過制約一個國家海權策略的有效性從而影響戰略決策本身。假如弱勢海軍企圖通過破襲戰而不是正面對抗去挑戰強勢海權，那么其受到的地理約束就會集中體現，并不斷增大其實施破襲戰的難度。馬漢針對德國發動巡洋作戰所面臨的地理困境就曾指出：“德國的巡洋艦要想破壞英國的航線，必須要先經過北海的戰斗考驗，然后再承受補給的困難，而在遠離本土的情況下繼續戰斗。”因此，在戰爭中弱勢海軍如果企圖擺脫這種困境，只能通過戰略決策由守勢向攻勢的轉向來獲得，而不可能在等待中實現。
歸根結底，對于打破地理約束而言，關鍵因素還在于制海權的取得。而制海權的取得，不僅需要國力的支撐、艦隊的擴張，更需要的是主動進取的能力和國家意志。
按照提比茨的邏輯，只要公海艦隊以戰略攻勢將英國皇家海軍大艦隊拖入代價高昂的艦隊決戰，那么英國憑借地理約束打擊德國或者自保的能力都將受到極大削弱，這等于削除了英國戰略主動權的基礎：制海權！那時德國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來以有利的條件決定是戰是和，或者選擇以何種方式繼續令英國屈服的戰爭。
制衡的悲劇
但遺憾的是，提比茨元帥即使在帝國海軍內部也不是萬能的。這部分是由于德國海軍高層獨特的權力結構所決定的。
1871年誕生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是一個建立在容克地主和諸侯軍事效忠基礎上的“聯邦制”帝國。盡管德皇是帝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統轄陸海軍事務的帝國軍事內閣，在帝國宰相控制的行政官僚體系之外，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但帝國并沒有一支統一的陸軍，取而代之的是各邦的陸軍，如普魯士王國陸軍、巴伐利亞王國陸軍等等。帝國倒是有一支海軍，但是帝國海軍部卻更像一個宰相府附設的“帝國海軍署”。帝國海軍部長既沒有單獨覷見皇帝奏報海軍事務的權利，在陸軍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帝國軍事內閣中也沒有什么發言權。
這種局面在一心乾綱獨斷的威廉二世登基后不久，被徹底改變了。威廉二世首先建立了獨立于帝國軍事內閣的帝國海軍內閣，其職能主要是負責海軍軍官的晉升、任命等人事安排事務，同時發布相關條例或訓令。
原帝國海軍部的大部分行政功能被賦予了帝國海軍辦公室，其主要職能包括制定并管理海軍的建設與發展規劃，組織后勤補給，同時在帝國國會中代表海軍的利益接受質詢或提出議案；其首腦是帝國海軍辦公室國務秘書，直接對帝國宰相負責。提比茨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19年，憑借其崇高的威望和與皇帝本人的親密友誼使其在帝國海軍辦公室內部較少受到外界干涉。而提比茨本人也享有直接向皇帝覲見奏事的殊榮。
第三個機構是帝國海軍總司令部，其任務主要是負責制定作戰計劃，戰備訓練和戰時指揮。但是1899年3月14日在企圖對海軍戰爭計劃和戰時組織施加影響力的提比茨的推動下，總司令部被直接對威廉二世負責的帝國海軍部總參謀部所取代。
1907年，隨著公海艦隊在本土艦隊基礎上的組建，其艦隊司令成為了事實上的“第四駕馬車”。而波羅的海方向的艦隊按照德語對波羅的海的稱呼也被稱為“東海艦隊”。
在1914年8月那些戰爭決策的最艱難日子里，海軍部總參謀長是百病纏身的波爾海軍上將，帝國海軍內閣首腦是與提比茨不睦的穆勒海軍上將，公海艦隊司令倒是站在提比茨一邊的英格諾爾上將，但是其兩位前任時任東海艦隊司令的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親王海軍元帥和赫爾岑道夫海軍上將卻堅決反對公海艦隊出海挑戰。
威廉二世最后在海軍內閣首腦穆勒上將、海軍總參謀長波爾上將和海因里希親王等人的支持下，以必須留著公海艦隊這個寶貴的祛碼與協約國討價還價同時震懾丹麥、荷蘭等國為由，否決了提比茨的建議。堅持公海艦隊要等到將雙方主力艦比率降到至少2：3再出港作戰。
對整個帝國來說，這么做不但意味著提比茨的風險艦隊思想錯失了一次實踐的良機，等于為大英帝國謀取了一次寶貴的喘息之機：就在戰爭爆發兩個月后，英國大艦隊的實力出現了劇烈的下降，英德可用主力艦比例下降到了史無前例的22:20，此后這樣的機會再未出現，也意味著德意志帝國傾舉國之力以20余年之功數十億金馬克打造的風險艦隊淪為了一支英國人夢寐以求的存在艦隊。
對此，提比茨只能哀嘆道：“除非艦隊能夠光榮而合理地拼死一戰，否則到戰后國會一個馬克也不會再給海軍”。兩年后，提比茨海軍元帥黯然去職——人們像當年咒罵沒有從“印度”帶回黃金和香料的哥倫布為騙子一樣，詛咒提比茨和他那個風險艦隊理論既沒有阻止戰爭也沒有贏得戰爭。
4年后，按照存在艦隊的方針保存得幾乎完好無損的德國公海艦隊主力，在英國和美國海軍的押送下駛進了英國斯卡帕灣，不久后全體自沉。
克勞塞維茨難題
一般認為，提比茨之所以推崇對英艦隊決戰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896年在中國水域指揮德國海軍遠東艦隊的經歷。在為帝國強租膠州灣以擺脫寄居香港英國艦隊籬下窘境做“準備”的同時，在目睹了德國和英國在中國和東亞激烈的商業競爭之后，提比茨意識到了作為一個后發的工業強國，德國在沒有外部干擾的情況下超越英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提比茨相信英國完全可能在德國的工業和軍事力量還不能完全發展的情況下，動用武力摧毀德國發展的基礎。而唯一能夠縮短這個危險期的途徑就是發展一種攻擊性潛能，從而壓縮英國做出不利于德國決策的戰略空間與時間。這種攻擊性潛能應當直指英國的軟肋：對海權的高度依賴。
但追根溯源，不難發現，提比茨的攻勢戰略思想從本源上來看頗受戰略大師克勞塞維茨的影響。1872年建立的德國海軍戰爭學院盡管是世界上最早的海軍學院之一，但是帝國海軍由于既沒有豐富的本土海上戰爭傳統可資借鑒，在大陸軍主義的羽翼下又缺乏獨立發展的戰略空間，因此其核心軍事思想主要來自于對普魯士——德意志近乎過剩的陸地戰爭經驗的“海軍化”。與后來借鑒約米尼軍事思想的馬漢類似，德國海軍學院教授斯滕查爾在講授海軍戰略時也大量汲取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思想。
斯滕查爾教授堅信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地消滅敵人的兵力都是一切軍事活動的基礎，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通過唯一的手段：戰斗！因此，海軍全部人員的訓練、艦船和武備建造與發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在正確的時間與正確的地點戰斗！故而他始終堅持攻勢戰略是海軍戰略核心，必須在一切演習中加以貫徹，一支缺乏攻勢精神的艦隊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斯滕查爾教授在戰術層面上認為，在關鍵時刻，艦隊指揮官必須以保持兵力集中和部署簡潔為最高原則。在海上要想確保擊敗對手，就必須保持盡可能的數量優勢，哪怕是暫時性的局部數量優勢也是擊敗敵人的重要條件。
與馬漢相似，斯滕查爾也堅信，艦隊主力的會戰是戰斗發展的必然結果，會戰的結果則是在消滅對方海上兵力的基礎上，影響海權。
斯滕查爾教授的觀點被其最初的學生們基本接受，其中就包括從軍不久的提比茨等一大批后來的高級軍官和海軍戰爭學院教師。但是斯滕查爾在發展其海權思想時，遇到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如果對手不是俄國或者法國，而是英國，那么受困于北海和波羅的海地理約束的德國海軍是很難形成對皇家海軍的數量優勢的。對此，20年后提比茨在其《第九號備忘錄》和后來的風險艦隊思想中予以了解答：造船！在1900年《艦隊法》的闡釋中，提比茨明確了他的階段性目標和原則：“德國海軍不可能對一任何敵人都具有優勢。因此德國海軍的實力只需使最強的海軍，要毀滅他都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代價之高將損及其世界海軍的地位”。
第二個問題來自克勞塞維茨，這位兵圣曾指出：“會戰的發生必須是雙方的相互同意，只要有一方認為局勢不適合戰斗，則會戰也不會發生”。對此提比茨后來思考得也很清楚，那就是會戰應當選在對己方最有利對敵人最不利的時機進行，而不是定在雙方都同意的時機。因此，只要條件合適，那么就干脆不管對手是否樂意直接全力進攻“其必救”就行了。
海軍玫擊性潛能
與德國海軍早期這種混雜了大量陸戰經驗的海軍戰爭思想相映成趣，一個并不奇怪的事實是：盡管近代普魯士海軍的奠基者阿德爾伯特親王曾經獲得過普魯士海軍大將的軍銜，但是從帝國建立直到威廉二世登基前，這個國家的海軍中樞竟然一直是由陸地上的將軍們控制著：
1883年之前的帝國海軍部首腦是滕特烈皇太子的密友、俾斯麥的老政敵“步兵上將”和“海軍上將”馮斯托施(18181896年)，他在1872年接掌帝國海軍部時的軍銜是步兵中將。在他的主導下，德國海軍成為了一支近岸防御的“黃水海軍”。
18831888年“騎兵上將”列奧馮卡普里維(18311899年)領導帝國海軍部。這位后來的帝國宰相在領導海軍部期間的一句名言是：“問題應該是我們的艦隊應該有多小，而不是應該有多大”。在卡普里維時代，帝國獲得了第一塊重要的殖民地，因此帝國海軍也開始轉向了發展遠洋巡邏的能力以看護這些殖民地及其航線。他離任前，終于意識到了新型裝甲艦對海岸防御意義的德國海軍，開始建造了8艘3500噸的齊格弗里德級岸防裝甲艦，但是“大炮小艦”的設計使其根本無法在波濤洶涌的北海執行遠洋作戰。
1888年5月5日，在卡普里維重返陸軍后，帝國海軍部終于迎來了一位海軍將領出身的蒙茨海軍中將。而戰斗力較強的勃蘭登堡級戰列艦的開工則要等到1890年以后了。
到了1893年，也就是威廉二世繼位4年后，德國海軍的實力已經急劇下降到了歐洲列強中的末段，其戰列艦和艦艇噸位僅僅超過蝸居亞得里亞海的奧匈帝國海軍。但此時，德國在海上的潛在敵人卻不是意大利，而是法國和俄國。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一支足以保護“祖國海岸”的艦隊，就再不是“近岸防御海軍”所能擔負起的責任。陸上戰略縱深有限的德國為了在未來戰爭中擺脫被動，就必須盡可能加大海洋戰略縱深使本土免于戰火侵襲。在具體政策層面，也就不能不建設一支能夠深入公海作戰御敵于大洋之上，而不會被聚殲于家門口的艦隊了。按威廉二世的看法，這支艦隊在戰爭期間可以保衛“祖國的海岸”，而在和平時期則可以增強德國在外交上的影響力。
提比茨很清楚，握有海權的國家不但可以御敵于國門之外，避免本國出現焦土作戰，而且能夠將戰場選定在其認為合適的區域——主要是在別人的國家進行焦土作戰。這不但意味著巨大的機動性優勢，更意味著無與倫比的成本優勢和寶貴的戰略主動權。
正當德國致力于建設一支以前無畏艦為核心的新型艦隊的時候，一件令人啼笑皆非卻影響深遠的事情發生了。1902年，英國皇家海軍部“突然發現”德國艦隊的巡航距離特別短，甚至缺乏完備的海上住宿設施，艦隊駐泊母港期間艦員基本上岸在兵營居住。這個“偉大發現”沒有被解讀為是德國發展這支艦隊的主要目的還沒有脫離保衛國家的近海作戰，而是馬上被解讀為“德國艦隊是專門設計來對英國作戰的”。有意思的是，盡管許多俄國海軍、法國海軍的戰列艦巡航距離同樣也不太遠，但是英國人卻沒有做出類似“解讀”。
英國人陷入了一個思維怪圈：如果德國戰列艦的巡航距離長并且有完整的生活設施，那么其用途就是和英國爭奪殖民地；如果德國戰列艦的巡航距離短且沒有完備的生活設施，那么就是專門用來在“家門口附近”和英國作戰的；如果德國建造巡洋艦，那就是為了切斷英國的交通線；如果德國集中力量建造戰列艦，那就是為了殲滅英國的主力艦隊。總之，不管德國設計師如何設計，一旦德國建造新型艦隊，那么其作戰對象就只有一個：英國！這和今天某些整天宣揚“某某威脅論”或者動輒對別國船廠中的艦艇大呼小叫的國家如出一轍。
在一個列強蜂起建造無畏艦的時代，要想保衛自己的國家，無論是本國的海岸線，還是遙遠的殖民地，都必須建造至少能夠在公海的惡劣天氣和海況中與敵人無畏艦隊交戰的現代化艦隊——問題就這么簡單。可遺憾的是，英國人把這個問題復雜化了。
英國式證明
當人們研究德國的海上戰略時，往往會抓住第三個功能“發展出一種海軍攻擊性潛能”不放，來論證德國海軍建設的“攻擊性”，由此得出威廉二世攫取海權的“非正當性”。德國海軍的所謂攻擊性潛能，更應當被理解為是一種在“和平時期通過使對手看到戰爭的危害而放棄戰爭”的能力。實際上，最熱衷于制造和展示這種“攻擊性潛能”的并不是德國，而是不可一世的英國皇家海軍。
英國皇家海軍這種潛能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閱艦式”。1897年6月，當英國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年舉行盛大閱艦式時，英國人故意將處于戰艦建造空檔期的德國派出的4300噸級的防護巡洋艦“威廉國王”號排在了21艘戰列艦組成的英國艦隊旁邊。這種不恰當的炫耀，明顯是在通過展示自己的壓倒性優勢而使對手認識到發展“攻擊性潛能”的必要性。
如果說這次艦隊閱艦式還是因為主人過于強大的話，那么英國人經常向德國派出的強大艦隊就明顯帶有“示威”的性質了。1895年，當基爾運河終于開通了后，德國也舉行了國際閱艦式慶祝。別的國家派出的都是一些大型巡洋艦級別的戰艦來訪：俄國派出的是“留里克”號裝甲巡洋艦；法國派出的是“迪皮伊德洛美”號巡洋艦；美國派出的是“紐約”號巡洋艦；而英國人派出了4艘強大的君主級戰列艦前往“捧場”。英國人的戰列艦和包括德國海軍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戰艦的對比，使得威廉清楚地意識到了英國海權的“威力”和“威懾”——一種震人心魄的“潛在攻擊力”。
可見，在威廉二世的那個時代，具備一種“攻擊性潛能”是非常有誘惑力的選擇。英國人樂此不疲地在向威廉二世證明這種“潛能”的意義。那么，一旦發展出這種“攻擊性潛能”，英國人會怎樣反應呢？
在大西洋的對岸，年輕的美國海軍在“美西戰爭”的勝利鼓舞下，開始向著“世界第一流的海軍強國”迅速邁進。1905年，美國海軍已經進人世界前三強的行列。在強大的工業機器的推動下，到了1907年，美國已經建立起了兩支強大的戰斗艦隊：擁有16艘戰列艦的大西洋艦隊和擁有16艘裝甲巡洋艦和巡洋艦的太平洋艦隊。1906年，美國海軍幾乎與皇家海軍同時開工建造了具有無畏艦全部特征的南卡羅來納級戰列艦。1907年12月，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不顧國會的強烈反對，命令大西洋艦隊的16艘戰列艦進行了一次環球航行展示美國海軍的強大實力。
面對美國海軍實力的快速上升，英國人選擇的卻是沉默。在1901年11月，英國與美國簽訂了《海約翰龐斯福特條約》，實際上放棄了在北美附近海域堅持了近3個世紀的絕對海權。此后，英國又與日本結盟，等于放棄了在遠東的絕對制海權。這一系列舉動說明了什么？說明了英國人的一個思維邏輯：那就是絕對不與強國為敵！
很多人曾經將威廉二世描繪成一個破壞英德關系的惡魔，殊不知威廉二世發展海軍的一個根本目的就是“結盟”——獲得與英國的“結盟資格”！
結盟的資格
在研究一戰前的德國歷史時，有人總會援引語焉不詳的資料，通過捏造德國三次拒絕了和英國結盟的要約，來證明威廉二世的邪惡本質——也有人把這歸結為“君側”那位留著古怪胡子的“老軍棍”提比茨的惡意挑唆。
這些人忽略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那個時代，企圖與英國結盟，或者甚至是讓英國保持中立是很困難的。英國政府一直致力于充當歐洲大陸的“離岸平衡手”——在歷次歐洲戰爭中，其“騎墻態度”曾經使得每個歐洲國家都倍受其苦。
與英國結盟實際上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從1879年開始，俾斯麥就不斷希望建立英德同盟，整整10年，英國人都對此表現消極。1889年，就在離任前，俾斯麥依然曾經主動遣使前往英國拜會索爾茲伯里首相希望確立英德聯盟，但是遭到了冷酷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面對來自俄法兩線作戰壓力的威廉二世，自然地得出了一個結論：自己必須具備強大的“結盟資格”才能迫使英國改變提防德國的態度，甚至放棄英國與俄法的同盟關系，轉而同意與德國結盟。這個資格是什么呢？
毫無疑問，是海軍！是讓英國人最敏感的海軍力量，喪失對德國海軍壓倒性的“攻擊性潛能”！
在這方面，提比茨在馬漢“存在艦隊”理論基礎上提出的“風險艦隊”思想就非常符合德國與英國結盟的需要。根據這個理論，提比茨認為如果以英國海峽艦隊的實力為參照，建設一支數量大致相當的以戰列艦和裝甲巡洋艦為主力的艦隊，那么就足以在德國本土附近的海域迎戰英國艦隊。這支德國艦隊即使不能擊敗英國艦隊，也足以使得英國承受難以接受的損失——再也無力應付另一個敵對的海軍強國發起的挑戰，從而喪失在全球范圍的海權，也就喪失了整個“帝國”！
實際上，盡管海權無疑是建立在艦隊的基礎上的，但是艦隊和海權卻絕不是一回事。一個像英國這樣的島國可以沒有海權，但是卻絕不能沒有艦隊！因為艦隊的喪失不僅意味著海權的毀滅，經濟的崩潰，更意味著“陸權”的徹底喪失——這意味著國家將隨時可能遭到入侵、甚至被占領。因此，為了保存“艦隊”，一個國家甚至是可以“出讓”在本土以外的“部分海權”的。喪失“艦隊”對于英國是遠比喪失“海權”更為致命的，其嚴重程度絕對甚于“艦隊”的喪失之于德國！
從這個角度看，提比茨的“風險艦隊”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海軍裝備建設的范疇而上升到了戰略層面：發展艦隊是為了結盟，或者至少是讓英國這個潛在的強大的對手保持中立。這表明德國的艦隊擴張并不是為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而是為了服務于德國的國家利益以獲得更好的安全環境！
存在之殤
那么這個“風險艦隊”理論是成功的嗎？一位英國艦隊指揮官的思想轉變，為德國的“風險艦隊”思想的正確性提供了完美的注釋：
在日德蘭海戰后，盡管英國戰列巡洋艦隊的指揮官貝蒂一直對大艦隊司令杰里科沒有冒險追擊德國公海艦隊深感遺憾，但是當貝蒂自己在取代杰里科成為大艦隊司令后，他卻與過去堅持的激進求戰思想分道揚鐮。面對要求大艦隊出海與德國艦隊決戰的強烈呼聲，貝蒂指出：“英國大艦隊的戰略，不再是不惜任何代價力求與敵艦隊會戰，而是盡可能使其留在基地，直到形勢對我們更為有利。”
作為艦隊司令，貝蒂深知海上決戰的嚴重損失將可能導致不列顛帝國整個國防體系的崩潰和國家安全的喪失。這是強勢海軍面對次強海軍所不愿意承擔的風險，也是在現代戰爭中，尤其是在總體戰中，擁有全球殖民地的島國與殖民地有限的大陸國家的本質區別。
但遺憾的是，對這個“風險艦隊”思想一連串的誤讀和猶疑，最終導致了整個德國國家戰略的破產。
1906年，英國人大規模削減了原來實力最強的地中海艦隊，整合了遠東的東方艦隊，收縮了北美、西非的海軍力量，裁減了太平洋諸島的軍事力量。在極大地加強了海峽艦隊實力的同時，將分散的3支預備艦隊合并為了本土艦隊，并使以直布羅陀為基地組建的大西洋艦隊可以隨時加強地中海艦隊或者海峽艦隊。由于英國人掌握的相對德國的“內線位置”優勢和本土力量的空前加大，導致了德國所需要的風險艦隊規模陡然增加。
隨著1904年英法協約簽訂、1907年英俄協約締結。這導致德國海軍為了維持均衡所需要的2:3的德英戰列艦的平衡點被打破了，提比茨被迫提出對第二個《艦隊法》進行修正，加快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的建造。這很快就被患有被害強迫癥的“英國部分有識之士”理解為了“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和軍閥”對英國海權的嚴重挑戰。結果，在以丘吉爾和艦隊街報業巨頭以及軍火公司為代表的愛國者們的推動下，英國政府不得不做出了更加猛烈地推動造艦計劃的反應——英德海軍競賽由此進入了互相推進、惡性循環的怪圈而不可收拾。
實際上，德國的失敗并不是“海權”的失敗，更不是“風險艦隊”思想的失敗，而正是沒有堅定地貫徹“風險艦隊”思想的失敗。再好的戰略都會在實施中面臨風險。這就需要有堅實的精神支柱使其實施者能夠應付隨時出現的挫折。德國海軍大部分將領在面對英國皇家海軍時對自身實力自卑，由此產生了對風險艦隊理論的不信任。這種精神層面的失敗最終導致了風險艦隊理論的實踐失敗。
發展一支大艦隊沒有錯，在那個時代還有更好的選擇嗎？很多人批判威廉二世的海權情結的時候，顯然忘記了那是一個盛行將“達爾文主義”運用于國際關系的時代。一個英國人希萊爾貝洛克的觀點甚為代表：“不管發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們有馬克沁機槍，而他們沒有”。這句話換一個表述就是：“不管發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們有強大的艦隊，而他們沒有！
那是一個大炮的射程決定真理有效距離的時代。
那是一個“你有，我必須有，而且必須全都有”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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