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中)
“我們需要一支能使我國免除戰爭的海軍，但是，唯一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海軍，就是一支能夠進行戰爭的海軍。”
——1889年美國海軍部年度報告
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普魯士在陸戰中取得壓倒優勢的同時，卻由于海軍實力弱小，被丹麥艦隊封鎖了北海和波羅的海海岸，斷絕了海上航線。普魯士不得不求助于奧地利海軍提供保護。于是奧地利派出了后來在1866年的奧地利與意大利的利薩海戰中因為撞沉了意大利旗艦而聲名大噪的特格霍夫中校，帶著幾條威力不足的軍艦：蒸汽動力護衛艦“施瓦岑貝格”號、“拉德茨基”號和炮艇“海豹”號等組成了一支分艦隊，從遙遠的亞得里亞海出發，繞過了大半個歐洲來與普魯士海軍匯合攻擊丹麥海軍。
此前的1864年3月17日，在賈斯芒德海戰中，普魯士海軍已被丹麥艦隊擊敗過一次。而在1864年5月5日的赫爾戈蘭海戰中，普魯士海軍盼望已久的救星——特格霍夫指揮的奧地利分艦隊，在有普魯士海軍炮艇助陣的情況下，依然遭到了丹麥海軍的迎頭痛擊，最后不得不逃進當時仍是英國領地的赫爾戈蘭島的中立水域，才避免了旗艦的沉沒。與18481851年的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一樣，這段來自丹麥人的痛苦經歷，始終刺痛著德國人的神經：除了自己的海軍以外，指望不上任何人對德國的海岸提供有效保護。
鑒于兩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被丹麥艦隊封鎖港口和航運的慘痛教訓，德國人對海防的緊迫感相當強烈。由于多數德國重要的濱海城市都在波羅的海沿岸一線，因此確保波羅的海沿海地帶安全，同時對陸軍的行動提供濱海方向的側翼掩護，一直是德國海軍的首要任務。
故此早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聯邦”時代，關于建立一支保衛海岸線的邦聯艦隊的計劃就已經形成。1870年的普法戰爭打亂了北德聯邦海軍既定的擴張計劃，強大的法國海軍一度封鎖了德國北海沿岸，并進一步侵入了波羅的海。盡管年輕的北德聯邦海軍勇敢地派出了幾艘巡航艦沖破了法國海軍的封鎖進入大洋劫掠了幾艘法國商船，但是這些戰術勝利依然無法改變弱小的德國海軍，即使是面對中等敵人的挑戰時，也無力保護本土和貿易航線暢通的事實。
假若不是色當戰役迅速注定了拿破侖三世的敗局，那么處于壓倒優勢的法國海軍的炮火必然能夠給漢堡之類的德國城市帶來滅頂之災。如果這些貿易重鎮受到了巨大打擊，那么不要說那些因為時勢所迫而跟著俾斯麥向法國宣戰的北德諸侯們會動搖，即使普魯士內部也會有人跳起來反對戰爭。
因此在帝國成立后的1873年，關于未來海上作戰的三個功能便被分派給了簡陋的帝國海軍：保護在所有洋面上的德國商船；防守祖國海岸；發展出一種海軍攻擊性潛能。
“海軍新學派”登場
德意志帝國海軍完成前兩個任務的壓力首先來自于宿敵法國。與陸軍不同，作為需要看護僅次于大英帝國的龐大殖民地的法國海軍，其作戰對手一直鎖定的是英國皇家海軍。在普法戰爭后，為了對抗英國海峽艦隊和地中海艦隊的直接威脅，曾任法國海軍部長的蒂奧菲爾奧貝海軍中將發揚光大了一個“自亂陣腳”的超前學說“海軍新學派”——提出不再建造傳統的戰列艦以爭奪制海權，而是轉而建造更加快速的鋼質巡洋艦和魚雷艇，以挑戰英國脆弱的遠洋商業航線。
1840年，14歲的奧貝進入法國海軍學院，畢業后絕大部分時間在海外服役。普法戰爭期間，奧貝參與了法國比斯開灣與盧瓦爾河一帶的海岸防御任務。1879年，奧貝被任命為法屬馬提尼克島總督，1886年晉升海軍中將。在任海軍部長期間，奧貝提出對于像法國這樣一個海外殖民地眾多的國家，如果想在未來針對英國的戰爭中取勝，就必須針對那個帝國的海洋貿易和經濟活動發動無情的打擊。其核心就是使每個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都成為破壞英國航運或貿易的據點和基地。
這樣，這些殖民地的軍事功能就不再僅僅是被動地防御敵人的打擊，而是直接指揮戰斗分隊執行打擊和襲擾任務。只要看看法國遍布全世界的殖民網絡，就足以發現：這樣的戰爭網絡，在理論上對一個高度依賴海洋的帝國所可能導致的毀滅性打擊了。
奧貝將那些主力艦稱為即將滅絕的“乳齒象”：既造價高昂缺乏武裝，又行動笨拙、速度緩慢、外形龐大易遭攻擊，主張建造專門用于破襲作戰的輕巡洋艦和以魚雷為主要武器的輕型高速艦艇。他堅決反對在未來的海戰中采取守勢。按照奧貝的計劃，未來法國主要的海外殖民地將根據其位置配屬一支或幾支以巡洋艦為核心的戰斗分隊。每支分隊的核心是一艘排水量2500噸左右的鋼甲巡洋艦，其航速20節以上，續航力達3000海里，裝備2座127毫米口徑的后膛裝填速射炮、2具魚雷發射管以及若干哈乞開司速射炮。在編隊中以巡洋艦為旗艦，巡洋艦同時也負責為小型艦艇提供燃料、彈藥補給和人員休整等后勤支援。
在奧貝的“理想編隊”中還編有2艘炮艇及8艘魚雷艇和桿雷艇。其中，炮艇排水量在400噸左右，在確保航速和續航力較大的前提下，裝備1門127毫米后膛炮和若干機關炮，艇員50人。編隊中負責對敵艦執行雷擊任務的高速魚雷艇裝備2具魚雷管，無其他火炮武裝。而負責掩護巡洋艦和魚雷艇的桿雷艇，則裝備桿雷和一些哈乞開司機關炮。這樣一支襲擾艦隊的任務就是四處出擊，破壞敵人的海洋商貿。
實際上，在奧貝之前，由于蒸汽機在艦船動力應用方面的日趨成熟，法國海軍中的一部分少壯派軍官就明確指出：針對敵國的破襲戰——主要是針對在殖民地問題上與法國存在著利益沖突的英國的破襲戰，已迎來了一個大轉折時代。
此時的英國人要比此前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地依賴海外貿易，因此一旦其海外貿易受到干擾，那么饑荒和失業就將使英國陷入混亂。由于燃料的限制，不再使用風帆的商船將被迫沿著相對固定的航線航行；而使用了蒸汽機推進的巡洋艦具有比普通商船高得多的航速，完全可以自主地選擇發動截擊或逃逸。
這兩方面的因素，使得破襲戰對于一個弱勢的大陸海軍打敗強勢的島國海軍的戰略奢望，散發出強烈的誘惑。而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弱小的南方邦聯的海軍對北方聯邦的海運和經濟形成的壓力，充分地證明了如果戰術運用得當，少數裝備精良的襲擊艦是能夠取得意義深遠的戰術成功的。
早在還沒有擔任法國海軍部長的1882年，剛剛晉升海軍少將的奧貝就曾公開發表言論：“鑒于國民財富是戰爭的肌肉，因此摧毀敵人的國民財富在戰爭中就不但是必須的，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一旦戰爭爆發，就應利用全部艦隊和海上襲擊艦對敵戰爭潛力進行徹底的打擊。不管對方是海港、海濱要塞還是不設防的和平城市，一定要無情摧毀，使其變成一片廢墟和瓦礫。直到他們屈服并交出贖金為止”。
狡猾的奧貝清楚地意識到，現行的文明社會的交戰規則，不過是強國主導下用來限制弱國實力發揮的“緊箍咒”而已。必要時，連這些強國自己都不會遵循。因此他明確宣稱：對商業和和平目標的打擊對于贏得一場戰爭是完全必要的。
“別人盡可以抗議。我們卻把這些新的破壞手段，視為我們堅信不移的進化法則的發展而加以接受，最終的結果將是完全消除戰爭”。
對奧貝言論感到震驚的英國政府質詢法國政府：這是否代表法國政府的官方觀點？法國則以外交辭令宣稱這僅僅是奧貝個人的觀點，與政府無關。但不久，奧貝即接任法國海軍部長，并晉升海軍中將。
欲速則不達
奧貝主政期間，法國海軍幾乎完全停止了建造主力艦，而轉向發展各種造型前衛的新式海軍武器，如快速巡洋艦、魚雷艇和潛艇。從1880年到1904年，法國海軍一共建造了58艘巡洋艦以及200多艘魚雷艇和小型高速艦艇。
然而在經歷了幾次魚雷艇翻沉事故后，奧貝及其擁躉們非常沮喪地發現，由于過小的噸位與高海況下適航性之間的矛盾，他們大力鼓吹的魚雷艇之類的輕型艦艇，除了在波平如鏡的罕見海況外，幾乎無法進行遠海作戰。而對這些小噸位魚雷艇改裝所需的昂貴開支和技術，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難以承受和提供的。
但是，法國海軍在潛艇建造方面的探索卻取得了耀目的成功：在稍后裝備美國海軍的“霍蘭”型潛艇之外，獨樹一幟的法國海軍1898年建造的采用雙殼體結構的“獨角鯨”號潛艇，在183米深的水下能夠以8節的速度航行，成為了可供實戰使用潛艇的典范，其技術水平領先于其他歐洲國家海軍的試驗潛艇。
受此鼓舞，在法紹達危機中因為長期忽視主力艦建造，導致艦隊實力弱小而在英國皇家海軍主力艦隊面前不堪一擊的法國海軍少壯派，又強烈要求全力發展潛艇這類新型武器以打擊英國的海上霸權。德阿馬爾就曾經在其1899年出版的《潛艇與對英戰爭》中主張法國應完全放棄建造戰列艦，而依靠裝甲巡洋艦去破壞敵人的商業活動，依靠潛艇去消滅敵人的艦隊。
被奧貝為代表的法國海軍軍官力推的這個“新學派”，對當時各國海軍震動極大。這個理論實際上是給弱勢海軍通過非對稱手段，利用強勢海軍所暫時不能應付的局部技術優勢，在短時間內形成挑戰強勢海軍的能力提供了理論上的捷徑。在有什么軍艦打什么仗的客觀制約下，后來德國在兩次大戰期間利用襲擊艦、潛艇破壞英國全球航運的海軍戰略的鼻祖即源于此。
實際上不管是從財政經濟的角度出發，還是從技術角度看，海軍“新學派”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當時的艦艇設計建造實踐中遇到的火力與速度、動力與防護之間的矛盾，也的確反映出了對主力艦和快速巡洋艦取舍的困惑。
被奧貝念念不忘的假想敵——英國人，幾乎與奧貝同時，也開始了對未來主力艦發展方向的思索和嘗試。
英國人的反應
英國軍械巨頭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老板威廉喬治阿姆斯特朗男爵，在1882年民用工程師學會年會的報告中就提出將擁有裝甲防護、裝備重炮的新式小型快速巡洋艦作為海軍造艦未來的發展方向，其理由在于：
首先，如果要在近距離上經受住當時戰列艦自重達到80噸以上的后膛重炮的打擊，那么按照當時的裝甲防彈性能，裝甲的厚度至少要達到600毫米以上。但是由于重量的限制，沒有任何一艘戰列艦能夠在全部重要區域覆蓋如此厚的裝甲。因此在受到魚雷攻擊或沖角撞擊時，僅有部分區域重型裝甲防護的戰列艦與輕型戰艦的水線以下部分的防護力從本質上講一樣脆弱。
其次，從使用和功效上看，1艘戰列艦的經費可以建造3艘巡洋艦；巡洋艦可以通過重炮轟擊、魚雷攻擊，甚至沖角戰術對付僅在部分區域擁有重型防護的戰列艦。這樣，戰列艦的作用與功能就可以通過大量的小型、快速、有防護甲板，以及裝有強大炮備和魚雷的巡洋艦來替代。雖然二者火力總體上相當，但巡洋艦的航速更快，更機動靈
活，其數量優勢決定了可補充性與可替換性更強。
第三，從防護能力上看，當時建造的巡洋艦只有覆蓋重點部位的甲板裝甲，而新式巡洋艦的甲板裝甲應涵蓋整個艦長，并盡可能向下層布置，最好延伸到水線下。通過橫向與縱向的隔壁劃分成眾多水密艙，形成水線下水密隔艙與甲板裝甲及煤艙共同組成的防護體系；由于帆桅索具的取消和載煤量增加，煤艙防護的范圍也會由此擴大。于是煤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裝甲的防護。這樣較輕型的巡洋艦，也能在保持較高航速和續航力的同時擁有接近戰列艦的防護能力。
根據這些認識，英國人在1884年推出了由設計過“蚊炮艇”的喬治倫道爾設計的近代第一艘防護巡洋艦，為智利海軍建造的排水量2977噸的“埃斯美拉達”號巡洋艦，并以此為開端創造了一個著名的巡洋艦系：“阿姆斯特朗型防護巡洋艦”。
盡管這種新式巡洋艦在當時就表現出了相對于其搭載的大口徑火炮存在著排水量不足、續航力低下、沒有雙層底、干舷過低影響航海性能等一大堆問題，但由于大口徑速射炮、新式裝甲鋼、蒸汽輪機等一系列與新式戰列艦的發展息息相關的新技術尚處于技術開發的褪視期，因而防護巡洋艦依然備受各國海軍，尤其是一些戰爭需求急切的中等和新興國家的極大關注。
在英國人的忽悠下，英國著名的艦船設計師威廉懷特爵士等人設計的多艘改進型防護巡洋艦：為意大利海軍建造的“喬萬尼鮑桑”號、為日本海軍建造的“浪速”號與“高千穗”號、為北洋水師建造的致遠級等，將這類新式巡洋艦推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英國人與奧貝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在“內外有別”的英國皇家海軍看來，新式巡洋艦是作為以主力艦為核心的艦隊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替代工具來加以發展的。頭腦清醒的英國海軍部既沒有用這類新武器取代主力艦的傳統地位并使之成為皇家海軍核心的打算，更沒有因為看好巡洋艦的前景，而放棄發展新式戰列艦及其關鍵技術。
實際上，盡管不同時期對航速、防護、火力的戰術要求側重不同，并由此引發了許多對現役戰列艦的批評，但是將戰列艦作為英國皇家海軍的發展核心這個基本點，在一戰結束前卻始終沒有被動搖過。這一點，與今天以核動力大型航母為核心的美國海軍如出一轍：天天對外界和潛在競爭對手強調航母的各種問題，甚至一本正經地告訴其他人航母行將過時，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放松對航母的開發建造并以之為核心不斷構筑和加強自身的戰斗力。
在“新學派”思想強勢傳播的18891892年間，盡管英國皇家海軍建造了17艘一等巡洋艦、21艘二等巡洋艦、4艘三等巡洋艦和18艘魚雷炮艦；但是皇家海軍依然建造了包括著名的7艘君權級戰列艦和其改進型“胡德”號在內的8艘一等戰列艦和2艘百夫長級二等戰列艦。1893年出爐的“斯潘塞計劃”要求英國在1904年前建造42艘戰列艦和45艘裝甲巡洋艦，平均每年下水7艘！于是1894年起英國在“聲望”號二等戰列艦基礎上建造了9艘尊嚴級一等戰列艦；18961898年開工了6艘老人星級戰列艦、3艘可畏級戰列艦；18981901年開工了5艘可畏級戰列艦的改進型倫敦級戰列艦和6艘新一代的鄧肯級戰列艦……
在18991904年間，英國“兩強標準”的目標國：排名世界第二的法國海軍只開工了7艘戰列艦、排名世界第三的俄國海軍僅建造了5艘戰列艦。而英國皇家海軍在這期間運用最新的工業成果和海軍經驗，總共建造了4個級別的20艘戰列艦，其戰術技術性能大大領先于法、俄的同時代艦。到1904年，英國已經擁有了53艘一等戰列艦和二等戰列艦，徹底形成了對法國和俄國海軍的壓倒性優勢。
隔岸觀火
在歐洲對岸的美國，眼看著南美洲和東亞的幾個主要國家為了戰爭的需要將歐洲船廠中的“現代化艦艇”一掃而空之后，深感受到威脅的美國海軍部長本杰明F特雷西意識到，美國海軍那些由摳摳搜搜的國會批準建造的以打擊海盜和武裝游行為目的的巡洋艦，根本無法應付戰爭的需要。
在1889年的海軍部年度報告中，特雷西告訴國會“我們需要一支能使我國免除戰爭的海軍，但是，唯一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海軍，就是一支能夠進行戰爭的海軍。”面對美洲其他國家裝備的鐵甲艦，特雷西得出結論：美國的國防只能由那些能夠在公海上擊敗敵艦的艦只來承擔。因此“要對付鐵甲艦，就必須擁有鐵甲艦”。他提出海軍需要20艘戰列艦和40艘巡洋艦。盡管國會對特雷西的獅子大開口一下子沒有轉過彎來，但還是同意為美國海軍的新海軍計劃建造3艘萬噸級的印地安納級戰列艦。
一年后，馬漢《海權論》的前身——他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學講演集《海上力量對歷史的影響》出版。按照朱利安柯貝特爵士的評價：“這是第一次將海軍史建立于哲學的基礎之上”。馬漢將強大的艦隊、繁榮的商業和殖民地作為國家取得財富和繁盛不可或缺之基礎的歸納，一下子就使得那些糾結于納稅與造艦開支的人們豁然開朗。
特雷西的繼任者希拉里赫伯特不失時機地提出海軍“應保持如此有效的狀態，以便它能夠為我國政府認為必須而采取的任何政策添加分量和力量”；海軍必須“向身居國外的我國居民提供切實的保護，對我國外交給予有效的支援，并且在一切情況下維護我國的利益”。這就決定了美國海軍不可能是一支防御性的海軍，而必然是一支以戰列艦為主體的決戰型海軍。
于是，美國開始大規模建造戰列艦：1893年開工建造了“衣阿華”號戰列艦；18961897年開工建造了2艘奇爾沙治級戰列艦和3艘伊利諾伊級戰列艦；18991900年開工建造了3艘緬因級戰列艦；19011902年開工建造了5艘弗吉尼亞級戰列艦；19031905年開工建造了2艘康涅狄格級戰列艦和4艘佛蒙特級戰列艦。到1901年美國海軍已經擁有了9艘戰列艦，而到了1908年這個數字上升為了23艘！
聰明反被聰明誤
法國海軍在1880年代初建造了“奧什”號萬噸級戰列艦后，一直拖到1889年才開始心不在焉地開工建造了勉強稱得上是現代化的排水量11190噸裝備3門340毫米主炮的“布倫努斯”號戰列艦。此后直到1899年德拉內桑就任海軍部長前，法國海軍以與國力極不相稱的蝸牛速度建造了一系列無論是性能還是外觀都相當“另類”的戰列艦，其排水量都沒有超過12000噸。相形之下，英國皇家海軍建造的君權級戰列艦的排水量已經達到了14150噸。于是，在奧貝的“新學派”的影響下，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法國海軍就從世界第二的位置無可救藥地滑落到并坐實了一支二流海軍的位置。
1899年，德拉內桑就任法國海軍部長后，開始強力清除“新學派”的影響。他指出：在海上保持威力盡可能強大的火炮尤為重要，而只有在寬闊穩定的平臺上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樣的船身平臺加上必要的裝甲和速度，其結果只能是戰列艦。法國海軍部終于意識到海軍力量的對比，終究是以大型戰列艦來計算的；巡洋艦、魚雷艇和潛艇始終是戰列艦的輔助艦艇，不可能代替戰列艦。于是，法國海軍倉促啟動了一個建造6艘戰列艦和5艘裝甲巡洋艦的7年計劃。此舉意味著法國海軍終于回歸了“正統”。
公允地講，奧貝看到了通過摧毀敵人的航運進而摧毀敵人的戰爭潛力來贏得戰爭的可能。在理想條件下，這就提供了一條在傳統的艦隊決戰之外戰勝敵人的途徑。只不過，這個敵人不是敵人的艦隊，而是敵人的整個經濟和整個國家。
形象地講，奧貝看到了工業革命時代的海上戰爭的較量不僅是艦隊的較量，而且更是國家意志和實力的較量。此時，只要抽掉敵國的那根“釜底之薪”，那么敵人的艦隊也就失去了作用。
奧貝的理論顯然超越了戰術和戰役理論的層次，而進入到了“總體戰”的國家戰略的高度。但是奧貝明顯忽略了幾個問題：
第一，如果敵人的主力艦隊在輕型艦艇的護衛下找上門來決戰該如何面對？奧貝理論最重要的實證支撐是18771878年俄土戰爭的海戰中，俄國魚雷艇對土耳其軍艦的戰果。但是奧貝明顯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奧斯曼土耳其艦隊致命的問題就在于大艦在沒有輕型艦艇屏護的情形下，直接面對了俄羅斯魚雷艇和桿雷艇的沖擊。輕型艦只的攻擊作用是極其有限的，不可能有效地面對一支同樣裝備了大量輕型艦艇的完整的大艦隊的攻擊，即使是在近岸防御中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輕型艦只的遠洋持續作戰能力極其有限。而奧貝主張的遠洋破交戰使得攻擊方的襲擊艦必須深入大洋航線。即使到了今天，除了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魚雷艇之類的輕型艦艇除了用作近岸防御是沒有意義的，根本不可能突破作戰能力完備的敵人依靠以大型艦艇為核心的艦隊實施的遠程封鎖。在缺乏海外基地的情況下，鋼質巡洋艦的續航力必須大大提高。而續航力的提高又必然導致火力、防護、速度這幾個關鍵性因素中的一個或者幾個受到削弱。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面臨敵人的追捕，則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只能逃之夭夭。而敵人一旦組織護航船隊，再伴以戰列艦隊的遠程警戒，那么破襲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三，奧貝理論的假設是：對手不建造輕型艦艇對付輕型艦只的威脅。換句話說就是，對手永遠也不會掌握這個“技術優勢”。這也就提出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就是如果對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該若何？事實上，海軍理論一旦提出，就不可能成為一國海軍獨享的專利。輕型艦艇在對抗輕型艦艇時，主要靠戰術素養。在戰術用正確的情況下，如果技術差別不大，那么強勢海軍一旦開始大規模建造輕型艦只投入到對等對抗中，那么這個理論的有效性就會迅速失去。而事實證明英國皇家海軍也確實這樣做了。
奧貝這種紙上談兵的理論用“理性化的外衣”掩蓋了其庸俗的實質：將復雜的系統對抗，當成了田忌賽馬式的與白癡的博弈，全然不考慮對方可能采取的對抗措施。
奧貝及其新學派的鼓吹者們完全不理解大國間的現代戰爭已經是一種將動用整個綜合國力和武裝力量的系統性對抗，而醉心于僅僅依靠一兩件獨門優勢兵器或者武林秘岌就足以發動對優勢之敵的襲擊。這種思路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熱衷于將“蚊子吃大象”的個案當成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從而對依靠完全不顧規則的戰爭解決，產生偏執狂式的路線依賴。
更麻煩的問題還在于，奧貝的祖國是法國！法國是僅次于英國的第二大殖民帝國。換句話說，法國自己也是高度依賴遠洋航線的，那么一旦本土艦隊被強勢海軍封鎖，而航線又被敵人派出的輕型艦隊切斷又該如何？事實上，法國對于這種破交戰略的對抗能力很有限，而以殖民地為支撐點的輕型艦隊面對敵人優勢兵力打擊時的防御能力也極其薄弱。一戰期間，德國遠東艦隊精銳的裝甲巡洋艦和輕巡洋艦在斯佩中將的率領下不得不逃離青島，并最終全軍覆沒的悲劇就證明了這點。
奧貝的理論許諾了美好的前景，片面夸大了輕型艦只的作用，忽略了包括無線電等通信和觀瞄設備的進步，對輕型艦只破交可能造成的致命影響。其內在要求則是一個國家海軍的畸形化和輕型化。在那個時代，這無疑等于通過閹割了一支均衡海軍的決戰能力從而剝奪了其爭奪海權的存在價值。此舉對其潛在敵人當然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價值，足以使其能夠以小得多的代價獲取壓倒性的戰略主動權。
更為致命的是，奧貝提出這個理論的時代，法國的政局動蕩。在18701900年的30年間，法國更換了30位海軍部長。作為一種普法戰爭后國防開支萎縮背景下提出的戰略，新學派在1890年后的法國國防開支大幅度增長的背景下，其支持度開始下降。
在法國圍繞支持和反對新學派的爭論從海軍總參謀部蔓延到國會辯論和社會的各個階層的同時，無休止的辯論和朝令夕改使得海軍建設受到了“揮刀自宮”式的毀滅性打擊。到了1900年前后，法國海軍已經事實上放棄了“新學派”思想而又回到了傳統的艦隊決戰老路，只不過此時在列強海軍排行榜上，她已經失去了亞軍的座位。
無心之柳
不過出人意料的是，奧貝的“新學派”對德國海軍此后半個世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或者說“致命的干擾”！德國海軍內部實際上一直存在著關于未來發展方向是以主力艦為核心的大艦隊決戰，還是以巡洋艦或潛艇為核心的破交作戰的爭論。甚至于威廉二世早期也曾經極度熱衷于建造用于破交作戰的巡洋艦。幸而深具戰略眼光的提比茨及時地告訴了他的皇帝，海權的取得只能依靠主力艦的對決。
日德蘭海戰后，面對提比茨一手打造的“風險艦隊”，遭受了慘痛戰術失利的英國皇家海軍一面拼命掩蓋自己所遭受的嚴重損失，一面竭力誤導德國和其他潛在海軍對手放棄主力對決，轉而發展破交作戰能力，而其自己卻堅持保有一支強大的主力艦艦隊，以維持海上的戰略主動權。這種極度夸大個別兵器和破交作戰的戰略誤導，成為了魏瑪德國和納粹德國時代，德國海軍內部盛行的巡洋作戰和潛艇戰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
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規定：德國海軍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擁有相當于英國海軍100的潛艇噸位的條款，看似是英國綏靖主義縱容德國的表現，實際上正是在德國國力迅速復蘇大勢已成的情況下，英國自覺無力迎接來自德國的新一輪主力艦競賽挑戰，基于一戰的經驗和聲吶技術的發展而故意為德國海軍設下的一個“死門”。屬于為了減輕戰略壓力，確保戰略主動權的“四兩撥千斤之策”。而丘吉爾始終掛在嘴上的對德國潛艇戰的憂慮，不過是使當世及以后的對手們繼續深陷這種戰略誤導陷阱不能自拔的伎倆而已。
實際上，沒有主力艦隊的翼護，依靠輕型艦艇或潛艇進行長時間的持續破交或者保交作戰都是不可能的。那些至今依然對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潛艇戰所取得的驕人戰績念念不忘的人們，至少回避了4個關鍵問題：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擁有385艘潛艇的德國潛艇部隊至少擊沉協約國和中立國船只約6000艘，其中戰斗艦艇150艘以上，運輸船5906艘，注冊總噸位約1300萬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海軍至少擊沉盟軍商船與戰斗艦只2882艘，總噸位超過1440萬噸。但如此大的打擊也僅使對手損失了510的海運量，未能在經濟上使對手崩潰，并且終究還是失去了戰爭。這說明潛艇戰僅是決定戰爭走向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
第二，德國的潛艇部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面對尚不成熟的護航體制和反潛打擊，至少被擊沉潛艇178艘，官兵陣亡約500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全部1188艘潛艇中損失了超過800艘潛艇，其中至少有781艘被盟軍擊沉，德國海軍潛艇部隊官兵陣亡約30000人，陣亡率超過了60，高居所有參戰部隊陣亡率之冠。這說明在沒有其他軍兵種有效協同的條件下，潛艇這類非常規裝備哪怕是采取狼群戰術，在高強度戰場中的生存力也是嚴重不足的。
第三，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海外襲擊艦，除了極個別的漏網之魚外，絕大多數都沒有逃脫對手的追捕和殲滅，其全部戰果與戰爭中敵方成功完成的海運量相比顯得微不足道。這說明，在一場長時間的戰爭中，即使是較少依賴海運航線的一方，憑借相對輕型的襲擊艦隊采用游擊戰術，也很難對擁有重型艦隊的一方取得戰術主動權。
最后，作為一個反例，一直奉行主力艦隊決戰思想的日本海軍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美國海軍形成了沉重的壓力，而且還一度橫掃了從太平洋到印度的英國皇家海軍。這說明了一支均衡的海軍，哪怕是相對弱勢的，也能夠對一支強大的海軍構成強大的壓力并使其在決戰中蒙受巨大的損失。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盡管魚雷、潛艇甚至飛機等新技術裝備的出現對原有的海軍裝備產生了嚴重的威脅，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海戰的格局，但是這類裝備的效能發揮依然必須仰賴于整個海軍系統的支撐。否則僅僅依靠一兩件先進武器是不可能確保總體實力落后的一方贏得最終勝利的。這一點在1982年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中的阿根廷一方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正如當年的日本海軍不是僅僅依靠魚雷艇取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一樣，英國皇家海軍既沒有因為德國猖撅的潛艇戰和神出鬼沒的襲擊艦而失敗，也沒有因為阿根廷的飛魚式反艦導彈而輸掉馬島之戰。由此可見，正面對抗能力對于一個大國而言是必須的。奧貝之流的思想主張看似先進，實際上必然會導致誤入戰略歧途，其在大戰中的結局也必然是悲劇性的。從長遠看，一個大國海軍即使是將其作為權宜之計，也是不經濟的。
大國如果采取這種取巧的發展戰略，對于掌握強勢海軍的對手所能施加的壓力也必然只能是輔助性的。在正常情況下，不但遠遠達不到足以令對手崩潰的壓力臨界點，甚至也不可能如一支更加均衡的力量那樣，令對手出于對付出更多代價的擔憂而謹慎行事。
二戰之后，有人強調核武器這種終極武器的出現已經使得包括艦隊在內的常規對抗能力因為過時而不再需要。但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重要現象：為什么美國在擁有一支強大的核力量的同時，還要保有一支龐大而代價高昂的海軍？
原因很簡單：核武器因為威力太大，而在爭端中難以使用，甚至連威脅使用也是困難的。這實際上就使得僅僅擁有核威懾的一方在國際關系的博弈中相對手段齊全的一方處于被動地位。你不能為了任何爭端而不加區分地以使用核威脅來解決問題，尤其是在低烈度的沖突對抗中。一個有核國家即使在面臨戰術性失敗的情況下，也會由于擔心遭到核報復而難以定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決心。
這不但會使優勢方在控制戰爭升級方面有更多主動性，而且會因成本低而收效高，更容易在面對缺乏正面對抗手段的對手時，傾向于將自己擁有完全優勢的低烈度戰爭、非接觸性戰爭作為解決手段。甚至于一個即使沒有核武器也沒有完整的防御系統的小國，也能夠采用低烈度的沖突和其它非接觸的手段，令一個僅有核武器而沒有完整對抗手段的大國挫敗，而不必擔心這個大國使用核武器進行報復。
因此，在海軍發展上，跟蹤先發大國戰略盡管顯不出多高明，但對一個后起的大國海軍而言，至少在發展前期，卻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對于一個企圖爭取和平發展機會以平等地位參與世界秩序的大國來說，以跟蹤戰略為基礎，謀求完整的對抗手段體系，是防止大國間沖突，和預防某些不負責任政權通過故意惡化大國間的關系和制造區域緊張態勢從而達到借刀殺人的“搭便車”行為的必須途徑。
俄羅斯的壓力
奧貝的新理論使得日益衰落的法國海軍很難形成對德國海軍的嚴重挑戰。尤其是在帝國海軍首腦卡普里維上將，提出修建穿越荷爾斯泰因的運河計劃后。1895年基爾運河貫通，德國主力艦艇可以快速集結于北海或波羅的海，法國海軍對德國海岸的壓力被有效地減輕了。
對德國來說，在英國不參戰的情況下，德國沿波羅的海海岸線最大的安全威肋、來自于俄國。這個國家盡管大量訂購了法國軍火，卻很少受到時髦的海軍新學派的影響。熱衷于采用新銳技術的俄國海軍走的卻是一條穩健的均衡艦隊發展道路。如果不是因為其內部的低效率、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那么俄國海軍對德國海岸的壓力，要遠遠大于全球部署的英國皇家海軍。
根據俄國1882年制定的海軍規劃，俄國在此后的20年間要制造20艘戰列艦和10艘巡洋艦——后來巡洋艦的數量增加到了24艘。在18831889年動工的9艘戰列艦中，4艘10200噸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級戰列艦配屬黑海艦隊，而其余5艘戰列艦則配屬波羅的海艦隊。
這些配屬波羅的海的小型戰列艦在巡洋艦和大量輕型艦艇的拱衛下，對同期德國海軍7600噸級的薩克森級岸防戰列艦和以“艾琳”號、“威廉國王”號等鋼質巡洋艦為主構成的艦隊，構成了嚴重威脅。從技術上看，即使是4艘在1890年后動工的勃蘭登堡級戰列艦也難以面對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的挑戰。
在沒有獲得旅順港之前的1897年呈交沙皇的海軍7年發展計劃中，為了應付未來遠東的威脅，俄國海軍提出需要建造4艘新型戰列艦。在取得旅順港后的1898年3月22日沙皇的批復中則指令1905年之前要額外再建造2艘戰列艦、16艘巡洋艦、30艘驅逐艦。事實上，俄國雖然不是現代化的強國，但是其海量的經濟規模和資源總量使得其任何鄰國都會感到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
執行這一龐大計劃的結果，是使整個波羅的海和黑海沿岸的俄國造船廠都裝滿了各類正在建造的軍艦艦體。同期，法國和美國還各向俄國出口了1艘戰列艦。
根據俄國海軍1911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海軍法》草案：到1933年，俄國海軍波羅的海艦隊將由2個作戰中隊和1個預備中隊組成，總共包含24艘無畏艦，12艘戰列巡洋艦，24艘輕巡洋艦，108艘驅逐艦以及36艘潛艇！
由此可見，一旦俄國完成了在波羅的海方向的艦隊重建，那么德國海軍的數量和質量將不足以保證維護其海岸的安全。這個紙面上的豪華艦隊陣容一旦變成現實，不要說德國，就是英國在大艦隊沒有傾巢出動前也難以有效抗衡。更不要說，如果法國，甚至是英國站在俄國一方介入戰爭后，那么將對德國的波羅的海方向造成怎樣的壓力。
很多人都抱怨是威廉二世和提比茨在1897年的合作改變了德國的命運。他們并沒有看到，在俾斯麥時代，德意志帝國的海軍戰略已不再可能有效地保衛“祖國的海岸”。由于不再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也無力提供必要的安全，原來的建軍路線被拋棄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