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上)德國為什么需要一支強大的艦隊
“不管各國海軍的歷史起源的實際情況如何，人們日益清楚，海軍的職能具有獨特的軍事性質和國際性質。”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許多人認為正是追求建立一個足以挑戰大英帝國的海權，導致了德國走上了與英國為敵的道路。這部分人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德國為什么需要海權？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狂熱的讀者在看完了馬漢那本著作之后的心血來潮。
很明顯，威廉二世對海權的追求當然不能僅僅用殖民地問題來解釋。世界政策固然在威廉二世的對外政策中居于重要地位，但這并不會導致他把所謂的世界政策凌駕于國家安全之上。威廉二世對海權的需求，最初主要來自于當時德國特殊的國家安全形勢的需要。
仇恨播種機
托俾斯麥的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的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實際上要比通常教科書上描寫的嚴峻復雜得多。導致威廉二世成為海權倡導者的原因多種多樣，從安全角度出發最主要的是以下四個方面的因素：預防戰爭的需要；德國對于有限海權的追求；存在艦隊與風險艦隊理論的誘惑；來自英國對德國擴張海軍刺激的不適當反應。
首先，追求海權并非是為了滿足威廉二世個人的虛榮心，其重要動力來自于德國的安全需要—通過必要的手段去預防一場戰爭。
對德意志帝國的戰爭，并不是空穴來風。盡管俾斯麥侯爵一直試圖將法國人的“復仇主義”從德國身上引開，最好引導到英國的身上，但是結果卻并不成功。希望別人在割地賠款的情況下又不記仇是不可能的。法國人在普法戰爭結束后，一刻也沒有真正忘記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屈辱——法國作家都德那篇著名小說《最后一課》就是法國世代相傳的對德復仇主義的典型代表，其情節絕大部分屬于浪漫主義的想象，因為割讓給德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大部分人都講的是德語而不是法語！這本小說的真正偉大之處并不在于事實，而在于通過捏造“悲情”迎合了幾乎每一個法國人的民族復仇心理。
在獲取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后，德國的安全形勢由于法國國力的復蘇和其國內諸如布朗熱主義之流此起彼伏的對德復仇主義而嚴重惡化。這個問題成為了法德矛盾解不開的死結。而英國也非常樂于看到歐洲大陸的兩個強國因此而世代成仇——這無疑是非常符合英國利益的，也是英國政府不顧格萊斯頓等相對天真的政治家的堅決反對，私下教唆、縱容、鼓勵德國并吞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基本原因。
實際上，這種專門無中生有通過國土問題在別的國家間制造事端的做法，也是英國保持霸權，維持“均勢”的一貫伎倆：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問題上是這樣，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是這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問題上是這樣，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問題上是這樣，在伊朗和伊拉克邊境問題上是這樣，在蘇丹問題上是這樣，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還是這樣。在這架孜孜不倦的“仇恨播種機”看來，如果不能讓你們之間相互仇恨，那么我的利益也就無法保證了——別人的團結或者和平，自然就意味著自己的地獄。這和今天的某個國家專門利用其在二戰后的占領優勢，不顧國際公法和自己簽署的條約宣言，將強占的別國島嶼領土“轉讓”給另一個國家，從而專門以“國土”這個敏感的話題在這些國家間制造世代相傳的仇恨是一回事。
而對法蘭西復仇主義狂潮坐臥不安的歷任德國皇帝和宰相們所有要求法國確認法、德邊界不可改變的企圖，也明確地在各種場合被法國所拒絕。即使在英法矛盾因為埃及問題以及后來的法紹達危機達到劍拔弩張的戰爭臨界點時，在法國政府主動向德國尋求外交和軍事支持的情形下，只要德國政府一旦提出要求法國政府承諾歐洲國家間的邊界——當然主要是法德間的邊界不再改變，法國政府就會斷然拒絕；甚至甘愿在海外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等一攬子問題上忍受向英國屈服的屈辱也在所不惜。
這一點在長期主導法國外交和殖民事務、堅決反對和平解決法德矛盾的政治家泰奧菲勒德爾卡塞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此公是比相對激進的布朗熱更加老謀深算的鐵桿對德復仇主義者。在此人的不懈努力下，法國以對德復仇為核心國策，先后建立了法俄同盟、英法協約。盡管后來德國終于像當年搞垮布朗熱一樣，在1906年利用“摩洛哥危機”把這位在威廉二世眼中“對德國最危險的法國人”搞下了臺，但是此公卻在蟄伏了一段時間后，于1909年再次復出執掌法國的海軍建設。
此后，德爾卡塞繼續馬不停蹄地推動英法軍事合作，甚至背著國會和內閣中的絕大多數成員與英國簽訂了英法海軍合作的秘密協定，導致英國得以將皇家海軍的主力從地中海撤回本土集中對付來自北海方向的德國威脅——這不單使得提比茨所希望的德國艦隊僅僅需要對實力分散的英國皇家海軍本土艦隊形成“風險”的局部優勢假設化為泡影，導致德國被迫在事實上與英國進行更大規模的全面海軍競賽，從而全面惡化英德關系；而且更間接導致了英國恃仗海軍優勢在1914年做出了主動參與戰爭的最終決策。
可以說，正是德爾卡塞利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一手促成的對德包圍態勢，最終導致了這個1871年以法國凡爾賽宮為起點的強大帝國在1919年在凡爾賽宮的土崩瓦解。這是德爾卡塞的勝利，也是那架兢兢業業的“仇恨播種機”的杰作。
臥榻之側
俾斯麥終生為之奮斗的編織“防法同盟”的艱難事業，除了給法國人帶來了外交上的緊迫感以外，并沒有真正構成嚴重的對法軍事壓力。恰恰相反，法國總參謀部基本上是在一刻不停地編制對德作戰計劃。
從1875年開始，法國就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并且在穩步擴軍的同時通過縮短服役期以增加后備軍隊規模，其主要目標明顯是針對德國。1890年，法國開始了艦隊重建的十年計劃。1891年，法、俄結盟，法國開始成為沙俄海軍的重要供應商。而在俾斯麥使得德、俄關系疏遠后，特別是在討論“巴爾干問題”的柏林會議上德國使俄國蒙受恥辱后，俄軍總參謀部也開始了制定對德作戰計劃的漫長作業。這兩個作戰計劃在幾經修改后，最后形成了法國進攻德國的十七號計劃和俄國進攻德國的十九號計劃。
俄國人的十九號計劃的前身是“G計劃”。根據“G計劃”，俄國將在德國進攻時執行庫圖佐夫式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隨后俄國在完成動員后將開始反攻，最后從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兩路攻入德國本土。但是法國人在了解“G計劃”后，認為俄國人過于保守，因此要求俄國在戰爭開始階段就執行進攻戰略。這導致了第十九號計劃在1910年的出爐。根據該計劃，一旦德軍主力用于進攻法國，那么俄國將在戰爭爆發時，以兩個軍的兵力主動進攻德國，從東普魯士和西里西亞分兩路入侵。
而法國人的十七號計劃則在普法戰爭后就開始了準備，經過長達幾十年的無數次修訂，最終于1913年正式被法國總參謀部所采納。根據該計劃，法軍將主動以4個軍的兵力分南北兩路進攻德國。南路主攻目標是奪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北路則在盧森堡或者阿登地區迎戰德國主力。法國制定該計劃的基本假設有兩個：一個假設是法國士兵的素質、戰爭意志和進取心高于德軍；另一個假設是德國不會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從而遷回到法軍的背后。當然這兩點，到后來都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正因為對于當時的德國國家安全形勢有著比較清醒的了解，所以在包括老毛奇在內的德軍總參謀部歷任總參謀長及其幕僚和政府內部的諸多“有識之士”中，一直有著對法國及其盟友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的倡議。按照這些主戰人士的想法，這場戰爭要足夠對敵人造成嚴重打擊，使其至少暫時放棄在短時間內對德作戰的主觀積極性和客觀可能性；同時又不是一場全面的戰爭——德國只以有限的代價，就將獲得安全形勢的根本改變。
一語成讖
當然在今天看來，率先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的言論，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軍事上看都純屬一廂情愿。
一方面，1870年，英國和俄國之所以會坐視俾斯麥贏得普法戰爭的勝利并獲取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初衷并不在于希望德國統一或強大，而是希望德國成為制衡法國的力量，從而使中歐和西歐地區在不共戴天的世代仇恨中保持“均勢”。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在1890年還會漠視德國由于徹底擊敗法國或者俄國而成為一個無法控制的“柏林秩序的統治者”。
另一方面，現代動員體制和鐵路系統、新聞傳媒的發展和對海外市場以及原料供應的依賴，已經使得披上了“民族主義”外衣的大國間的戰爭將成為規模難以控制的曠日持久的“總體”。戰爭往往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環環相扣但又相對獨立的戰役，才能決出最終的勝負。即使擁有壓倒性優勢的一方，也很難指望在面對一個意志堅定的劣勢對手時，畢其功于一役。那種通過一場堂堂列陣、鼓噪而進的決定性會戰就各自收兵回家的古典戰爭已經一去不返了。
在19世紀末，即使是最蹩腳的戰略家也已經意識到了工業大國間的戰爭已經發展到了總體戰的程度。不光像波蘭業余戰略家、鐵路大亨讓戈特利布布洛克在他1898年出版的大部頭《未來戰爭的技術、經濟和政治諸種方面》中指出的：“下一次戰爭中每一個人都將進入壕溝”，就連親身擊敗過法蘭西第三帝國的老毛奇都曾經警告過參謀部里和國會里的那幫戰爭販子們：“下一次歐洲戰爭將持續30年的時間”。寄希望于通過一場小規模的戰爭而改變戰略環境無異于癡人說夢。
國家間的戰爭一旦扯上民族色彩，就不再是能被帝王將相們隨心所欲、收放自如的股掌玩物了。尤其是在關系到國家榮辱的民族戰爭中，舉國的總動員是不可避免的。這點在“擁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體現得尤其比“限制言論自由的****君主國”更為強烈——人們只需要回憶一下俾斯麥是怎么在1870年通過“編輯”電報稿里的單詞把“從長計議”改成了“沒什么可說的”，從而讓整個法國陷入戰爭狂熱的殘酷現實就會對此產生深刻的印象。實際上發動戰爭并不難，難的是控制戰爭的升級。
實際上，這種瘋狂的“預防性戰爭”的根子還是在俾斯麥那里。自這位宰相1862年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之后，18641870年間輕易取得的三場王朝戰爭的勝利，已經使得帝國上下都對“鐵和血”產生了嚴重的路線依賴。那些俾斯麥的門徒們和出于政治原因反對俾斯麥的人們在一個問題上都是統一的，那就是“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議論和多數人投票能夠解決的，有時候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場斗爭來解決，一場鐵與血的斗爭。”區別僅僅是“有時候”還是“所有時候”的問題。
以微不足道的代價令別人血流成河的諸多“輕易獲勝”的歷史記錄，使得某些國家將發動戰爭當作了處理危機的條件反射。直到今天，我們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依然經常看到個別“文明國家”這種熱衷于通過投擲自己的鐵、流別人的血的暴力特質。因此很難說這種暴力特質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在國際政策領域，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與英國人的炮艦外交從本質上看實際上都是一回事。只不過在文明的英國人看來，英國人的“軍國主義是屬于上帝的，而德國人的軍國主義則屬于魔鬼”。
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袖，威廉二世畢竟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不可能認識不到通過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來預防戰爭的思想，無異于引火燒身。這里牽扯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一定要發動戰爭？在現代國家體系下，發動戰爭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獲得比戰前更加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如果得不到更好的和平，那么戰爭就不應被發動。德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強國，既受困于來自于法國的復仇幽靈，又面對著在擴張殖民地的過程中與其他國家間的利害沖突，那么怎么樣以“最好的代價”來預防可能爆發的全面戰爭呢？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搶先發動一場可能引發嚴重后果的“預防性戰爭”以外，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呢？
的確有！
答案來自不列顛和提比茨。
非戰的勝算
就在威廉二世繼位前后，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英國，通過俄土戰爭、法紹達危機、事件，針對海權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問題給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來自1878年的俄土戰爭。
在1878年俄土戰爭的后期，為了防止俄國通過逼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放棄巴爾干和黑海的權益而在地中海地區做大，時刻不忘黎塞留式外交哲學的英國立刻扯上奧匈帝國，繼克里米亞戰爭之后，再次力挺了信奉******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威脅要對信奉同一個耶和華的俄國進行“干預”。當時奧匈帝國海軍和英國地中海艦隊開始向土耳其和巴爾干沿海集結。此時，出于聯奧考慮的俾斯麥要求威廉一世斷然拒絕了沙皇提出的對俄國給予支持來作為俄國1848年干涉普魯士革命的回報的請求。
無奈之下，已經精疲力竭的俄國深恐重蹈1856年由于英法干涉克里米亞戰爭而失敗的覆轍，被迫在俾斯麥倡議的柏林會議上簽署《柏林條約》做出重大讓步：放棄了通過《圣斯特凡諾條約》獲得的許多利益，失去了夢寐以求的進入地中海的通道控制權。英奧憑借海軍和陸上實力達成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意圖。
第二個答案來自1898年的法紹達危機。
1898年，企圖打通整個非洲大陸東西向通道，從而建立從塞內加爾到索馬里的“2S非洲”創建“新法蘭西”的法國人，派遣了一支武裝“探險隊”進入了尼羅河流域蘇丹境內的法紹達村，并升起了法國國旗。不久后，同樣準備再次占領蘇丹，打通非洲大陸南北向通道，從而建立從開羅到開普敦的“2C非洲”創建“新不列顛”的英國武裝“探險隊”，在基欽納將軍的率領下也到達了法紹達村。英軍要求法軍撤離，但法軍堅持“有效占領”拒不撤退。于是導致英軍和法軍開始武裝對峙。
消息傳回歐洲后，英國政府拒絕國際調停和仲裁，立刻準備訴諸“鐵和血”來解決問題。英國皇家海軍艦隊開始集結在法國外海，準備與法國開戰——人們經常忽略的一點是：“愛好和平的英國人”是隨時準備打架——這一點和今天動不動就投擲“戰斧”的“某個國家”極其類似。考慮到在未來的戰爭中毫無勝算可言，法國政府被迫放棄了“2S非洲”計劃，以尼羅河和剛果河為界，同意英國占領蘇丹東部和尼羅河流域，法國占領蘇丹西部。
這直接導致了在此后的一個多世紀中蘇丹綿延不絕的戰火以及在2011年這個非洲最大國家的分裂。不管今天西方怎樣抵賴，造成蘇丹一個多世紀的國家悲劇，包括他們所謂的達爾富爾問題的“人道主義災難”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那兩個滿嘴人道、自由、博愛、平等的“最文明國家的代表”。
對威廉二世和德國各界角逐海權的決心影響最深遠的一個因素，來自1896年的事件和在據說是由其引起的第二次布爾戰爭中發生的“西提斯”號輕巡洋艦事件。
1896年元旦前夕，當時在南部非洲的布爾人國家德蘭士瓦共和國總統克魯格，成功地擊敗了英國人詹姆森博士在南非礦業巨頭羅德斯的“支持”下，率領500名礦業公司警察“擅自”發動的遠征襲擊。此事導致英國索爾茲伯里首相政府陷入被動。
1896年1月3日，對主要是荷蘭裔的布爾人持同情態度的威廉二世“冒失地”向克魯格總統發出了賀電，祝賀克魯格總統及其人民在沒有友邦支持下獨自戰勝入侵者的勝利。此事披露后，大丟臉面的英國各界倍感“憤慨”。而惱羞成怒的英國政府也終于找到了轉移公眾矛盾的擋箭牌。
于是乎，是不是違背了英國天天掛在嘴邊上的《國際法》去侵略了一個主權國家已經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了一個敢于在英國欺辱別人時說真話的“惡棍”。在德國將派遣志愿人員幫助布爾人對英國作戰的“臆測”下，英國迅速向北海派遣了一支艦隊以向德國示威，同時向南部和東部非洲派遣了艦隊以防“德國志愿者”登陸。此后該事件以詹姆森被放回英國并由英國法庭以令人啼笑皆非的“企圖對友邦進行軍事遠征”的罪名判了15個月監禁，隨后保外就醫而不了了之。
據主流歷史學家考證，由于的影響，英國決定發動第二次布爾戰爭，徹底解決掉那幾個“友邦”。在這場戰爭中，被布爾人打得暈頭轉向的英國人對同為白種人的布爾人和平居民，不管是否有親屬參與了戰爭一律采取了玉石俱焚的“三光政策”。隨后，為了徹底消滅布爾人的反抗，英國人從1900年9月開始創設了“集中營”，先后將13.6萬名布爾婦女、兒童和老人及其8萬名黑人奴仆投入其中。
仁慈的英國人規定對任何企圖逃跑的布爾人一律射殺，對老實呆在集中營里的布爾人每天提供不超過一磅的各類食品(也就是不到一市斤)。在整個布爾戰爭期間，據英國人自己統計，死在集中營里的布爾人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22074名兒童，4177名婦女和1676名老人。奧蘭治地區集中營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經高達40！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這兩個“友邦”全部44萬布爾人中，1/7死在了集中營里或被作為戰俘和潛在的同情布爾人游擊隊的危險分子被流放到了印度、百慕大、錫蘭、圣赫勒拿島等沒有什么危害的地區。
在這場激起了歐洲公憤的恃強凌弱的戰爭中，英國皇家海軍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一方面，皇家海軍游弋在歐洲附近水域的強大艦隊，確保了英國能夠在31個月的戰爭中，將幾乎全部陸軍和來自各個殖民地的近20萬軍隊在內的44.8萬軍隊投入到對付這兩個白人總人口約44萬的布爾人國家的戰爭中，而不必擔心英國本土或者其他殖民地受到其他列強的襲擊。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海軍不但動用了1072艘艦船，向南非運送了38萬人的部隊、45萬匹騾馬、134萬噸軍事裝備，而且其派出的攔截艦隊還有效地攔截并扣留了多個國家被懷疑向南非運送“違禁品”和支持布爾人的志愿者的商船。1900年l月，英國皇家海軍“西提斯”號輕巡洋艦(HMSThetis)在當時被稱為德拉瓜灣的莫桑比克馬普托灣臨檢并扣押了“將軍”號、“赫爾佐格”號等3艘德國郵輪，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檢查。其中在被懷疑偷運給布爾人的補給品的“赫爾佐格”號郵輪上，盡管什么也沒發現，但是包括葡萄牙總督在內的全體船員和乘客依然被從1月6日扣押到了1月22日才被釋放。
這一典型的霸權事件，直接導致了德國國內反英情緒的大爆發，普法戰爭以來建立的民族自豪感深受刺激。而做無可奈何狀的帝國海軍國務秘書提比茨海軍中將，則巧妙地因勢利導推動義憤填膺的國會，在沒有進行大的修改下就于1900年6月20日以210票贊成和103票反對，通過了主力艦規模達到1898年《艦隊法》規定的規模兩倍的1900年《艦隊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曾經同樣飽受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欺辱侵略的國家，大部分關于“”事件的評論，竟然跟當年英國人攻擊偶爾說了一次公道話的德皇威廉二世的言論如出一轍。——英國人這樣說當然是為了帝國的利益和榮光，那么其他人這么說又是為了什么呢？似乎不是為了還原事實的真相！
時至今日，每當那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跳出來搞一次霸權展示，人們周圍就不乏滿嘴《國際法》的專家們出來論證這種行為的合理性，以引導旁觀者得出受害者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是“活該”的結論。這些專家們似乎在一個問題上集體失明了：到底有哪一條《國際法》允許一個國家公然派出自己的臣民去侵略另一個國家，而且失敗后還不許別人說？
那些聲稱正是“”事件導致英國人定下血洗布爾人的最后決心的言論，是根據一個制造出這種顛倒黑白的強盜邏輯的思維定式：被害人遭難的原因不在于兇手的貪婪殘暴，而在于旁邊那個講出了真相的多嘴旁觀者。
講話的門檻
在上述3個事件中，英國憑借其強大的海軍力量，或者直接恐嚇了對手，或者在從事一場戰爭的同時威懾了其他潛在的對手，從而收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成效。這正是“預防性戰爭”所無法獲得的成效——很顯然，這非常符合威廉二世的“需求”——一支艦隊不但對于防止戰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就是對于外交也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身處一個沒有實力就只能收聲的文明時代，就更是如此。
實際上這種思想正是那個時代所流行的。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幾乎丟掉了全部主力艦家當的俄國在1911年的《海軍法》提案中就明確地寫道：“海軍的發展首先是和平所必需的。……當其它列強發生沖突時，強大的海軍可以確保我國中立，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榮譽。過去的歷史表明，沒有其他軍事力量可以取代海軍的地位。……實際上所有世界強國也早已意識到了這一點，盡管他們有著不同的地理和國際地位，尋求的國家利益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所謂強大的海軍艦隊必須能夠執行遠洋作戰任務，能在開闊海域找到敵人并主動出擊將其殲滅。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安全，保證國家的政治利益和領土完整。”
以上例子很清楚地表明了一點，那就是一支足夠強大的海軍力量，不但是進行戰爭的有力手段，同樣也是遏制戰爭的有效工具。即使是為了置身事外，也必須要有足夠的“武裝”或者“潛在危害性”才能獲得中立。因此作為公海上的示威者和遠洋力量投送工具，如果德國海軍能夠強大到讓潛在對手失去“勝算”或者為了消滅其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那么其價值也就得到了體現。
但是德國人如何獲得這種足夠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勝算”呢？
如果把“海權”分為“有限海權”和“完整海權”的話，那么不難發現，威廉二世時代的英國人掌握的是縱橫四海全球到達的“完整海權”。而殖民地有限但卻產能過剩的德國追求的則首先是家門口的“有限海權”。這就決定了不管言辭如何表達，德國人追求的海權明顯是“防御性的”——至少針對英國人是這樣的；而英國人追求的海權則是針對所有人的“進攻性的”和“壓倒性的”海權——其核心就是一種可以為所欲為的完全霸權。
英國自16世紀以來，其外部財富的獲得就不完全是靠所謂的自由競爭或者技術優勢，暴力手段和戰爭溢價在英國開拓世界市場和建立財富帝國的進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國的經濟形態和這種生存方式所依靠的國際秩序高度仰賴海軍力量，因此倫敦似乎永遠有充足的理由，將另一個歐洲國家的海上自衛能力限制在不能妨礙英國隨心所欲地行使霸權，和在“必要的時候”對其進行“合法侵害”的限度之內。否則就必須對其進行一次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就是納爾遜以來備受推崇的皇家海軍光榮傳統的實質。
如何發展至關重要的海上力量，從而使德國贏得國家安全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與日益增長的國力相稱的作用？答案是和英國人一樣建造戰列艦吧！面對威廉二世在一次宴會上向在座的海軍高級軍官們提出的這個問題，當時任職于帝國海軍波羅的海分艦隊的提比茨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路，那就是以主力艦而不是以巡洋艦為核心發展一支“能夠在世界任何角落發揮影響力”的海軍力量。這樣的海軍力量，只能是一支能夠和英國進行正面交鋒并以魚死網破的決心使其承擔難以忍受的代價的艦隊！
那么，這樣一支海軍力量的規模和發展方向是什么呢？按照引起了英國人無限遐思的提比茨在其提交的1900年《艦隊法》附加備忘錄中援引威廉二世的原話就是：
“為了保護德國的海上貿易和殖民地，在當前的局勢下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德國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一支即便是與實力最強大的海軍強國開戰，也能使他們陷入險境的強大海軍。要達成這一目的，德國的主力艦隊完全沒有必要跟上最強海軍國家的艦隊規模，因為通常來說，任何一個海軍強國都不可能將他們的主力艦隊集結起來進攻我們。即便是敵人傾注所有軍艦以絕對的優勢來壓倒我們，要打敗我們的強大艦隊也必將大耗他們的元氣，雖然敵人也許會取得勝利，但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將無法再依靠這支艦隊維持下去。”
熟讀馬漢著作的威廉二世道出了一個可怕的推論：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靠艦隊維持的。因此沒有了艦隊，英國就什么也不是！盡管有人攻擊這段直白的文字野心勃勃，同時又因為沒有考慮國際關系和結盟之類的因素，而破綻百出。但這些人忽略了兩個關鍵性的因素，一是德國不斷增長的綜合國力確實有能力負擔建設和維持這樣一支海軍力量的技術和開銷；二是同盟關系的決定不但要有共同的利益而且還要有足夠的實力。
利益的取得靠的是實力，而沒有了實力自然也就難以分享利益。無怪乎，在那個時代，只要實力的均衡被破壞了，那么再神圣的條約在政治家們看來也不過就是一張紙而已。這一點，從同樣都以實用主義著稱、都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巴麥尊到本杰明迪斯雷利以及后來的丘吉爾都爛熟于胸：“對于國家而言，沒有永恒的朋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然而人的見識畢竟有限。1900年的大英帝國如日中天。對這個日不落帝國來說，威廉二世的叫囂不過是癡人說夢而已。但是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他們卻逐漸驚恐地發現，那段話中的最后一句竟然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