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的力量——創建海權的國家意志與社會經濟心理學素描
“正是由于這些政府懂得如何使用它們的艦隊和海軍部的力量，以及《海關法》和《航海法》這一套工具，迅速地、大膽地而且明確地為本民族和本國的經濟利益服務，他們從而才能在這場斗爭中，在財富和工業繁榮方面，處于領先地位。”
——德國經濟歷史學派代表古斯塔夫馮施莫勒爾(1884年)
在拿破侖的時代，即使擁有全歐洲大陸的船廠和森林，法蘭西皇帝急劇膨脹的艦隊依然無法挑戰大英帝國的海權。然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后，大英帝國的海權卻在兩個德國人的通力協作下變得岌岌可危了。
從各個方面看，1914年之前的威廉二世不但生逢其時，更是生逢其“士”。幾乎所有的海軍史學家都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阿爾弗雷德馮提比茨元帥的輔助，德國海軍的擴張至少不會那么地一帆風順。
人們經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在這位1897年以海軍少將軍銜升任海軍國務秘書的工作狂的宣傳攻勢下，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德國各界人士組成的群眾組織——海軍聯盟的付費會員就達到了25萬名。而在這方面，有著悠久海軍傳統的英國人盡管動手早了3年，但是英國國內類似組織的人數卻遠遜于德國。
時至今日，那些認為海權在新技術革命面前已經過時的人們，實際上忽視了海權提供的并不是單純的打擊能力或者機動兵力。海權提供的是陸權或者制空權所不可能提供的持續、顯著和有效的力量投送與控制能力、經常性存在與前沿部署能力、干涉與威懾能力——尤其是在遙遠的、國際敏感地帶或者缺乏基地的地區。
這種意義上的海權盡管不一定要壓倒所有對手，但是對于一個高度依賴世界市場的大國則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種國家本身的“巨大”，決定了它不可能免費搭乘另一個國家的海權便車，或者要求其他競爭對手為其墊付維持海權的成本。因此，如果沒有工業巨頭們慷慨的捐助，沒有政治家們的通力支持，沒有思想家們理性的引導、沒有民族主義者們激動人心的鼓吹，即使是在德國這樣一個皇帝具有無上權威的國家，謀求海權的持續努力也是不可能出現并成功的。
經濟基礎、民族主義以及政治角力的共同作用，決定了威廉二世的德國不得不結束俾斯麥時代將帝國政策局限于歐洲就心滿意足的狀態。那些忽視了世界帝國和海軍艦隊對德意志國家的社會經濟必要性分析，而過分看重皇帝意志的人們，經常無視的提比茨元帥的一句話，卻更準確地說出了問題的實質：“海軍的建造并不是按部就班就可以了，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錢”。
巨獸醒來
17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他1651年出版的名著《利維坦》中，借用《圣經舊約約伯記》中關于3個統治著陸地、海洋和天空的巨獸的記載，將國家這個超越人力的龐然大物稱為“利維坦”。有趣的是，《圣經》預言，這個統治海洋的巨獸“利維坦”，和另外兩個分別統治陸地和天空的怪獸“比蒙”和“以枝”都將在“末日審判”中，成為獻給上帝和人類的“祭品”。這多少讓人想起了在共產主義學說中那個最后的大結局：“國家的消亡與人類的解放”。
幾個世紀后，一個叫馬克思的德國人將一個“異化”的哲學概念系統化了，其基本含義大概就是人創造了某種東西來服務自己，然而這種東西最后竟然反過來成了統治人的東西，比如說“錢”和“國家”。也就是說手段成為了目標。在霍布斯那里，利維坦就是這么一個怪物，人們創造了它，并且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了它，但是它卻成為了社會和人的主宰。
錢的重要性對********機器也不例外！在跨入大工業時代帝國林立的歐洲，“窮”兵是“武”不起來的。在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錢的數量決定了可供使用的資源規模，沒有“錢”什么也辦不成，尤其是對于海軍這種昂貴的技術兵種而言，提比茨深諳此理。
實際上，無論是威廉二世也好，還是提比茨也好，他們只不過是那個時代所創造的“執行者”而已。他們力量的源泉都來自于一個日漸成熟與強壯的巨大的“怪物”德意志國家。
1913年德意志帝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總額為35.21億德國馬克，相當于1.71億英鎊，而英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額為1.92億英鎊，二者已經非常接近。與直觀看法不同，由于帝國內部各邦國承擔大量的社會性開支和地方債務，因此中央政府——帝國政府債務較低。到1914年，德意志的帝國政府債務總額為49.2億馬克，折合2.94億英鎊，而英國的帝國政府債務則高達7億英鎊！
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一個沒有大量殖民地的后發新興工業國家，如何保證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高速增長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歷史證明，當時最有效的緩解工業制造能力過剩的途徑，就是發展龐大的軍事工業，通過政府的軍事訂貨加速企業的資本積累，同時推動工業技術的進步。
對國家而言，誰提供了最主要的賦稅，誰的訴求就必須被認真考慮。
經濟大俱炸
1872年，當福克斯先生80天環游地球的事跡在《時代》雜志的刊載引來如潮好評時，絕大多數人依然是將其作為儒勒凡爾納的又一部充滿想象力的科幻小說來看的。很少有人意識到，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小說里的一切幾乎都變成了現實，而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和政治秩序、力量對比也隨之改變了。
繼意大利王國的統一，隨著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歐洲的政治家們意識到核心區域的政治版圖已然確立。由鐵路和克虜伯大炮武裝起來的新興德意志帝國是如此強大，以至于無論是俄國還是法國、奧地利這樣的傳統強國，都不可能指望在沒有其它列強援手的情況下，單獨擊敗德國。一個以柏林取代巴黎而形成的新的歐洲大陸“穩定態”，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給歐洲的心臟地帶帶來了持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
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意味著長期的工商業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被基本消除。投資熱情的釋放和經濟的發展，使德國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1871年，德國的人口大約是4105.9萬，而到了1914年竟達到了6400萬。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里，德國的城市人口從1870年的占4100萬全部人口的36，迅速上升到了1900年占全部600萬人口的54。
1871年，生活在5000人以下的村鎮中的居民占全部人口總數的大約76；到了1890年俾斯麥下野時，這個比例下降到了67；而到了1910年，這個比例降到了40％以下。當年德國的城市總人口達到了3897萬人，比1871年凈增長了2418萬人！其中生活在萬人以上城市的人口達到了2250萬。柏林的人口在18801910年間增長了2倍，達到了373萬人，成為了歐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
“舉國一致涌向城鎮”使得德國進口外國食品的數量猛烈增長。俾斯麥對農產品采取的保護性關稅政策導致了德國糧食價格的提高，這反過來又造成了德國工資價格和工人運動的高漲。解決途徑之一就是化學合成工業，德國工人成為了世界上食用廉價人造黃油最多的消費者。
德國工業發展中，科學和教育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1619年魏瑪公布的學校法令規定“父母應送6至12歲的男女兒童人學，否則政府就強迫其履行義務”。1763年8月12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簽署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義務教育法》。德國統一后，在和平環境中，德國人對于科學的追求熱情極大地迸發了出來，德國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制定了完備的計劃，也為經濟輸送了大量的人才。
德國化學工業企業中的技術骨干大多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化學家和工程師，他們敏銳地將最先進的化學成果工業化，以克服德國在原料方面的先天不足。19世紀末，當傳統的勒布蘭制堿法還是英國化學工業基礎的時候，德國已開始大規模運用索爾維制堿法。其結果自然是德國精細化工和合成染料業一舉打破了英國在原料上的壟斷。德國硫酸制造商可以任意侵襲想占領的化肥和化工市場。
1897年，在合成染料制造方面后來居上的德國人將合成靛青染料投放市場后，幾乎瞬間就擊垮了英國在印度20萬英畝的靛青種植園。到了1900年，一些生產化學合成染料的企業不但成長為了巨大的康采恩，而且改變了紡織業的世界格局：英國雖然依舊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紡織大國，但在此時紡織品所離不開的化學染料，其全球產量的80％卻是德國人從煤炭中通過化學方法提供的。法本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化學制造商。
以鋼為綱
英國在工業革命中先聲奪人的一個重要因素，即在于鋼鐵工業的領先。歐洲大陸鐵礦石與英國不一樣，含磷量高，無法用當時的常規方法煉鋼。沒有鋼鐵，也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工業、商船和艦隊。從這個角度看，在那個真理的有效距離由大炮的射程決定的“文明年代”，正是鐵礦石的性質決定了歐洲政治力量的對比。
1875年吉爾克里斯特托馬斯堿性煉鋼法在英國問世，迅速改變了德國的窘境。并吞阿爾薩斯洛林獲得的占帝國全部鐵礦儲量60％以上的6億噸含磷鐵礦，終于成為了德國工業革命的可用資源。德國在鋼鐵工業的進步，使其在1900年取代英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機器和鋼鐵制品出口國。到19世紀末，德國的鋼鐵年產量不但超過了英國1/3，而且在加工技術上青出于藍。克虜伯公司已經能夠軋制130噸重、30厘米厚的鋼材，克虜伯裝甲鋼甚至取代了哈維鋼成為英國皇家海軍戰艦的標準裝甲鋼。
鋼鐵工業的進步直接推動了德國造船業、航運業和對外貿易。1881年，北洋水師從德國訂購的“濟遠”號巡洋艦和兩艘定遠級鐵甲艦，就是德國在集造船業和整個工業尖端技術于大成的軍艦制造領域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的有力佐證——日本為了對抗這兩艘改變了遠東海軍力量平衡的鐵甲艦絞盡腦汁，其采購的法系“三景艦”無論在火力還是防護上都無法與之抗衡。甲午海戰中，“定遠”號中彈159發、“鎮遠”號中彈220發后依然具備戰斗力。在北洋水師覆滅后，日軍在考察掠獲的“鎮遠”艦時絕望地發現，盡管該艦在海戰中被各種口徑的日本艦炮命中了220發，但無一擊穿其主裝甲。
1870年以后德國造船業作為一個龍頭產業，迅速整合了德國各個領域的工業力量，使其掌握了此前只有英國才能熟練運用的工業社會核心競爭力——大規模復雜系統集成能力。當時正處于一個船舶動力和材料巨大變革的時期。1870年9月8日，掛滿全帆的英國皇家海軍7787噸的“艦長”號低舷蒸汽鐵甲艦在風暴中沉沒，包括設計者科爾斯和艦長在內的427人遇難，全部艦員中僅有17人幸存。這個悲劇最終推動了蒸汽動力全面取代風帆成為了現代化艦船的主要特征。
德國在鋼鐵等方面的成就與其對科技的開放心態有關，這點與擁有大量排他性殖民地市場的英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世紀末的英國工業中，真正的大規模生產占支配地位的部門很少一大部分工業部門都是受到傳統技藝限制的小批生產。與大量引進包括英國先進科技改造生產的德國人相反，英國人似乎不鼓勵任何可能對質量產生波動的降低成本的革新。面對任何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英國人都慣常提出一種威爾士馬口鐵制造商固步自封式的問題：“是不是還有任何別的傻瓜，已經試用過這個方法？”
后來居上
威廉二世從他的父親和祖父那里繼承的，是一個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憑借后發優勢，迅速現代化的國家。這個以容克軍官團為基礎的軍事帝國經過近20年的休養生息，到威廉二世繼位時，其主要經濟指標已經超過了宿敵法國和幾乎所有的潛在競爭對手與潛在盟友，甚至已經足以撼動大英帝國那不可撼動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到了1890年前后，德國已經成為了僅次于英國的歐洲最主要工業國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1913年，德國在鋼鐵、發電量方面已經超越包括英國在內的3個協約國的總和，成為了歐洲最大的工業國。這種來自經濟基礎的宏觀支撐為威廉二世發展海上力量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1913年，德國的GDP從1871年的140.13億馬克，上升到了524億馬克。而英國本土的GDP是23.54億英鎊，如果按照1913年1英鎊大約等于20.55馬克的匯率，那么德國的GDP大約是25.5億英鎊，已經超越英國成為了歐洲的第一大經濟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成績是在代表海外貿易的重要因素——商船噸位僅為英國的不到三成的條件下取得的。
自身的遲鈍加上德國的競爭，使得英國傳統優勢產品的利潤迅速減少。以鋼軌為例，歐洲的鋼軌價格在18721881年間下降了60，而美國銷售的鋼軌價格在18751898年間下降了超過90。大批形不成規模產量的傳統英國企業倒閉。由于英國國內無法為鐵路工業、機器制造、電氣工業提供足夠多的市場，因此英國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對外投資和出口工業品。英國的對外長期投資在18701900年間從1億英鎊增加到了25億英鎊。這反過來又使得其在一切開放市場上受到德國的排擠。
于是，一方面英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大型制造業由于利潤微薄和工資價格上升在經濟中所占的突出地位開始下降，如肥皂等輕工業和航運業、零售業、渠道業、服務業、保險業和提供享樂以及奢侈品的產業的比重卻由于英國有印度之類的廣闊市場而快速發展，18711875年間，英國貨物進出口逆差平均為6500萬英鎊，但無形貿易的順差竟然高達7800萬英鎊，產業空心化的陰影在利潤率的掩護下已徘徊在了不列顛上空。
英國在1870年后所表現出的這種“科技工業化癡呆癥”，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當時的英國觀察家們對德國工業“搶占”英國傳統市場，產生了日益不安和憤怒的情緒。他們在1870年之后的歷次經濟危機中，都將英國的問題歸結于德國的生產。英國國會中的黨棍們不是指責英國外交部使用巴伐利亞制造的鉛筆，就是指責進口德國罪犯生產的廉價刷子奪走了英國勞苦大眾的就業機會。總之無論對錯，是德國損害了英國出口商而得到了好處。這與今天某個大國對另一個大國的指責倒是頗為相像。這種情緒在20世紀初導致了英國幾乎全民的反德狂熱，并最終為全面戰爭的爆發提供了經濟理由和群眾基礎。
共產主義者俾斯麥
在威廉一世的時代，俾斯麥是帝國事務的實際獨裁者，帝國議會只不過是一個不得不保留的絆腳石而已。盡管俾斯麥對于德意志的統一居功至偉，但他在國內政治的許多方面卻一籌莫展。俾斯麥在帝國議會中的敵人包括：有分離主義傾向或者脫離中央管理傾向的天主教勢力，代表是天主教中央黨；有自由主義傾向，打算削弱帝國政府的民主分子，這個勢力的代表是各種流派的自由黨以及代表工人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
在發動了打擊曾經反對德意志統一的梵蒂岡天主教教會勢力和有分離傾向的天主教中央黨的“文化斗爭”，逮捕了科隆大主教、波森大主教、兩個轄區主教、取締了耶穌會、撤換了1300個教區的教士，并巨通過1873年5月頒布的《五月法令》等等一系列法令剝奪了天主教會在教育和婚姻以及教士的言論自由、與教皇爆發正面沖突之后，1875年2月教皇頒布通諭宣布普魯士政府的全部法令無效。俾斯麥絕望地發現中央黨作為“受迫害者”竟然得到了大眾的同情，其在帝國議會中的議席有了大幅增加，帝國政府的預算愈發難以通過。
于是俾斯麥決定暫時與教皇、教會和中央黨休戰。俾斯麥與教皇互贈照片，并獲頒教皇勛章。在放棄了與曾經支持帝國政府但已日漸衰微的民族自由黨的結盟后，俾斯麥轉而與昔日的對手中央黨結盟。因為以“文化斗爭”的幌子掩護下的這場各邦反普魯士權力斗爭運動的交戰各方，在這個快速工業化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發現了一個更可怕的共同敵人：工人運動。
德國國內眾多的產業工人在俾斯麥執政的后期已經形成了足以抗衡老宰相的政治力量。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俾斯麥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個“國際黨”對于帝國的前途而言要比中央黨那個“神甫黨”更可怕。在這方面他的確很有先見之明，因為在他去世后20年，正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站在國會的陽臺上宣告了帝國的滅亡。
187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只有1個議席，但此后每選舉一次，其議席就會有所增加。在1912年的最后一屆帝國議會選舉中，擁有近100萬登記黨員和400萬選民支持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了29％的選票，取得了28％的議席，其作為德國最重要的政黨力量的地位橫貫帝國和共和國時代，直到納粹取得政權為止。俾斯麥對社民黨的恐懼要多于厭惡，以至于他一直寄希望通過比對付中央黨更嚴厲的法令對付社民黨。在立法要求屢遭挫折后，1878年俾斯麥終于等到了機會。
1878年5月和6月，連續發生了兩次針對威廉一世皇帝的刺殺事件。盡管沒有明確證據證實兩次行刺與社民黨有關，俾斯麥還是操縱帝國議會在1878年10月10日，三讀通過了《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簡稱《非常法》)。在當年10月22日該法生效，此后直到俾斯麥下臺前的12年間，圍繞該法的存廢一直是困擾俾斯麥的難題。
為了有效地抵消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在廣大的窮苦人民中樹立保守思想”，俾斯麥一手執行“鞭子政策”，另一只手也擺弄起了時髦的“糖果政策”。俾斯麥在一次與一位學者的談話中令人震驚地宣布：“我也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為了證明這一點，從1883年開始的6年間，俾斯麥相繼制定并推動國會通過了3個國家社會保險法案。到了1900年社會保險費的繳納總額已經達到了5億馬克，500萬人領取保險金。毫不夸張地說，俾斯麥所奠定的帝國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成為了在二戰后歐洲各國普遍效仿的福利國家的原型。
但是這位“共產主義者”卻依舊拒絕在保障女工、童工以及勞動時間、法定休息日這些人們關心的問題上做出努力。對于這位慣于鄉間莊園生活的容克地主來說，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這自然就導致了俾斯麥的政治態勢很難得到改善，左翼說他避重就輕偽善狡詐，而右翼則攻擊其已經成為了“俾斯麥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皇帝以91歲高齡去世，57歲的皇儲即帝國皇帝位，是為腓特烈三世。這位新皇帝一方面是普魯士軍官出身，親身參與過德國統一戰爭；另一方面卻被公認為由于常年游走于英國宮廷，同時又娶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維多利亞長公主為妻，深受英國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與俾斯麥早有嫌隙。
腓特烈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曾經在1870年元旦的日記中寫下過這樣的文字：“甚至今天，我仍然認為，德國本來可以不用鐵和血，而可以‘在道德上征服’別人，成為統一、自由和強大的國家……將來我們的崇高而極其艱難的任務，就是解除今天世人對我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毫無根據的猜疑。我們必須表明，我們新獲得的權利對人類不是危險的，而是福音”。
德國的自由派據此認定這位未來的皇帝是一位反普魯士主義的開明君主，而俾斯麥也對這位皇儲頗為忌憚。不過英國人替他除去了煩惱，腓特烈即位前已罹患喉癌，由于太子妃堅持要由英國醫生決定治療方案。結果這位大夫誤診，導致治療時機錯過。腓特烈三世在即位時已經病入膏肓，其喉管被切開插入一根銀管維持生命，喪失了說話能力。99天后的1888年6月15日，腓特烈三世去世。德國迎來了一位29歲的年輕皇帝，俾斯麥也迎來了其一生最大的麻煩：威廉二世。
社會皇帝登場
一位外國外交官在1891年這樣評價威廉二世：“他脫掉軍服，穿上工人的工裝褲，于是他成了一個改革國王，只注意資本和工資問題，熱衷于召開有關社會福利問題的會議，決心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載入史冊！”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很簡單：“決心借助議會制度來大建物質文明和工業文明，把工廠當作至高無上的圣堂，夢想著德國完全實現電氣化……”
威廉二世盡管對工人運動并無好感，但作為國家元首，他也不得不想辦法盡可能地把不斷壯大的工人隊伍從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爭奪過來。
威廉二世的藥方是民族主義、反失業、新教主義、社會改革和福利政策，偶爾伴隨反猶太主義。拋開其目的不談，威廉二世的這些政策在1913年之前是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的。
首先是失業率相對穩定。從18901913年的23年間，德國的失業率只有4年超過3，而在英國則有19年高于3，有8年高于5。
其次是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對提高。從1890年后的23年間，德國工人工資提高了至少66％，而同期英國工人的工資則只提高了20。尤其是1900年以后，德國工人的工資提高得更快，1913年德國產業工人工資提高了38，而法國只提高了17，英國僅僅提高了13！同期英國工人的實際收人幾乎沒有上升，而德國工人的收人扣除物價上漲增長了大約9，和法國基本相當。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相對開明的****統治，為威廉二世贏得了“社會皇帝”的稱號。實際上，一個經常被人們忽視的事實是，早期的威廉二世對工人的態度相對緩和。這一點與對工人運動極其冷酷的俾斯麥和他的英國同行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對待工人問題上的態度分歧，則構成了新皇帝與老宰相矛盾的核心。
威廉二世曾對英國對待工人的殘酷做法極為不滿地評價道：“忽視了自己的工人，把工人像檸檬一樣榨干后，便像廢物一樣置之不理了”。他號召工人與雇主間建立同事般的關系，他命令雇主們在工資上做出必要讓步。與同情工人處境的威廉二世相反，在“共產主義者”俾斯麥看來，這純屬胡鬧。宰相希望用暴力去收拾那些不守紀律的家伙。他對小皇帝教訓道：“一味遷就會使民眾的貪欲變得永無止境。永遠也不會使工人感到滿意……可是讓我們先想想現在的抉擇吧：有產者義憤填膺，社會主義者蠢蠢欲動。”面對動輒以辭職相要挾的宰相，羽翼未豐的皇帝只得謙恭地表示：“我微不足道的閱歷卻是遠遠不足以和飽經滄桑的殿下相比”。
在1890年1月31日的帝國樞密院會議上，威廉二世突然到會，以推動由其親自制定的關于勞動保護、星期日休息、禁止使用童工和限制使用女工的法案通過。會后，俾斯麥告訴威廉二世：“我只是出于遵從您的命令，出于一個尚忠于職守的臣子的責任感，才起草了這兩個公告。我堅決勸您不要走這一步，并想請您把這些文件馬上在這丟進壁爐里去”。
在威廉二世明確拒絕這個建議并馬上簽署法案后，身為宰相的俾斯麥拒不副署，導致文件無法生效。此后，俾斯麥非常憤怒地告訴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王公的特使們：如果有兩位王侯同時提出勞工保護法草案，那么他就辭職。當然，俾斯麥后來對皇帝的勞工保護法是他辭職的原因這個說法進行了否認。
在頻繁地以辭職相威脅后，小皇帝的耐心已經用盡了。因此在俾斯麥要求恢復并強化《非常法》時，威廉二世不僅堅決拒絕，而且還要求對1889年的魯爾煤炭工人的大罷工采取安撫政策。當老宰相企圖強化自己的權威時，新皇帝公開聲稱“誰擋我的路，我就滅誰！”
在1890年2月20日的帝國議會選舉中，大約1000萬選民中有700萬去投了票，社民黨在大選中取得了143萬張選票，獲得了35個議席，而不同意俾斯麥政策的選民大約有450萬。俾斯麥主導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議員黨團都遭到失敗，社會民主黨控制了國會。這意味著俾斯麥的帝國政府所奉行的“******主義政黨加社會保障政策”的“大棒加胡蘿卜”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已經無法維系。
俾斯麥甚至想以一場政變來解決問題，俾斯麥告誡年輕的皇帝：“不流血就很難進行下去……動手愈晚，事情就必定變得愈殘酷”。遺憾的是年輕的威廉拒絕了老宰相的暗示。
1890年3月17日，在針對能否取消1852年威廉四世國王關于“宰相不在場時，大臣們不得向君主匯報”這條法令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沖突后，威廉二世派人傳話給俾斯麥：“要么廢除這項法令，要么立即辭職”。俾斯麥選擇了后者：正式在1890年3月20日離開了任職28年的宰相職位。
無米之炊
對德國這樣一個后發的主要工業國而言，當其發展已經呈現出后來居上之勢時，海軍問題就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國防問題，而愈發地超越經濟增長率或市場占有率的范疇，而成為了一個也關系到國家前途命運的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安全問題。
早在俾斯麥統治的后期，德國國內就已經出現了要求加強海軍力量的政治呼聲。由于德意志帝國獨特的聯邦政治體系，德國的陸軍是由包括普魯士王國、巴伐利亞王國等各個邦國的陸軍組成的，而唯一具備帝國屬性的軍事力量就是于1871年脫胎于原本建立在普魯士海軍基礎上的北德聯邦海軍的帝國海軍。
受困于德國國內市場不足和外國貿易保護主義困擾下的壟斷巨頭們，開始向包括中產階級和工人在內的社會各階層民眾大肆宣揚對外殖民、爭奪殖民地的必要性。海軍作為國力象征，是國際性對外暴力工具。海軍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本土以外，很少卷人國內政治紛爭，同時擔負著幫助海外僑民和維護商業利益的使命。其技術特性決定了這個軍種的官兵具有開闊的眼界和技術專業背景，對于商業化的理念更易接受。因此海軍在德國資產階級們看來，不但要比由絕對效忠皇帝的容克軍官團率領動輒上街開炮的陸軍清白得多，而且也是開拓海外市場的重要工具。
盡管在18841885年關于非洲問題的柏林會議上俾斯麥為德國獲得了大片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此公卻并不希望將帝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建立在為壟斷巨頭們服務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基礎上。這必然招致反對。德國歷史學家瓦爾就鼓吹：德國需要殖民地就像每天需要吃面包一樣。因此德國的強權政策就是普魯士德意志強權政策的繼續。
俾斯麥最初倒也樂于看到帝國的反對者和潛在擁護者們在“偉大的德國”這面大旗的感召下，放棄對政府的攻擊。但是不久他的態度就變了，表面上的原因是，俾斯麥不希望這樣做得罪英國。實際上深層原因卻是俾斯麥懼怕這樣做會導致殖民地力量與海軍力量聯合起來，再與議會中的自由派力量結合起來破壞俾斯麥的政治棋局。而帝國海軍署首腦斯托施在政治上極度傾向于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腓特烈****，與俾斯麥是死敵——這部分地決定了俾斯麥時代德國海軍的處境。
德國海軍在帝國成立之后的最初10年間是很低調的。除了像1872年那樣派兩艘巡航艦去海地顯示國旗保護一下德國商人和僑民的商業利益，1876年去中國沿海與歐洲列強共同打擊“海盜”，18831885年前往安哥拉和桑給巴爾嚇唬一下非洲土著酋長以外，幾乎無所作為。
盡管從1874年開始，德國海軍的經費有所增加，而斯托施也敏銳地感到了“一個國家要在世界上立足是離不開海上力量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能夠進行公海交戰的艦隊。但是來自宰相和保守勢力的影響，卻使得海軍在當時只能建造用于近海和海岸防御的軍艦。19世紀的最后20年，德國的國際貿易和工業實力在以比其他歐洲列強快得多的速度增長，然而德國海軍落后于同期法國、俄國、意大利海軍的差距卻已經越拉越大了。
1883年3月20日斯托施將軍終于離任，而繼任的卡普里維將軍同樣來自陸軍——此前是普魯士陸軍第30步兵師師長。作為俾斯麥的政治盟友，新任首腦使得海軍與宰相的關系大為改善。在海軍1884年遞交給德國國會的備忘錄中，海軍聲稱德國賴以保護貿易的無裝甲艦只，在戰時將毫無價值。言外之意是德國也必須仿效列強建造由大型裝甲艦組成的遠洋艦隊！
這點與德國工業壟斷者們在議會中的代表一拍即合，海軍有利于開拓市場，也有利于增加就業。更重要的是海軍能夠讓那些納稅者們能夠因為看到和享受到作為一個世界帝國公民的榮耀而心甘情愿地去納稅去工作。在和平時期，一支能夠在數量上給英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強大艦隊，也有利于增加外交談判的力量。更關鍵的是：擴建艦隊能夠有效地阻止由容克地主把持的陸軍吞噬越來越多的軍費，迫使他們在殖民地巨大的利益面前開始分享權力——這才是核心！
只要俾斯麥還在位，所有的這一切就都是浮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場決定了，德國海軍只能穿一件受到層層束縛的緊身衣，就只能憑著有限的經費建造像薩克森級鐵甲艦或者勃蘭登堡級前無畏艦那樣的岸防戰列艦，用于保護德意志的海岸。
俾斯麥的下臺掃清了德國海軍發展的障礙！
機遇期與危險期
在俾斯麥之后，按照他的建議，曾經擔任過海軍首腦的卡普里維伯爵出任了帝國宰相。卡普里維和他的繼任者們遠沒有俾斯麥那樣的權威和固執，因此威廉二世終于得以放手執行他的內外政策了。
在威廉二世的經濟社會總體戰略中，海外貿易和海軍戰略居于重要地位。不斷擴張的殖民地成為了德國海外市場擴張的支點。而羽翼漸豐的海軍則不單是為開拓殖民地護航的利刃，提比茨早在成為威廉二世心腹之前就指出了基于英國與德國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因此一支用于威攝的戰列艦隊而不是主要用于巡視海外的巡洋艦隊將是保佑德國度過“戰略機遇期中的危險期”的不二法門。
此后17年間，在熱衷海軍軍備的威廉二世的倡導下，大陸軍主義左右的國防開支格局被改變了，遠遠超過俾斯麥時代的軍費被投入到了海軍。在皇帝、政府與國會的通力協作下，愈來愈龐大的海軍訂貨為整個工業體系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
從1899年到1913年，德國海軍經費增長了251！而英國同期增長了89，法國同期增長了56，美國增長了197，俄國增長了167。而在1899年，德國海軍的經費僅為英國皇家海軍經費的26.7，法國海軍經費的56.5，美國海軍經費的67，俄國海軍經費的71.4。到了1913年，德國海軍的經費已經上升到了英國皇家海軍經費的49.4，法國海軍經費的126.7，美國海軍經費的79，俄國海軍經費的93.8!
在德國的國防開支結構中，通過兩次《艦隊法》及其修正案，海軍開支的比重從威廉二世登基時占帝國中央政府總開支的4.2，上升到了1913年的15.4。
在政府開支中海軍軍備的拉動下，德國國內生產總值迅速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從1890年的13.54億帝國馬克增長到1913年35.21億帝國馬克，增長了160。從1890年到1913年，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890年的236.76億帝國馬克增長到1913年的524.4億帝國馬克，增長了121。
由此可見，高速增長的海軍開支對德國經濟的貢獻是明顯的。這說明，海軍的擴張并非僅僅是威廉二世的個人愛好，而是德國的國策。
有了經濟基礎的支撐，皇帝的意愿和帝國海軍國務秘書的才能也就有了施展的空間。龐大的經濟為海軍提供了經費，而市場的需求也需要海軍提供海外的保護。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馬漢的《海權論》，不管威廉二世對海軍的熱情如何，擴張海軍都是19世紀末德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這也就說明了為什么盡管有倍倍爾這樣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將提比茨斥為“應當被送進瘋人院”和激進自由黨等政黨的激烈反對，但是一貫不太配合政府的帝國議會，還是在1898年的表決中以218票贊成對139票反對通過了第一個《艦隊法》，并在1900年以210票贊成和103票反對通過了第二個《艦隊法》。
而1898年4月30日建立的德國海軍聯盟的會員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將會員人數從1898年的7.8萬人擴張到1901年的60萬人，再到1914年的110萬人，其中繳費會員達30萬人，其原因不僅僅是提比茨個人的魅力、海軍公共關系處不遺余力地宣傳或者像弗雷茨克虜伯以及漢堡一美洲輪船公司老板阿爾伯特巴林這樣富可敵國的實業大亨的支持，更在于對海外權益和維護這種權益的饑渴已經成為了德國社會各界的共同需要。
鞏固帝國政府的威信、強化對內統治離不開海軍與世界政策；對外擴張爭奪市場同樣離不開海軍與世界政策。在德國國家機器的推動下，僅僅用了不到30年間的時間，德國海軍就從一支三流海軍成長到了足以挑戰大英帝國海軍的世界第二！到了1914年戰爭爆發時，不僅1895年開通的基爾運河已經拓寬到足以滿足德國海軍新型無畏艦的使用需要，而且德國海軍的戰列艦已經接近英國皇家海軍的70，戰列巡洋艦達到了英國皇家海軍的50，包括戰列艦、戰列巡洋艦和前無畏艦在內的主力艦數量接近英國皇家海軍的60。而值得注意的是名列世界第二的德國海軍的軍費卻僅僅相當于英國皇家海軍經費的49.4，相當于美國海軍經費的79，相當于俄國海軍經費的93.8，居世界第四！德國海軍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的德國已經離不開一支海軍——不光是經濟離不開而且國家的命運也離不開。按照帝國宰相比洛的話說就是：“我們懂得，要是我們沒有巨大的威力，沒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和強大的海軍，就不會得到幸福……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德國人民不是充當鐵錘就是當鐵砧”。
這句話實際上反映了德國高層的深層憂慮：英國這個原來世界的統治者既不愿意漠視德國經濟勢力的崛起，更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與德國分享足以令德國超越英國的“和平紅利”。因此在德國最終成為無法撼動的世界性強國之前，對英國這個產業化但卻握有強大艦隊的衰敗帝國來說存在著一個遏制甚至摧毀德國的“機會窗口”——對德國來說也被稱為“戰略機遇期中的危險期”。如果不能憑借一支足以毀滅英國賴以統治殖民帝國稱霸世界的海軍的艦隊，那么德國是無法度過這個“危險期”的，英國可以隨時揮下這把懸在德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或者據此對德國進行政治勒索與經濟、金融訛詐。
既然無法改變世界霸主的思維和經濟發展的規律，那么就丟掉幻想吧！當德國敲響了爭奪海權之鐘時，威廉二世和提比茨已經退到了配角的位置，真正的主角已經換做那只叫“利維坦”的巨獸。它借威廉二世之口發出了震驚世界的吼聲“德國即將成為軍艦的國家，并將沿著這個方向全速前進”。這就是國家的力量！
這就是利維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