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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中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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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起德意志的“印度”——俾斯麥的政治學反思
“據我了解，所謂的世界政策，其任務只是支持和推進我們的工業、我們的貿易，擴張我們人民的勞動力、活動和才智。我們無意執行侵略性的擴張政策。我們只想保護我們在世界各地順理成章地取得的極重要利益。”
——伯恩哈德馮比洛(1900)
海權戰略是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它絕不是自在之物，更不可能“統率”整個國家戰略。恰恰相反，海權戰略是依附于國家戰略存在的。聲稱英德海軍競賽是一次世界大戰的源頭，或者威廉二世對海權的追求葬送了歐洲的和平之類的言論，純屬本末倒置——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話。其實，起于俾斯麥時代的德國國家戰略的失敗，才是威廉二世海權戰略破產的根本原因。
回望歷史，總有人將德國挑動一次大戰與帝國宰相比洛的那個“陽光下的地盤”的著名演說聯系在一起。似乎正是追求殖民地才使得熱衷于海權的威廉二世帶領德國和英國爆發沖突，實際上這二者并無直接關聯。
恰恰相反，戰禍的根子在俾斯麥那里！
丘吉爾的贈禮
盡管許多學者高度贊揚俾斯麥為德意志帝國安全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指出，正是由于俾斯麥的鼠目寸光，才最終釀成了帝國的崩潰。威廉二世雖然有其性格缺陷，同時也被公認是一戰元兇之一，但是他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沿著俾斯麥早就為他規劃好的軌道前行而已。
問題的核心就出在德意志的“印度”——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身上。
1914年7月31日深夜，“斷定”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必將站在同盟國一側與大英帝國為敵的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發布書面命令，將土耳其向英國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的已經付清全款的“蘇丹奧斯曼一世”號戰列艦和“雷夏德”號戰列艦強行征用，而且事后援引購艦合約中的強盜條款拒不退款。只是勉強同意每天向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支付1000英鎊這樣微不足道的“租金”——甚至還不到按照8優惠年利計算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為兩艘戰列艦支付的全部價款大約522萬英鎊的日息1145英鎊。
僅僅過了不到半個月的1914年8月中旬，德國宣布以“出售”的名義，將終于擺脫了整個英法地中海艦隊圍追堵截逃進土耳其的、幾乎是嶄新的“戈本”號戰列巡洋艦和“布雷斯勞”號輕巡洋艦，連艦帶人贈送給了在英國佬那里艦財兩空的奧斯曼土耳其，德國分艦隊司令蘇舜少將也搖身一變成為了奧斯曼土耳其的海軍司令。畢生致力于為大英帝國尋找和制造敵人的高手丘吉爾，以實際行動幫助德國人最終將原本搖擺不定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作為英、法、俄的敵人，捆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車，同時也證明了他關于奧斯曼土耳其必將加入同盟國一方與英法俄為敵的“偉大預言”。
歐洲的“后門”
實際上，早在俾斯麥執政時期，一個始終縈繞帝國政府的問題就是，到哪里去為德意志帝國尋找一塊像“印度”那樣美好的殖民地。
非洲？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早就是法國人的傳統勢力范圍。******的比塞達成為了地中海一個難以忽略的法國海軍基地。摩洛哥也并非無主之地。而埃及就更不用說了，早已成為了英法的勢力范圍。南非雖然富庶，但是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的麻煩不斷，一封克魯格電報就已經使得英德關系高度緊張。至于西南非洲、中非和東非，雖然德國人早在16世紀就已經踏足，并且在近代圈地成功，但是由于當地過于荒涼同時人口稀少，離產生實質性效益的公眾希望，還遙遙無期。
遠東？印度支那早就落人了法國的口袋。逞羅和緬甸已是他人之物。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是荷蘭與英國的傳統屬地，菲律賓已被西班牙經營多年而且即將易手美國。朝鮮半島是中、日、俄關系的焦點。至于中國嘛，太大也太敏感。雖然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使德國憑借大使克林德男爵在北京街頭被殺，獲得了主導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機會，也由此鞏固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使青島成為了德國在遠東最鞏固的據點；但是遙遠的東方對德國的價值畢竟有限——還是留給尼古拉去與日本人廝殺吧。為了這個地區的利益與所有誰備“利益均沽”的列強為敵？——不值！
南美？行不通。大洋洲？英國人已經先占領了。太平洋里的群島？又太零碎。
看似山重水復，然而上帝卻專門給德國留下了一個“后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雖然貧弱，但依然是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塊大陸的龐然大物。豐富的物產、龐大的人口、優越的地理、軟弱的國家、腐敗的政府、渴望獨立的民族，使得這個地方成為了進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良好對象”。
然而此地由于戰略地位過于重要，因此還沒有哪個歐洲強國真正去主導過其內部的發展。俄國人雖然在幾個世紀中不斷進行對土戰爭，但是英、法傳統列強深知，一旦俄國最終獲得了關鍵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馬爾馬拉海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權，那就意味著俄國徹底沖出黑海，進人地中海。溫暖的海洋意味著陽光下的大陸，天知道沙皇和他摩下那幫無窮無盡的野蠻哥薩克會對文明世界干出什么事情來！
因此，歐洲主要列強的政治共識就是，既不能讓奧斯曼土耳其強大到足以違抗文明世界的意志，妨礙列強們對其廣闊國土的肢解或分而治之，但是更不能讓其弱小到足以讓俄國肆無忌憚地沖出黑海，或者進人小亞細亞和非洲！那樣整個西南歐的政治版圖就將發生巨變——奧匈帝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還有大英帝國都將成為輸家。
在18531856年的俄土戰爭中，奧匈帝國以令人吃驚的“忘恩負義”報答了在1848年革命中救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俄國沙皇，逼迫其從占領的奧斯曼土耳其土地上撤軍。而英、法聯軍則通過克里米亞戰爭徹底打消了俄國人在短期內獲得地中海直接出海口的幻夢。
20年之后，1878年俄土戰爭中俄國的勝利和英、奧的軍事威脅，給德國進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也為德、俄的最終反目埋下了禍根。
五只飛球的游戲
1878年6月13日，在俾斯麥的主導下，研究“東方問題”的柏林會議召開。在這次和會上，俾斯麥表面中立，然而卻對英國、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多有偏袒，會議最終迫使俄國放棄了許多土地，奧匈帝國成為了巴爾干和南歐的主導者之一，而土耳其則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戰場上失去的東西。
這場會議中最大的輸家表面上是俄國，于是憤怒的俄國人將矛頭對準了德國。德國為了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東方問題”與俄國反目，卻沒有從奧匈帝國獲得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在目睹了俄國及其斯拉夫兄弟國家的輿論對其進行的洶涌的人身攻擊之后，俾斯麥驚恐于俄國可能與法國結盟的噩夢，不顧威廉一世的嚴辭反對，竟然策劃了德奧同盟條約。根據這個在隨后半個世紀遺禍整個歐洲與世界的條約：德奧兩國一旦受到俄國的攻擊，將全力對彼此進行支援；但是如果德法之間爆發戰爭，則奧匈帝國保持中立；如果俄國加入戰爭，則德奧將并肩作戰。
這個條約，表面上是想通過德奧結盟抗衡俄法，最終逼迫俄國就范，從而“巧妙”地維持了歐洲的力量均衡。而且，俄國后來也確實在1881年加入了三帝同盟。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俾斯麥通過“聯奧制俄”的戰略轉身，已經使得德國瀕臨戰爭的邊緣。原因很簡單：
首先，根據普魯士德意志多年的戰略經營，作為中歐大國的德意志帝國，要想免除兩線作戰的噩夢，就必須采取聯俄戰略，至少不能與俄國為敵。因為俄國擁有的巨大戰略縱深和巨量資源使其屬于“戰之不能勝，敗之足以亡”的噩夢國家——無論是閃電戰還是封鎖都不可能令其屈服。而奧匈帝國則不是單一民族國家，建立在二元王國政治聯合脆弱性基礎上的戰爭潛力，決定了她即使與法國聯合也并不足以對德國構成威脅。可見，在柏林會議上得罪俄國純屬不智之舉。換句話說，德國與法奧為敵不堪為慮，但是與俄國為敵則是背離了國策，此后整個德國總參謀部都不得不忙于起草東、西線同時作戰的方案。為了應付這個困境而誕生的如自鳴鐘般精確的施里芬計劃在40年后的1918年直接導致了帝國的崩潰。
其次，奧匈帝國與俄國在巴爾干問題上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而巴爾干地區復雜的宗教與********和各個列強的滲透，使得戰爭爆發的機率極高。一旦戰爭爆發，則俄奧之間的矛盾必將陷德國于進退兩難之地。俄國為了防止德國進攻俄國，必然會與法國尋求結盟。而奧匈帝國一旦與俄國攤牌，則必然會拉德國下水。更麻煩的是，由于德奧結盟，則奧匈帝國必然會對俄采取強硬態度。那么巴爾干的沖突，奧匈帝國的軍事冒險，立即會使德國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
第三，由于柏林會議的成功，德國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影響力陡然上升，這個垂死的帝國將德國視為抗俄的救星。但是問題在于，俄土是世仇，其矛盾遠甚于德法之間的矛盾。因此，聯土，即等于反俄。而俄國又被視為斯拉夫人的領袖，奧斯曼的友情對德國來說，則可能意味著整個斯拉夫世界的仇恨。
最后，俾斯麥沒有意識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德國進入奧斯曼帝國不但等于堵住了俄國南下的出口，而且必將引起英國的反感——那雖然暫時不致命，但是終究是個麻煩。因為英國雖然不希望俄國戰勝土耳其進入地中海，但是畢竟也不希望德國由此進入東方，從而最終威脅、大英帝國在中東和印度的利益。
果不其然，在柏林會議后，雖然第二次三帝同盟也別別扭扭地訂立了，但是俄德之間卻埋下了沖突和互不信任的種子。1885年的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危機，導致奧匈帝國與俄國關系瀕臨破裂。俄國為了防止德國參戰，急速與法國接近，企圖用法國牽制德國。而法俄的威脅，則迫使俾斯麥不得不對俄備戰并且猛烈提高關稅，導致俄國出口德國的小麥和燕麥的稅率上升50。俄國作為報復，宣布禁止外國人在俄國西部省份擁有地產，導致德國移民喪失了土地。
俾斯麥又發布了“倫巴第法令”，取消了俄國在柏林發行債券的權利。俄國緊接著將存款直接轉移到了巴黎，并且立即就獲得了1億法郎的法國政府貸款——法俄結盟的經濟基礎日益顯現。在德俄金融關系破裂后的3年時間里，巴黎取代柏林成為了俄國主要的海外金主。僅1888～1889年間，俄國就在法國發行了24億法郎的有價證券，法國銀行和企業大規模在俄國投資，無論是西伯利亞大鐵路、日俄戰爭還是尼古拉二世的大海軍計劃，背后都有著巴黎銀行寡頭們的身影。這種經濟的密切聯系將自然而然地推動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同盟關系出現。
再保險保了誰？
眼看冤冤相報，俾斯麥雖然經過一番折騰終于在1887年6月18日又以一個堪稱繞口令式僅僅為期3年的德俄再保險條約，獲得了俄國暫時不參加德法戰爭的承諾。但是由于德奧同盟始終存在，因此巴爾干的死結依然無解。根據這個條約：
締約國一方如與第三國(法國和奧匈帝國除外)交戰時，另一方應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國承認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美利亞占優勢的合法性。雙方約定維持巴爾干半島的現狀并重申在1881年已經同意的原則，即俄、德共同對奧斯曼土耳其施加壓力，不允許黑海沿岸國家以外的外國軍艦進人博斯普魯斯馬爾馬拉達達尼爾海峽等等。
問題在于這個條約如果將與法國和奧匈帝國的戰爭作為例外情況的話，那么事實上不但對于改善德國的安全形勢毫無意義，而且還會使德國正式承擔起巴爾干這個新的戰略負擔：
第一，如果俄國和奧匈帝國交戰，尤其是俄國先動手的情況下，德國怎么辦？因為根據德奧同盟：當俄國單獨或者聯合另外一個大國，對締約的任何一方實施入侵時，那么締約的另一方就必須投入全部兵力作戰，直到取得勝利為止。
實際上對這個問題，連俾斯麥自己都沒有信心，在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俄奧一旦開戰，不論誰是進攻方，德國都別無選擇，只能站在奧匈一邊投入戰斗。”而站在奧匈帝國一方參戰，正是老皇帝威廉一世所極力反對的。1888年3月9日，這位戎馬一生的老皇帝在彌留之際將孫子小威廉誤認為是皇太子腓特烈，叫到身旁所說的遺言，哈恰是：“腓特烈，你要切記，萬事皆可擱置，唯獨聯俄不可忽略”。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因為俾斯麥已經將“聯俄”通過“聯奧”改寫成了事實上的“反俄”。
第二，如果法國和德國爆發戰爭，那么俄國甚至是連“善意的中立”這個義務都不必承擔的。那么締結這樣一個條約有什么用處呢？
第三，這個條約并沒有阻止俄國和法國之間可能的結盟。尤其是“防御性”的結盟。
第四，如果德國在巴爾干，尤其是在奧斯曼土耳其與俄國出現重大利益沖突之后怎么辦？
第五，這個條約的附加條件是不允許“黑海沿岸國家以外的外國軍艦進入博斯普魯斯馬爾馬拉達達尼爾海峽”，那么一旦英法奧要干涉俄土沖突，該從何下手？這實際上就默許了俄國將奧斯曼土耳其作為其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臠——這種“排他性的授權鼓勵”將為更加廣泛的危機埋下禍根。
第六，這個密約完全沒有考慮到英國和奧匈帝國的感受。繼任的德國宰相卡普里維認為這個條約與親英的外交路線格格不入，甚至懷疑俄國續約要約不過是想把其作為分裂德國與其聯盟和德、英交好關系的工具。事實上德國外交部幾乎所有的資深外交官都反對簽署和續訂再保險條約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這個條約完全違背了三國同盟中奧匈帝國的利益，一旦內容泄露，那么德國就將失去了盟國的信任。資深的德國外交部官員荷爾斯泰因相信，僅此一點就足以使德國隨時陷入遭到俄國要挾的困境。
經過這樣一個條約，我們不難看出俾斯麥的邏輯。他認為只要德國不參加“進攻性”的戰爭，那么專事防御的德國就是安全的，并且可以制衡俄國、法國和奧匈帝國。這位老宰相天真地相信他當年用來誆騙拿破侖三世首先動手從而挑起普法戰爭的把戲，在未來依然能夠保證德國的安全。殊不知，經過普法戰爭后的10年光景，各國，尤其是俄國，關于戰爭標志的認識，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宣戰”，轉變為了“動員”。這種日益模糊的“進攻性戰爭”與“防御性戰爭”的界限，和對于這種界限的不同理解，將使結盟的對象國面臨極其艱難的抉擇。
歸根結底，在一個各國主要是根據其自身利益來確定其行為模式的時代，僅僅寄希望于一個所謂的再保險條約，就奢望得到和平是幼稚的想法。更何況，在這個條約中，德國除了做出了一大堆通過犧牲別人的利益來滿足俄國要求的承諾以外，并沒有從俄國那里得到事關國家安全的實質性保證。
那么，俄國可能會僅僅因為一個所謂的“再保險”就放棄“渴望沙皇陛下拯救的斯拉夫兄弟”嗎？
答案毋庸置疑是否定的。
作繭自縛
果不其然，在這個被許多研究者念念不忘的再保險條約僅僅簽署1個月后，麻煩就來了：
1887年7月，在違背俄國沙皇意愿的情況下，科堡家族的斐迪南被推選為保加利亞大公，隨后在1887年7月7日加冕成為保加利亞沙皇，第三保加利亞王國誕生。這位出生于維也納，有著薩克森科堡哥達王室、法國波旁王室、兩西西里波旁王室、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及匈牙利科哈里家族的血統，又與葡萄牙王室、英國王室、比利時王室有著親戚關系的保加利亞沙皇，唯獨與俄國沙皇關系冷淡，卻與奧匈帝國如膠似漆。對此憤怒不已的俄國揚言要訴諸武力解決。俄國報界也充斥著對德國的謾罵，認為這是背信棄義的德國，在柏林會議之后，在俄國的背后又捅了一刀。由此，俄國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與法國接近。
驚恐不已的俾斯麥，馬上將《德奧同盟條約》送到倫敦，并致信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聲稱如果奧匈帝國受到來自俄國的威脅，或者英國和意大利受到法國的侵犯，那么德國將有責任對俄國或者法國作戰。正苦于法俄聯手干涉英國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埃及事務的索爾茲伯里，在明確了德國對奧匈帝國支持的義務后，在1887年的12月迅速與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簽署了第二次《地中海協定》，保證了三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的態度一致。
又一次感到被德國出賣了的俄國在列強的軍事威脅下，被迫退卻。而俾斯麥為了安撫俄國，轉而支持其要求奧斯曼土耳其宣布保加利亞的斐迪南一世非法。但是得到了英國和意大利撐腰的奧匈帝國甚至連這么一個臺階也不愿意交給沙皇。經過一番艱苦的拉鋸戰后，夾在中間的奧斯曼土耳其終于在3個月后的1888年4月，用一紙文告滿足了莫斯科的要求。這個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結果，進一步埋下了俄羅斯對德意志仇恨的種子。
而體會到了“聯盟力量”的奧匈帝國，對巴爾干的野心在此后急速膨脹。眼看自己一手“再造”的保加利亞落入到“改宗”的斐迪南一世手中，憤怒的沙俄也不得不開始編織一張針對奧匈帝國——如果必要再加上其盟友的同盟網。令俄國沙皇稍感欣慰的是，那個既沒有參加第二次《地中海協定》，又對德奧同盟憤懣不已的法蘭西，正在不遠處向沙俄頻頻招手。
自此開始，德國參謀部啟動了對俄作戰的實質籌劃。而俄國也開始了同樣的準備。一場大戲終于在20多年后以薩拉熱窩的槍聲拉開了序幕。
在這場俾斯麥自娛自樂的“五只飛球的游戲”中，奧匈帝國成為了最大贏家。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獲利非淺。因此，德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的關系開始迅速拉近——麻煩由此綿延不絕。
趟渾水的代價
早在俾斯麥執政時期，德國就已經主導修建了著名的“東方鐵路”，將維也納和君士坦丁堡連接了起來——這條鐵路進一步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關系加固。而此后，德國銀行團也雄心勃勃地開始了柏林伊斯坦布爾巴格達鐵路這一被稱為“3B鐵路”的亞歐大陸橋的修建。這條鐵路一旦竣工，就意味著從美索不達米亞到波斯的奧斯曼土耳其核心區域和中歐地區，都將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德意志帝國將獲得自己的“印度”。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威廉二世不但向土耳其派遣了大量軍事顧問，推進了奧斯曼軍隊的現代化進程；更于1910年將勃蘭登堡級前無畏艦的“大選帝侯”號以及“威廉堡”號慷慨地轉讓給了奧斯曼帝國海軍。威廉二世甚至秉承俾斯麥“趟渾水”的衣缽，親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進行訪問，在大馬士革、君士坦丁堡留下了足跡，成為了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第一位進入圣城耶路撒冷并獲贈土地的歐洲皇帝。
有了這樣的鋪墊，德國卷入巴爾干事務也就具備了更多的積極性。而到了1914年，在具有強烈反德意識的英國皇家海軍大臣丘吉爾的不懈努力下，原本躊躇不定的土耳其也最終投入到了威廉的懷抱，成為了協約國一塊難啃的骨頭，并且讓丘吉爾在加里波利達達尼爾戰役中吃足了苦頭被迫下野。
然而，從全局看，盡管德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國，有著十足的理由去尋找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去攫取自己的“印度”。但是，俾斯麥在柏林會議的表現卻存在著致命的問題，因為當時的德國在奧斯曼土耳其并沒有核心利益。
實際上，在1878年德國即使不召開柏林會議，英國照樣會阻止俄國獨霸黑海削弱土耳其，而奧、俄關系的緊張就與德國無直接關聯。退一步講，即使英奧與俄國真的爆發戰爭，德國只要置身事外就沒有不利影響。此后，俾斯麥的“補救”措施——德奧結盟更是大錯特錯。這樣一個同盟不是暫時性的，一旦簽訂，繼任者就很難廢除，俾斯麥對此明顯估計不足。而再保險條約和德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的蛇鼠兩端，則進一步加大了俄國與德國的互不信任。
如果沒有這個錯誤在先，威廉二世縱然再厭惡俄國，也不可能主動站在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一邊向他的表兄弟尼古拉二世開戰。畢竟自始至終俄國和德國之間并不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奧匈帝國和俄國間就不是這樣的了。換句話說，不取悅奧匈帝國，德國照樣可以進入土耳其做生意，并最終伺機將這個垂死的奧斯曼帝國半殖民化。
獲得陽光下的地盤并沒有錯，但是縱身跳進渾水就得不償失了。
一句話，禍根是俾斯麥親手埋下的。此后，盡管他和威廉二世都不約而同地竭力希望將俄國擴張的戰略方向從“南方”扭轉到“東方”，從而避免由于巴爾干和近東可能出現的俄奧或者俄土對抗將德國拖進戰爭，但是兩人對俄國戰略意志和國家利益的目光短淺，最終使其禍水東引戰略破產。
“第三羅馬”的野望
對于俄國而言，巴爾干是不可能被漠視的，原因很簡單，既有宗教上的、民族上的，也有歷史上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
從宗教上看，俄國奉東正教為國教，而巴爾干大多數斯拉夫國家的人民也信仰東正教。這種宗教上的聯系，使得國家間的對抗，難免會具有“宗教圣戰”的背景。在宗教聯系的巨大影響下，沙皇政府不可能背棄社會上主流********，而對巴爾干地區的沖突抱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
從民族上看，大多數巴爾干地區有斯拉夫人居住，而俄國自認為是斯拉夫諸民族的保護者。該地區渴望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的民族心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尤其是在德國實現統一建立民族國家后，空前高漲。斯拉夫人渴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而巴爾干斯拉夫人的統治者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卻都是多民族混居國家。復雜的民族成分使奧匈帝國境內的一部分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天然產生“無主情緒”——向往來自沙皇的拯救；同樣的民族情緒在被認為是受到異教徒嚴苛統治的奧斯曼帝國境內存之更甚。這類解放同胞、充當巴爾干斯拉夫人利益代言人和維護者——甚至“并吞”該地區的民族情結，在俄國國內必然會產生迫使沙皇政府插手巴爾干事務的強力沖動。
從歷史上看，自拜占庭帝國滅亡后，歷代沙皇就一直強調其作為羅馬帝國皇帝的正宗嫡傳接班人的合法性。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自詡為“第三羅馬”的虛榮一直是俄國統治者追求的目標。這種歷史上的聯系，使這個由于聯姻關系而可追溯正朔的帝國，天然相信其對東羅馬帝國故地巴爾干諸地區享有所有權。這種所有權甚至足以延伸到地中海和北非沿岸。基于這種歷史聯系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必然會驅使俄國將注意力聚焦于巴爾干。
從政治上看，相對脆弱的社會穩定結構，使得沙皇政府必須要靠對外實行強有力的帝國主義戰略所帶來的榮耀和狂熱，才有可能疏解國內矛盾對政權生存的巨大壓力。而在俄土戰爭后，特別是在《圣斯特凡諾條約》下獲得的利益得而復失，所造成的俄國社會對巴爾干半島的高度關注，必然會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俄國政治生活中的敏感問題。
從經濟上看，巴爾干地區毗鄰俄國溫暖的南方地帶和工農業中心，這里與俄國歐洲部分的經濟貿易往來，遠遠勝過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線的濱海地帶與俄國歐洲部分的聯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俄國遠在北海、波羅的海、日本海的北方門戶港灣冬季的封凍，使得黑海沿岸的永久不凍港對俄國經濟的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通過黑海和地中海通道，俄國不但可以加強與法、意和北非的經貿往來，還可以使得通過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太平洋的通道，成為向印度洋和亞洲太平洋地區投放力量的另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其經濟戰略意義顯而易見。
從戰略上看，控制黑海沿岸，尤其是控制博斯普魯斯馬爾馬拉達達尼爾通道，獲得進入“溫暖海洋”的戰略隘口，是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歷屆沙皇的既定國策。為實現此目的，俄國不但多次與奧斯曼帝國交戰，而且不惜與英、法等歐洲列強交戰。幾個世紀以來的不懈努力，足以證明這個地區在俄羅斯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實際上，一旦獲得這一通道，不但意味著徹底解除俄國西南側翼所受到的來自土耳其人威脅，更意味著終于突破了列強環繞的波羅的海“浴缸”對俄國政治、經濟的限制，使得俄國獲得更多的行動自由和戰略空間。
從現實上看，盡管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力主興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終于使得俄羅斯的戰略力量獲得了向東方的投擲通道，但是俄羅斯帝國畢竟是一只“雙頭鷹”——向東方的擴張并不妨礙其對近東的野心膨脹。實際上，“東方”也不是沙皇可以任意施展的戰略真空。所以盡管來自“黃俄羅斯”的誘惑一直吸引著沙皇的注意力；但是在俄國的戰略排序中，其他列強早已涉足甚深的中國的地位一直遠遠排在奧斯曼帝國之后。換句話說，東方戰略不過是俄羅斯帝國的戰略末端而已，近東才是重點。
從另一方面看，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慘敗，也使得俄國無力在短期內去恢復在東方的戰略影響。日俄戰爭的失敗使得俄國上層得出一個清楚的結論：俄國在遠東勝利的可能性與俄軍戰略力量從歐洲向遠東投擲的距離成反比。俄國在遠東經濟實力過于薄弱，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不足以支撐東方戰略的實施。在1905年后，很明顯，俄國的東方戰略已經由戰略進攻轉變為維持戰略守勢，以此為重建對日本的戰略優勢爭取時間。因此，靠近俄國力量中心地帶的黑海巴爾干地區和近東就必然會成為俄國對外戰略的重中之重。
這些因素攪在一起，使得巴爾干地區必然會成為俄國的核心利益區——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從本質上發生改變。這就決定了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以及這種矛盾造成德國陷入戰略被動的必然性。而似乎還擔心這種局面不夠混亂，以及斯拉夫民族和俄國各階層對德國的厭惡與仇恨還不夠深，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還在通過執行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親善政策，更深入地卷入到了地區沖突、宗教沖突、民族沖突之中，最終釀成大禍。
實際上，對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也是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戰爭的重要動力。根據1915年英法俄簽訂的《君士坦丁堡協定》，協約國勉強同意，如果獲勝，俄國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馬爾馬拉達達尼爾海峽及其兩岸的大片土地。
1916年4月26日英國代表賽克斯和法國代表皮科在倫敦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該協定為了換取俄國同意英法瓜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進一步滿足了俄國吞并安那托利亞東北部的要求。根據該協定英國獲得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國獲得提爾以北的敘利亞領土、阿達納省和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約旦河以西、從加沙到提爾的巴勒斯坦國際共管。而俄國則不但可以獲得她最關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還可以獲得亞美尼亞、庫爾德斯坦部分領土和安納托利亞北部地區。
1917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300多年的統治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內部迫于革命的壓力曾經在是否退出戰爭的問題上有過猶豫，但是當他們得到英法的承認并得知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后，馬上決定繼續參與戰爭。1917年5月3日俄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米留克夫關于“遵守協約國同盟條約義務，要把戰爭進行到底，奪取君士坦丁堡”的外交照會一經刊出，馬上引發了人民的憤怒。從某種意義上看，對君士坦丁堡的貪婪已經成為了沙俄政府及其繼承者帝國主義心理的集中體現，他們的這種不顧人民死活的貪婪最終也為十月革命的爆發提供了順理成章的鋪墊。按照列寧的話就是“再屠殺數百萬俄國工農，好使古契柯夫之流獲得君士坦丁堡？”
戰略大師俾斯麥對于俄國核心利益和巴爾干問題的錯誤判斷最終使得第二帝國付出了毀滅性的代價。雖然1887年俾斯麥絞盡腦汁設計出來了一個俄德“再保險條約”，但是這個條約的核心卻是：如果德法開戰，俄國應該保持中立——絲毫沒有解決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如果奧俄在巴爾干問題上開戰，那么俄德關系如何處理？這在1885年的保加利亞對塞爾維亞的戰爭中就已經暴露出來了——這兩個國家的戰爭可能將其各自的盟國奧匈帝國和俄國卷入直接戰爭——那么德國怎么辦？
很遺憾，根據俾斯麥的結盟戰略，答案是：無解！
顯然，為了這個德意志的“印度”和那頂空洞的“歐洲仲裁者”的帽子，對威廉一世的警告充耳不聞的鐵血宰相透支的代價過大了！俾斯麥的“縱身一跳”，使得身后的德國通過與奧匈帝國結盟而與巴爾干這個火藥桶，從此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而最要命的是，導火索和打火機卻掌握在了別人的手中。請記住我們的網址：諜中諜,碟中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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