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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
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
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
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
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
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
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
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
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
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
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
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并非無據。而且曹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
曹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總的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曹操在漢朝的名義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積極作用。
在選拔人才方面：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制，強調“唯才是舉”。
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
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建安元年，曹操采納部下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
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說：“后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
，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采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
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后采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復農業生產。
此外，曹操還陸續頒布法令，恢復正常租調制度，防止豪強兼并小農。
建安五年，曹操頒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曹操前后實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瀕于崩潰的自耕農經濟不斷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通過以上二項措施，曹操統治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復。這是曹操在經濟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實行，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當然高于普通的自耕農。
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并不過分。
曹操在攻破鄴城后，鑒于東漢后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制，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這些政策之厲害，可以從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來。
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后敗于劉備，但由于北方的元氣恢復他前后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
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
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獲，無異于如虎添翼。
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干戈親征皖城這么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寧全上陣后俘獲太守朱光，遷數萬百姓回吳。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
開源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并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后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
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
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
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相比之下，劉備、孫權的晚年則是昏聵糊涂。
《三國志·先主傳》注引《典略》記載：“劉備稱漢中王，于是起館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后來成了陳群勸諫曹叡棄奢華罷宮室的反面教材：“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
孫權在太子廢立上的胡來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無所適從，已經成了笑柄了。
漢末三國的軍事家首推曹操。曹操鉆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
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
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
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制勝，兵不厭詐。
在帶兵方面，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
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
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
《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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