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間曾經六次南巡，留下了許多家喻戶曉的故事，小說、影視對其進行鋪陳渲染，把史實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治河、導淮、濟運。當時，淮安是黃、淮、運三水交匯之地，為黃淮襟要、漕運鎖鑰，高家堰又是拱衛里下河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區是清代治河的關鍵，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視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這里努力踐行其“一勞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體現了一位偉大君主追求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實人格，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關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諳文韜武略，具有遠見卓識，在位六十一年，以實心為本，以實政為務，政績卓著。他八歲登基，十六歲親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1］尤其是河務，康熙帝更是為之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為了治河，從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詳細巡視河工為首要。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一帶，當時是黃、淮、運三水交匯之地，為黃淮襟要、漕運鎖鑰，高家堰又是拱衛里下河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區是清代治河的關鍵，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視察。
一、執政之初對河務的關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戰亂頻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黃河下游到處決口，災害連年。據不完全統計，清初順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黃河奪淮之災的次數多達90起。［2］自徐州碭山以下至漣水海口，黃河決堤七、八十處，洪澤湖高家堰決口三十多處，翟家壩決口成河九道，清口、運口淤為陸地，不僅百姓田廬受淹，而且運道受阻，每年從南方供應京城的四百萬石漕糧也失去保證。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親政不久，黃河在桃源南岸煙墩決口，沿河州縣悉受水患，清河沖沒尤甚，黃河下流既阻，水勢盡注洪澤湖，高郵水高二丈，城門堵塞，鄉民溺斃數萬。［3］從這時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視，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歲即反復詳考如宿遷以下高家堰等運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終身不綴。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試天下貢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為策論試題，其中提出“漕糧數百萬石，取給東南，轉輸于黃、運兩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國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處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確見其中，其各攄鳳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閱視河工，繪圖進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潰決，僅武家墩至高良澗就出現三十四處決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躡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歸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運河，漫流里下河的嚴重局面。江南財賦重地被淹，運道受阻，對平定“三藩”的戰爭也極為不利。因此，盡管國家財政仍然比較困難，康熙帝還是下決心對黃河、淮河進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視察河工，行前一再囑托:“河工經費浩繁,迄無成效,沿河州縣百姓皆受其困。今命爾等前往，須實心相視，將河上利害情形體堪詳明，各處堤岸應如何修筑，務為一勞永逸之計，無得茍且塞責。如堪視不審，后復有事，爾等亦難辭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還從治河、導淮、通漕的長遠之計著想，“命江南淮、揚所屬沿河地方栽植柳樹，以備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戰正酣的時刻，康熙帝敕諭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靳輔上任后，駐節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調查研究，“周度形勢，博采眾論，為八疏同日上之”。［9］輔疏言：“治河者當審全局，運道之阻塞由河之變遷，河之變遷由向來治河多盡力于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以無關運道遂緩視之，以致河道日壞。”［10］靳輔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河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黃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不提，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提，山以東必遭沖潰。故筑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后，無緩急。今不為一勞永逸之計，屢筑屢圮，勢將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異議，因其與康熙帝一勞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針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請。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準撥帑金二百五十余萬兩，限靳輔三年告竣。［12］從此，在靳輔主持下，大規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開。靳輔借鑒明代水利學家潘季馴“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論，提出“筑堤束水與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論。在治河實踐中，靳輔首先疏浚黃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關河道，使洪水得以暢流入海，接著相繼堵塞高家堰及黃河各處決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濫之勢后，靳輔又先后完成了改移運口于七里墩、開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運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第一、二次南巡，察視河工，相度形勢。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統一臺灣以后，便視河務為首要。靳輔治河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淮、揚水災并未明顯好轉，康熙帝為此殫精竭慮，日夜焦勞，他惟恐官員治河失法，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舉南巡之典，不遠萬里，親閱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京，開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十月十九日，康熙帝自宿遷至桃源縣，視察黃河北岸一百八十里的各處險要工程，駐眾興集。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幸臨清口，在靳輔的陪同下，步行閱視十余里，雖然泥濘沒膝，亦不辭其艱。［13］他還登上天妃閘，親自勘察水情，見水勢湍急，命改為草壩，另設七里、太平二閘，以分水勢。［14］康熙帝面諭靳輔：“朕向來留心河務，每在宮中細覽河防諸書及爾歷年所進河圖與險工決口諸地名，時加探討。雖知險工修筑之難，未曾親歷河工，其河勢之洶涌泛漫，堤岸之遠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詳勘地勢，相度形勢，如肖家渡、九里崗、崔家鎮……一帶，皆吃緊迎溜之處，甚為危險，所筑長堤與逼水壩須時加防護。”［15］然后，康熙帝登舟過清江浦、淮安府。
其后，康熙帝幸臨寶應、高郵、揚州、鎮江、蘇州、無錫、江寧等地。回鑾途中，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縣，登岸閱視了王工堤、老壩口、武家墩、天妃閘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處必垂詢再四。他在視察運口時面諭靳輔：“當添建閘座，防黃水倒灌。”［16］
康熙帝召靳輔入行宮親加慰諭，并親灑宸瀚，賜靳輔《閱河堤作［17］詩一首。他對靳輔及扈從諸臣說：“朕南巡，親睹河工夫役勞苦，閭閻貧困。念此方百姓，何日俾盡安畎畝？河工何時方得告成？偶成一詩，聊寫朕懷，不在辭藻之工也。”
詩曰：
防河紆旰食，六御出深宮。
緩轡求民隱，臨流嘆俗穹。
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
已著勛勞意，安瀾早奏功！
我們從這首詩可以管窺康熙帝希望根治水患的急切心情，他對靳輔寄予厚望。靳輔誠惶誠恐，將這首詩勒石成碑，懔惕遵循。該碑當時立于清江閘南岸，今久佚，后楚秀園重立了這塊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靳輔上疏建雙金門閘，雙金門閘原為泄黃而建，后改運口于揚莊，則專泄中河之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輔上疏開中運河自仲莊至宿遷，中運河成，漕運船艘得避黃河一百八十里風濤之險。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再次南巡。二十五日，至清河縣，康熙帝諭示河道總督王新命：“中河與黃河逼近，如黃河潰決，將混而為一，宜有預防之法。”康熙帝還詔諭兩江總督傅臘塔：“朕南巡以來，軫念民艱，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江南省）積欠約有二百二十萬兩，……再加江南全省積年民欠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蠲除……”。［18］并“著速行曉示，日傳三百里，遐村僻壤，咸知朕意。”［19］康熙帝即興作《蠲江南逋賦［20］詩一首。
詩曰：
國家財賦東南重，已責蠲租志念殷。
雨澤何妨頻見渥，普天愿與樂耕耘。
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回鑾途中率隨從諸臣視察高家堰一帶堤岸閘壩，他對諸臣說：“堤岸頗為堅固，舊堤之外更修重堤實屬無益。”又諭：“先年因高家堰沖決，淮水東流，無敵黃之力，黃水倒灌，湖底淤墊，海口閉塞。……高家堰既有減水壩，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澇之年，淮水盛漲，出清口不及，則堤必受傷。”［21］三月十九日返回京師，康熙迅隨即進行御門聽政，再度征求百官的治河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