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申時行頓時回答，“金花銀乃天下臣民孝敬于君父，天下哪有這等不忠不孝之臣，要天子自損金花銀以施恩天下？”
“但勸天子節儉者前赴后繼。”朱常洛并不太客氣，“天子若節儉，金花銀少些有何不可？天子若奢侈，縱然總是蠲免，想修宮殿，想要奇珍，一樣安排了歲辦坐辦下去。”
“陛下……”
申時行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懇求，但朱常洛卻說道：“閣老坐下說便是。”
等他坐下了，朱常洛又先開口：“朕豈不知蠲免可收民心？但這個民，到底是哪些民？”
這次包括田樂在內，臉色也都變了變。
沈一貫不禁看向了他：要把皇帝其實懂得頗多的一面，讓更多人知道了嗎？
朱常洛也看了沈一貫一眼：“首輔也說了，天下臣民當共體時艱。朕自然愿意施恩天下，若朕下旨，此后金花銀可減為五十萬兩，其余折銀之糧解送京城計入戶部，會普天同慶嗎？”
陳蕖情不自禁地說道：“萬萬不可！”
“為何？”
“……”陳蕖有些后背發涼地看向三位內閣大學士。
王錫爵“哼”了一聲，然后開了口：“有什么不能說的？四石糧折金花銀一兩，正統年間至今從無更改！若百萬金花銀減半，按如今漕糧改兌后一石糧折銀近一兩來看，那五十萬兩金花銀便該兩百萬石糧！漕河一年輸運不過四百萬石，早已不能多運。多出來兩百萬石糧，若以漕糧折銀來算，便要一百八十萬兩銀子！這樣折，北京戶部愿不愿意？江南諸省愿不愿意？”
他說完才站起來朝朱常洛作揖：“陛下，萬不能如此！不言蠲免，天下有些人無非心中有些許怨氣。若金花銀減半，那才是當真會有大亂！”
朱常洛先挨個看了每一個人，而后笑道：“看，這就是賬目上的數字游戲。金花銀本是為了減少解運損耗想出來的法子，到了如今卻有了這般變化。王閣老這么一算，如果金花銀減半折色，我大明財計本該另有一筆一百三十萬兩歲入的。這筆錢去哪了？”
陳蕖面色蒼白，此時仍舊站著。
田樂嘆了口氣，站了起來說道：“陛下天資卓成，臣斗膽諫言，此事牽連重大。正如王閣老所言，萬不可如此，否則天下定有大亂。”
“御前議事，并無定論，攤開了聊一聊罷了。卿等坐下說話。”
大明的財計是一本糊里糊涂的帳，現在朱常洛拿金花銀舉例子，掀開的只是冰山一角。
朱元璋固然雄才大略，財政上由于元末明初特殊的形式定下了實物賦稅制也就罷了，偏偏他還搞了個祖訓，讓后世子孫不得輕動。
在物資匱乏的階段，實物的流通當然是符合龐大帝國財物需要的。
但帝國恢復到一定經濟水平之后，仍舊死守著實物賦稅制度，那就有點離譜了。
而它們能被保留至今，只在有些方面折銀，那自然是由于帝國的高管們發現這樣很有操作空間。
拿金花銀舉例。
財計大事，莫過于祿餉。大明財政收入，首先可以大體劃分為兩個大方向：一個是給皇室宗族的歲供，一個是其他。
皇帝為了自己的生活，紫禁城里的主仆都靠皇帝養著；為了坐穩江山，要給在京的文武群臣發俸祿，要時不時賞賜，要負擔那些只對皇帝負責的部門的開支。
都城還在南京時，啥都是朱元璋的，那個時候戶部還沒有太倉庫，他盡可支配。
朱棣遷都北京后，財稅重心卻在南方，那么就要運大量錢糧物資到北京了。
皇帝、妃嬪、皇子在北京，大多數勛戚在北京，還有那么多的京官、京營。
他們的消耗是個巨大數字。
整個大明，田賦約在兩千七百萬石上下。這其中，約四成要留在地方，剩余六成則需解運。
這六成之中，又有四成征收自北方，基本要用作九邊軍糧；剩下六成約一千萬石，百余萬石留南京，剩余本該悉數解運到北京。
但一條漕河，一年運力大抵也就運四百多萬石糧入北京。
而糧食從南面運到北面，一路上解送、損耗也是個巨大數字。
正統初年，朱祁鎮還年幼，官員們想了個法子：運力不夠，而漕河運糧主要便是為了皇帝歲供和京官、勛戚、京營俸糧，順帶供應都城百姓。
京城其實每年也吃不完八百萬多萬石糧食，糧食放著便壞。
不如這樣：把該解運至北京的四百萬石糧食，四石糧食折銀一兩，計有百萬兩，直接運銀子到京城。這部分銀子，全給皇帝，那么還可以再運糧四百萬石抵京。
既滿足了京城的糧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賦收入該有千萬石解送至兩京的任務。
沒什么大問題，年幼的朱祁鎮和當時的張太后也不懂太多，開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國定額的田賦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額永久地固定了下來，折銀百萬兩解送京城入內帑，是為金花銀。
朱常洛平靜地說道：“歲供折銀，與民來說自然是避免加收耗米、征發解運徭役的善政。但是，金花銀由單都發給了哪些府？”
所謂由單，便是朝廷劃分好這部分折算成金花銀的稅糧份額給各省，各省再對自己分到的份額進行切割，派發到府州。
皇帝說出此話，眾臣都沉默不語。
如果說是為了避免損耗，這一百萬兩金花銀，自然該劃分給運送損耗最大的偏遠地區才是。
但實情呢？反倒是分布于運河或者長江等船運最為便利的的南直隸、江西、湖廣、浙江、山東、河南等地。
更具體一點就會發現，還往往是各地相對富的府。
再發散一點還會發現，這么多年來份額的分配還往往與這些地方的科舉成績如何有正相關的趨勢。
“下面就不需要朕言明了吧？”朱常洛看著他們，“雖已折成金花銀，但由單所派府州，解運加耗一樣在收。”
運糧食有加耗，運銀就沒有加耗了？要換成銀子，要重新融成符合規格的金花銀呢。
陳蕖聽得大汗淋漓：皇帝這么懂嗎？
其實地方上，從百姓手上收上來的仍舊是實物。
最終到了戶部，也只核對各地應送到的金花銀數目。
這漫長的過程中，其實并不必千里迢迢真把銀子從南方運到北方：如果在北京有人能直接拿出相應數額的銀子，不是省事了嗎？
其次，獲得份額的地方上收上來的那部分糧食，按照一兩銀子四石的比例，這部分糧食就不用運到北方了，可以留下來。
是賣還是用，賣給誰？賣價多少，那還用說嗎？
一石糧食如今的售價又是多少？
北方大約十一錢到一兩，南方大約八錢到一兩，這是沒有大規模天災的情況。
如果特殊時候，米價漲到二三兩甚至更多也是有的。
也就是說，如果獲得了金花銀由單的府州有人出面把本府州應交上去的金花銀承擔了，那么那些糧食自然可以歸他處理。
四錢銀子一石，轉手就是至少一倍的毛利。所得凈利，商量好分成比例就好了。
于是最后，在北京的皇帝只知道自己每年固定有百萬兩白銀入賬，地方上的百姓仍舊上繳田賦以及各種加派、役銀，而地方上的官紳總是搶奪著金花銀份額、找各種原因拖欠金花銀外的其余賦稅、每逢“喜事”就盼著蠲免。
這便是從金花銀入手的大明財計艱難真相之冰山一角。
如此金花銀，上至天子，下至官紳，誰不稱妙？
勸皇帝節儉，卻從不勸減少金花銀，原因就這么簡單。
都是生意。
“國庫空虛，財計艱難，年年都在喊。”朱常洛靜靜說道，“朕也不會就此大動干戈。若有地方因未言蠲免便不歸心，明年金花銀便不派該地，朕倒想看看他們不歸心是想干什么。”
陳蕖聽得心里一顫：這兩件事還要掛鉤？
朱常洛卻繼續道：“朕可以裝糊涂，但別真的當朕糊涂。財計艱難是事實，有些府州因為災禍，百姓負擔過重，也確實可以酌情蠲免，但那是后面一事一議的恩典。舉國蠲免？哼！無非數年一次，助長地方尋由頭先積欠著、再待時蠲免的風氣罷了！這份民心，也配稱忠孝？”
用這一個簡單的例子，三個內閣大學士之外的所有人正式認識了新君。
田樂是早就認識過的，但此刻仍心動神搖。
如用兵，多么直擊要害的一招？但是太險了，直趨要害，鋒芒畢露后便是群敵環伺。
“財計為何艱難，朕心里有些考量。”朱常洛又說道，“卿等心里應該也是了然的。朕奏請父皇和皇祖母撤了礦監稅使，蓋因這法子解決不了問題。今日留卿等議一議，就是看卿等有沒有法子。誠如登極詔所言，節流一事，朕親為表率在做了。如何開源，卿等為朕解憂。”
沒一個人能立刻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