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皇帝很與眾不同……”面對使節的侃侃而談，塔巴爾帕夏不由自主放下了羊腿和小刀，內心受到了很強的觸動。
大明帝國的崛起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近十來年，越來越多關于它的消息隨著各種各樣的貨物向西快速擴散。
據說這一切的變化都來自一位高瞻遠矚、能文能武、非常善于賺錢的皇帝。剛剛登基時并不被朝中大臣重視，國家也面臨著各種難題，內部黨派林立國庫空虛、外面強敵環伺危在旦夕。
但依靠一系列的巧妙操作，對內清除了敵對份子，對外震懾了虎狼鄰居，把朝政和軍隊全都牢牢把控在手心里，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變革。
這一階段的大明帝國皇帝，與奧斯曼帝國的穆拉德四世非常相像。兩人都是突然上位，得不到太多舊勢力的支持，經過艱苦奮斗和高明的政治手段才把控了大局。
但在這之后兩位皇帝卻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穆拉德四世對內采取了大清洗和高壓策略，從皇族繼承者到有功之臣，凡是讓他感覺到有威脅的人統統都會被除掉。
而大明帝國皇帝據說是位仁慈的君主，即便面對造反謀逆者也很少舉起屠刀，更不曾濫殺無辜。
在對外方面，兩位皇帝的做法也截然相反。穆拉德四世礙于財力物力匱乏，不得不選擇了收縮，暫緩圣戰，把戰略重心從歐洲一側轉移到亞洲。
大明帝國皇帝則在穩步向北、西、南全面擴張，先在陸地上打通了連接波斯的商道，又在海洋上把軍事基地推到了科倫坡。
還半商量半強制的向很多國家派駐官員長期駐扎，奧斯曼帝國也接到過相關的申請，自然是想也不想的斷然拒絕了。
目前的形勢很明顯，從波斯向東，沿途的國家都在大明帝國勢力覆蓋之下，包括雄心勃勃的俄羅斯。聽說其也在東擴時遭到了迎頭痛擊，不再敢輕易向東派遣探索隊。
這一點在克里米亞汗國得到了證實，近些年俄羅斯帝國越來越頻繁的向南探索，試圖在黑海沿岸找到合適的落腳點。
從總體上看，大明帝國皇帝要比穆拉德四世更成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性格、學識、國際大環境，包括運氣。但其中有兩個特點非常鮮明且獨特，錢和信仰。
首先，大明帝國皇帝比奧斯曼蘇丹更會賺錢。在這位比商人還商人的皇帝帶領下，大明商人把生意做的到處都是，且拿出手的全是稀罕物，讓人無法拒絕。
正是有了這些收入，大明帝國才能維持軍事上的強勢，讓更多地區和國家不得不遵從其意志，擴大了影響力，反過來促進商業交流，賺取更多錢。
假如穆拉德四世能賺到這么多錢，維也納估計早就被打下來了，波斯人也肯定被征服了。就是因為錢糧的不足，帝國在歐洲的圣戰才久久無法獲得徹底勝利，結果亞洲這邊還總是不太平靜，牽扯了太多精力。
其次，大明帝國皇帝是個異教徒，比歐洲人還異。他既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伊斯蘭教，而是在所有控制區內推行誕生于華族的獨特教派，并嚴格限制其它任何宗教的發展。
同時他還堅決反對民族性，任何加入大明帝國的地區和國家都不能再有民族不同，而是要改換為國家認同。不管之前是什么民族，之后只有一個身份，大明國民。
為了信仰和民族，這位皇帝采取了很極端的手段，并付出了極大代價，由此也導致擴張速度非常緩慢，還無端樹立了諸多死敵。
假如穆拉德四世能具備大明皇帝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絕對不會這么費勁。奧斯曼帝國將會像沙塵暴般的快速席卷亞洲、非洲和歐洲，所過之處統統皈依穆斯林。
至于說什么民族，根本無所謂，只要承認蘇丹的統治權、按時繳納稅賦，愛是什么民族就是什么，想說什么語言就說什么，何必費盡心思去改變呢。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大明皇帝的做法也不是沒有道理。他在位三十多年間，凡是被納入大明領土的地區和國家還沒一個有過反復。
不管之前是敵對還是路人，也不管是強占還是主動歸附，成為大明帝國領土之后都安安穩穩，極少出現某位族群領袖振臂高呼，還一呼百應。
反觀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就有點亂糟糟了，從非洲開始一直到歐洲，各種各樣的叛亂年年有，事后總結起來，好像都離不開兩個字，民族。
由此可見，大明帝國皇帝還真不是瞎搞，更像有的放矢。完全同化的辦法雖然在擴張速度上慢一些，成本上高一些，卻能一勞永逸，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日后的反復。
假如奧斯曼帝國在擊敗了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后也采取同樣的方式治理，今天蘇伊士城的叛亂很大可能就不會發生。
“帝國失去了一座重要港口，由此會讓更多心懷覬覦者看到希望，導致叛亂頻發，這些麻煩不是增加點稅收就能彌補的。”
但做為敵人，他還不能顯露出情緒上的變化，也不能輕易同意對方的觀點，同時還要站在奧斯曼帝國和蘇丹的立場上計算得失。
“不是失去，而是更好的管理。蘇伊士城依舊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大明帝國和日月銀行沒有任何土地上的要求，也不會在背后支持皮雅利貝伊提出非分要求。
我們只想在蘇伊士城獲得貨物進出的方便，同時還可以保證不將煙草等貨物向奧斯曼帝國商人出售。關于皮雅利貝伊與蘇丹之間的關系，我建議可以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
實際上當蘇伊士港可以接納大明帝國商船停靠之后，對您和您的蘇丹來講并不是壞事。這一點您可以咨詢曾經去過沙廉港和科倫坡港的奧斯曼商人，比較一下兩地的變化。
不是一點點稅賦，而是很多！通過這條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蘇丹能獲得與威尼斯人抗衡的籌碼，進一步鞏固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東側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