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燈小說：、、、、、、、、、、、、
通常說軍事勛貴也好，武將集團也罷，在大明開國早期其實都是一回事，只不過一個側重于表現這個集團的頂層，一個則表示得更加全面。總之，其實就是指隨著朱元璋崛起一直到定鼎天下期間成長起來的軍官集團。只是隨著時間推移，后來一般稱之為勛貴集團。
明朝前期能收到稅，除了存在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承擔稅收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長期存在一個不僅自己能合法免稅，還能強迫官紳等富人階層多納稅的世襲特權階層——勛貴集團。
后世的人們總是將大明中后期的宦官看得很厲害——顯然這是錯誤的，不是宦官厲害，而是宦官背后的皇權厲害——卻忽視了勛貴的存在。然而，實際上勛貴一直都是明朝權力游戲中的重要一環。高務實之所以早在少年時期就首先拉攏勛貴集團，也正是由于他“前世”就搞懂了這一點。下面具體來說說他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站在后人的上帝視角來看，朱元璋的理想其實是“大明與勛貴共天下”。主要由明朝勛貴子弟組成、權勢滔天的錦衣衛，不僅是明朝皇室“與勛貴共天下”的表現之一，也是明朝皇帝收稅的重要助手。
但是，后來勛貴集團卻逐漸失勢，逐漸無力繼續逼迫官紳等富人階層多納稅。那么問題來了，勛貴集團為何會失勢？很多人第一反應肯定是：土木堡之變。
這個答案沒錯，但并不是簡單的由于土木堡之變“把勛貴死絕了”——勛貴怎么就死絕了啊？有幾家勛貴因為土木堡之變而絕嗣了？那一票國公爺、侯爺、伯爺不都有人繼承嗎！
其實是因為以土木堡之變為起點，大明發生了軍事貴族集團的大換血。前期能打仗、會練兵的老勛貴損失嚴重，勛貴世家出現了內部在軍事技能上的青黃不接，導致后來襲爵的年輕一代勛貴沒有軍事技能傳承，也不知道五軍都督府到底該干些什么——就算知道也干不利索。
于是，一貫由五軍都督府管理的各級衛所全面失去管束，在很短的時間里快速腐化墮落，力量急劇衰落。尤其是內地衛所，沒多久便徹底失去了戰斗力。邊疆衛所稍微好一點，因為他們直面戰爭，就算傳承上損失不小，但戰爭本身也能教會他們該做什么，只是這會損失很大罷了。
話說回來，到了這一步還能怎么辦呢？只能用稅收招募的營兵，取代大量逃亡、吃不飽飯的衛所兵，替代成為維持大明統治的主要力量。
與此同時，由于以于謙為代表的統兵文官在土木堡之變后續的危機中表現亮眼，所以科舉出身的軍事文官又逐漸取代勛貴，掌握了大明大部分實際具備戰斗力的軍事力量。
由于土木堡之變是大明“重文輕武”與文官勢力崛起的起點，因此現代部分觀點一提到土木堡之變時就有了陰謀論，認為勛貴集團是被文官集團“暗算”的。
其實哪有那么多陰謀，土木堡之變最多也就是滅掉了北方地區的一代老勛貴，北方的勛貴子弟和南方地區的勛貴可都活著呢！
哪怕由于土木堡之役的消耗，靖難系勛貴勢力嚴重衰退，但在大明的南北二京之中，勛貴的力量仍然不容忽視。因為保衛南北二京的京營和錦衣衛，向來而且一直都在勛貴們的控制當中！
換句話說，皇帝本人一直都在勛貴集團的保護之下！崇禎“圣君”之所以可以輕而易舉搞掉魏忠賢，歸根結底的原因就是魏忠賢根本沒有辦法把京營和錦衣衛從勛貴手中奪走。想想看當時那位英國公，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見了人家，不也得客客氣氣甚至規規矩矩的嗎？
所以事實就是，最晚到土木堡之變以后，明代的勛貴集團(最起碼是北方的靖難系勛貴集團)，就已經像清代中后期的八旗子弟一樣，根本不會打仗了。而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用北京保衛戰的軍事勝利，證明他們比已經腐朽的明代世襲軍事貴族更能打仗。
于謙之后，大明還先后出現了王守仁、譚綸、朱紈、熊廷弼、孫承宗、孫傳庭、盧象升等大批文官出身的軍事家。相比舊的世襲軍事貴族，這批科舉出身的軍事文官顯得更加上進，他們雇傭而來的營兵也更有戰斗力，很快成長為明朝軍事上的“中流砥柱”。
當然除了軍事文官，武將集團內部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明朝后期還有一批底層出身、在戰爭中上位的“新勛貴”，例如馬芳、劉顯、李成梁、吳襄、鄭芝龍、左良玉、江北四鎮等。這批人以萬歷末年為分界，界限之后的一批逐漸軍閥化，大明朝廷逐漸管不了他們，更別指望他們會交稅或協助收稅，他們能向朝廷少要點軍費就得燒高香了。
明代中后期，出身舊軍事貴族的將領還有很多，比如現階段朝中的主要武將如麻貴這般，都是至少數代從軍(所謂數代也只是崛起時間，實際上可能祖上也是軍戶，只是地位不高)，不過如果要稱得上軍事家的，高務實認為到目前為止只有戚繼光一人。
戚繼光雖然是舊軍事貴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軍事文官沒區別——不靠衛所兵打仗，也不是以衛所兵精挑細選的“家丁”為骨干，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營兵建設新軍。
實際上，如果不是父親死得早，導致戚繼光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家繼承父親的世襲武官職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樣軍戶出身的張居正、史可法、馬士英那樣，走上考科舉當文官的道路，最后成為類似熊廷弼、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的軍事文官。史載戚繼光好文，還有《止止堂集》流傳于世，這可能就是原因。
總之，明代所謂的“重文輕武”，其實未必就是文官天然的歧視武人，而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隨著文官集團控制的武力日益強大，成為了明朝事實上的保衛者，所以他們不僅可以藐視日益沒落的勛貴集團，而且會設法爭取原本只有勛貴集團才有的各種特權，包括“免稅”。
雖然一直到最后，文官集團也沒能合法免稅，但明朝已經不可能依靠勛貴集團的武力逼迫跟文官集團關系密切的士紳階層交稅了。
這里有一點很有意思，值得說明一下：高務實也是文官集團的一員，按照“人不能背叛自己所屬階級”的觀點來說，他現在的舉動是不是很有點問題？畢竟他現在要收的權力本質上是武將集團吃軍戶的權力，收完之后則要改造武將集團，讓他們重新振作、再次訓練起一支能打仗的精兵來。
如此，武將集團手里有了精兵，重新變得能打仗了，那豈不是又反過來擁有了制衡文官集團的力量？這么看起來，高務實這么做豈不是就違背了自己的利益階層？
答案是否定的。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高務實現在已經具備了特殊性。
高務實是文官，但也是勛貴，而且他的南寧侯爵位雖然名義上是“文官封爵”得來，可事實上誰都知道真正的、直接的原因還是擊敗察哈爾那一仗。只不過由于現在“文官”值錢，所以皇帝才非要給他安一個“文官封爵”的名頭。
再加上高務實多年來數次指揮超大規模作戰，導致九邊各鎮的軍頭們幾乎全在他手底下聽過令，而他在皇帝支持下所進行的各項軍改，又讓各軍頭不得不拜倒在他門下。由此，他就和絕大多數一線軍事豪門建立起了某種上下級聯系，形成了某種奇怪的利益共同體。
高務實現在獨特就獨特在，他既是文官集團內部權力最大的實學派黨魁，又是勛貴集團的利益牽頭方，還是武將世家集團認可的首腦。甚至還可以加上一條，他是皇帝首肯的臂膀股肱之臣。
各方利益，系于一身！
沒有誰能在此刻的朝堂做到超然一切，然后以這種超然一切的狀態去進行改革。既然如此，那高務實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把各方利益都連接在自己身上，再以這樣的身份去調和各方利益沖突，最終形成某種平衡。
這必然是困難的，但也是唯一有機會成功的一條路。為什么高務實敢肯定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另一條“超然”的路子，原歷史上其實有個人試驗過了：崇禎圣君。
雖然舊勛貴集團沒落了，而李成梁、鄭芝龍那樣的新軍閥一時間也無心替朝廷得罪士紳階層，但文官集團從來也不是鐵板一塊，彼此之間的派系斗爭很厲害，其中倒也也不乏有想替明朝解決財政問題的文官。
比如原歷史上的高拱啊、張居正啊，其實都有這樣的心思，也在某種程度上暫時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問題。
葉向高當首輔的時候，又有一批后來被扣上“東林黨”帽子的文官試圖通過均田均役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可惜一來前相錢龍錫等在野高官奮起反對，二來一部分“閹黨”也奮起反對，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區得到了一點推廣之外，徹底宣告破產。
所謂的“閹黨”，其實大部分也是文官，“閹黨”和“東林黨”的斗爭，其實是兩大文官集團的斗爭。
這里先不糾結“東林黨”到底該怎么劃分(《東林點將錄》本質上只是“閹黨黑名單”)，某些人心目中統一而強大的“大明文官集團”根本沒有，只有各個互相看不順眼的利益集團。
如今以高務實為首的實學派是不是也算一種利益集團？同樣是的。非要拔高一點來說的話，無非是此利益集團因為有高務實這個穿越者把控方向舵，所以更加符合時代進步的特征罷了。
無論如何，明末文官集團之間的派系斗爭，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給明朝的財政續了命。在“中產”大量破產、勛貴集團又不給力的情況下，總會有一派文官在打擊敵對的文官派系之余，自覺或不自覺地代替勛貴的功能，幫皇帝向敵對派系的官紳、富人收稅。
然而，這種文官互斗、朝廷漁利的政治狀態，在崇禎朝終止了。因為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刻薄的崇禎圣君將大明朝廷所有的利益集團全都得罪光了。
首先，崇禎上臺后干掉魏忠賢、打擊“閹黨”，得罪了“閹黨”背后的官紳勢力；然后，崇禎又在“東林黨”的要求下對錦衣衛進行了削權，間接得罪了勛貴集團。
按照以往的規矩，此后崇禎應該跟當時被稱為“東林黨”的利益集團結成政治聯盟“共天下”。但偏偏在這個時候崇禎卻又跟“東林黨”翻了臉——后來被定義為“東林黨”的某派江南官紳勢力，除了崇禎元年“眾正盈朝”，從崇禎四年開始就只有幾個擺設而已，一直不過是個“在野黨”。
最要命的是，此后的崇禎不再信任任何政治派系，或者說他拒絕再跟任何政治派系合作，真正做到了“超然一切”。從扶持“無黨派人士”溫體仁開始，逐漸走上了“孤家寡人”的死路。
從此，他不僅不再依靠任何“黨派”勢力，還辭退和處死了很多他眼里的“亡國之臣”——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里，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有十一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禎甚至殺了替他跟滿清談判的陳新甲。
可以說，崇禎重用過的文官就沒見過一個有好下場的。將心比心，這樣的老板怎么可能會有員工真心賣力給他干活？有崇禎這樣的圣君在位，哪個文官腦子壞了還愿意肯替朝廷認真收稅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自成兵臨城下、燕京朝廷眼瞅著要完的時刻，崇禎號召群臣捐錢資助軍費。百官建議皇族先出錢，你猜崇禎怎么做的？他先砍了提出這個建議的人，然后再繼續要求百官出錢！
哦，現在公司都要黃了，你這老板認為大股東們不應該出錢，讓員工和小股東們出錢，最后公司破產清算了你還要甩鍋，說公司的問題都是員工造成的，我這個最大股東和老板一點問題都沒有呢！
要不要臉啊？多少要點臉行不行啊？
所以，超然一切是萬萬不行的，必須進行利益捆綁，然后在各方利益之間搞平衡，不要怕麻煩，不要怕困難。一個家族之內的利益有時候都很難平衡，這么大個國家之內的利益能不難平衡嗎？但難不代表就可以不去做，不去做那就只能滅國了。
正是因為難，所以高務實才把改革分了那么多步驟，一步步去走，花幾十年時間慢慢實現。如果他跟崇禎一樣的個性，覺得老子天下最牛，老子知道時代發展的方向，你們現在聽老子的，先這樣這樣，再那樣那樣……那他別說改革了，自己都活不過三章。
言歸正傳，前面說了除徭役和稅收之外，封建政權還有“其他財政收入”。
除了“借款”這事兒歐洲國家有而中國幾乎不存在之外，其他的收入明朝全都有。然而由于中國國情和明朝的歷史局限性，這些收入要么無法用于國家財政，要么反而起了反作用。
雖然大明朝廷原有的官營工廠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沒落，到高務實改革之后更是干脆廢棄，連軍工都開始走私營的道路，但皇族擁有的土地和衛所擁有的土地依然巨大(皇帝本人的皇莊倒是快賣沒了)。
也就是說，就算沒有一文錢的稅收，但光靠皇族土地、衛所屯田的收入，大明朝理論上依然可以供養一百萬左右的精銳部隊。然而現實的情況是，這么多田地上只養了一些皇族宗親和名義上達到百萬的衛所軍戶，后者還一個個餓得朝不保夕。
原因很容易找到：分配不均。通俗點說就是富的富死，窮的窮死。哪怕是高務實已經開了藩禁，給朝廷省下來巨額開支，但現在藩王和勛貴集團依然很有錢。理論上來講，這兩派的財富如果能被有效利用，就算他們自己沒能力打仗，出錢募兵或資助軍餉也是可以的。
明末的時候，周王朱恭枵守開封的案例證實，就算只有一個明朝藩王愿意出錢，農民起義就能遭遇很大的挫折。如果所有的明朝藩王都愿意出錢，明朝未必不能延續下去。
然而更有意思的事情在明末又出現了。比如1636年，唐王朱聿鍵不要朝廷的財政撥款，自籌軍費組織軍隊北上“勤王”，然后他的下場是被崇禎關進鳳陽大牢——受“靖難之役”的歷史影響，明朝對藩王掌兵非常警惕。
可能是受“靖難之役”和唐王坐牢的刺激，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明朝藩王沒人再資助軍費了。直到1641年，老福王朱常洵被農民軍燉湯做成了“福祿宴”，再度深受刺激的周王朱恭枵終于冒著被崇禎送進大牢的政治風險，出錢資助明軍守城……
按照封建社會“家天下”的規則，原本皇族宗室的私產收入應該是封建朝廷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宗室的男丁應該是封建軍隊的高級軍官。結果到了明朝，宗室、藩王掌兵是有罪的，也沒有多少藩王敢資助軍費或愿意資助軍費，只有皇帝個人的內帑可以資助財政。等到崇禎把他爺爺留下的內帑花完了，明朝也就跟著滅亡了。
除了藩王，明朝還有很多勛貴、官紳、地方實力派，理論上他們都有實力自籌軍費、自建軍隊去挽救明朝。君不見很多寫明末穿越的，都是以“土豪救明”的路線作為主題？像高務實這種自建武裝卻不參與明軍，反倒跑去“國外”混的反而不多。其實土豪救明只有“大后期”才能做，因為那時候的大明朝廷多半才沒有能力剿滅你了……
現實歷史中可笑的是，不論想救明朝的“土豪”如何有錢有勢，全都沒有好下場！
盧象升在宣府、大同大興屯田，在不需要財政撥款的情況下解決了所部明軍的軍費問題。他力主抗清，守衛京師，連戰皆捷，結果反被太監高起潛陷害，免去尚書職務。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率部在巨鹿賈莊被清軍包圍，結果高起潛擁兵不救，終因炮盡矢絕，戰死疆場。
孫傳庭依靠家族培養的知識分子在陜西重建軍屯系統，在不需要明朝財政撥款的情況下，靠屯田發展了一萬多秦軍。再后來，朝廷對孫傳庭警惕起來了，導致孫傳庭差點當了毛文龍第二。雖然孫傳庭沒有像毛文龍那樣被冤殺，但崇禎的“瞎指揮”最后依然坑死了孫傳庭。
許都，一個忠君愛國的鐵桿明粉，“散錢財，募勇士”，自費組織民兵、鍛造武器用來備亂。結果縣令姚孫棐因為索賄不成，把他告到了監司王雄那里，說許都打算聚眾謀反……
其實許都的社會關系已經是非常硬了，明穿里99走“土豪救明”路線的主角論背景絕對不如他。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人物，最后也被逼反后誘殺，可謂十足的悲劇了。
你看這就是“土豪”救大明的下場，你想救大明的命，大明卻要你的命！
看看高務實吧！他歷次出征極少帶著自己的武裝家丁，即便要帶也只帶點隨行護衛，道理就在這兒。你是個文官不假，但你只能帶朝廷的兵出征，而不能帶一支自己的兵縱橫天下、威震四夷，因為只有這樣，朝廷才不會懷疑你陰謀造反。
你有一支很能打的家丁不是不行，但你得像高務實這樣，平時在京郊別院只放不超過三千人。同時你還要親自選址，給六萬多號稱“天下第一軍”的禁衛軍選定駐地為京北大營——這大營就位于你三千家丁駐地的十幾里之外。只有這樣，皇帝才會說：“愛卿忠貞，朕素深知”。
其他搞錢的路子還有發行貨幣，包括貴金屬鑄幣和紙鈔。這方面前文有述，明朝官方原本最主要的收入是大明寶鈔。用武力強制推行紙幣、超發紙幣、禁止金銀交易的辦法，明初早就做過了，還考慮到了紙幣的防偽、發工資用紙幣、收稅用紙幣。但明朝濫發紙幣的行為很快使大明寶鈔喪失了信用，實際退出了流通領域。
明代中期，由于作為工資、獎金下發給官員、勛貴的寶鈔無法購買貨物卻能繳納一部分稅收，還出現了專門倒賣大明寶鈔的“鈔戶”。但受益的卻是倒賣紙鈔的權貴和“鈔戶”，國家財政和底層平民兩頭受害。
到了崇禎執政時，就算想“濫發紙幣”都不行了——先不提大明寶鈔的信用早就喪失殆盡，當時大明連印制新鈔票所需的“鈔紙”都征集不到。這個問題高務實提前解決了，明聯儲的銀票現在事實上取代了朝廷寶鈔。
至于貴金屬貨幣，這項收入高務實通過控制日本以及與西班牙帝國簽訂貿易協定而從貿易中獲得，不過目前日本那邊有點“小問題”，需要等后續發展。但不管怎么說，這項收入高務實沒有交給朝廷，算是自己截留了。
然后還有一種收入是通過戰爭掠奪的途徑得到的收入。歐洲那邊小國林立，加上海外殖民活動，戰爭掠奪的主要目標是其他歐洲國家和美洲、非洲、亞洲殖民地土著的財富。就算不打仗了，通過控制、掠奪附屬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財政，很多歐洲國家也能在對本土國民不征稅或少征稅的情況下解決財政收入問題。
而中國在漢代時，已經將東亞最好的土地基本都收入版圖，建立了大一統皇朝，對周邊國家打仗基本上都是虧本的，反而只有打內戰搶自己國家的百姓才能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
到了明末，如果說農民軍、韃清這些反朝廷武裝還可以通過軍事掠奪暫時解決財政問題，為將來奪權上臺爭取軍費。那么對于大明來說，“兵過如篦，官過如剃”的軍事掠奪，只能加速滅亡。
不過在這一點上，高務實通過滇緬之戰給大明開啟了一項新技能樹：誰說你緬甸窮，我就不能榨出油水來了？沒地沒田不要緊，你這地頭有什么我就要什么，十年不行二十年，我總能收回戰爭成本，甚至還能小賺一筆。
最后就是“賣官”、“賣地”等途徑取得的收入。跟前面幾項收入不同，不論古今中外，“賣官”的收入都不可能成為財政的主要收入。不過高務實借口今年災情多，搞出了三級名爵制度，能賣多少錢就要看年底統計了。
“賣地”方面，在古代最合適的做法是你給我“封地”、我替你當兵打仗的土地兵役制。但在人口膨脹的大一統皇朝時代，這種做法無法持久，通常一百年左右就會被募兵制取代，這一點上面說過，高務實也正要改制。
如此林林總總，通盤來看首先要把手頭田地非常多，但是實力已經遠不如過去的勛貴、武將集團擺平，把軍屯中被瓜分的田地重新掌握回來。
雖說后世關于明末軍屯田地的數據經常打架，但明初就有9300萬畝軍屯，明末只剩2800萬畝，這一點倒是經常有記載。不說大明即使到了中后期也還經常開辟新的軍屯，光這里的差額就已經高達6500萬畝……
能把這6500萬畝搞回來也不錯啊！計劃中的甲乙丙丁四等軍制，這不就有解決了一大半開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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