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離去的匈奴使團，劉勝并沒有再進行過多的安撫，而是維持了一貫以來的強硬作風和態度。
就如同去年，導致匈奴人含怒南下入侵北地四郡，以及直接導致秋后漢匈馬邑戰役時一樣。
對于劉勝如此作風，漢家朝堂內外，也只能說是老懷大慰。
這是為什么？
難道漢家的天子，就非得罔顧事實的對外強硬、非得不顧客觀事實的去刺激匈奴人？
并不是。
如果是這樣，那漢太宗孝文皇帝，就會是‘窮其一生，都沒和匈奴人說過一句硬氣話的軟腳蟹’，而非天下人所公認的在世圣人；
先帝劉啟，也就會是只知道和親的昏君，而非‘若沒有吳楚之亂，就很可能得到廟號’的準明君。
最主要的是：為對外和親開下先例的太祖高皇帝，就將會是又一個‘漢王邦’，漢家也將是繼嬴秦之后，又一個二世為亡的‘偽政權’。
事實上，劉勝保持自己對外的強硬戰略態度，其實是和劉勝的年紀有關。
——在漢匈平城一戰，尤其是在其中的白登之圍過后，太祖高皇帝選擇與匈奴人和親，天下人只會說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選擇了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簡而言之：沒人會懷疑開國皇帝的決定，尤其是在大戰過后、遭遇巨大損失過后，所做出的對外戰略決策。
在太宗孝文皇帝自代地來到長安，以弱冠之年承繼大統時，太宗孝文皇帝并未直接掌權，而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扮演了泥塑雕像的傀儡天子角色。
而在熬死陳平、周勃、灌嬰等老臣之后，太宗孝文皇帝也曾尋求和匈奴人決戰。
雖然最終，這場由漢太宗孝文皇帝處心積慮，且籌謀布局多年的漢匈大戰，被濟北王劉興居的突然反叛所破壞，但最終取得的效果，和劉勝推動漢匈馬邑戰役是一樣的。
——對于年幼的天子，朝堂內外，乃至于天下人，其實都是持懷疑和觀望態度的。
新君是個怎樣的人？
在這個沒有任何傳媒手段，政令都只能通過驛站網絡送往天下各地，甚至都未必能保證讓天下人盡皆知曉的時代，百姓要想弄清楚皇帝是個什么樣的人，真的是一件既容易，又極為困難的事。
容易，是說天子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很可能因為某幾個馬尿喝多吹牛皮的閑人懶漢，而朝著上古惡獸的方向飛速靠近；
困難，則是指這個時代的皇帝，很難通過尋常的小事，來讓百姓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形象。
那怎么辦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自有漢以來，乃至于往后的歷朝歷代，都樂此不疲的‘大赦天下’了。
沒錯。
逢年過節大赦天下，便是皇帝僅有的幾個‘讓天下人知道朕這個人還不錯’的手段之一，同時還是成本最低的手段。
其余幾個，那也就不外乎文治武功了。
明白這一點，再去看當年，太宗孝文皇帝不顧客觀事實，在內部不穩的前提下強硬的要和匈奴人決戰，已經當今天子勝在時機不成熟的前提下，如此果決的推動去年秋天的漢匈馬邑一戰，這一切，也就讓人一目了然了。
——在馬邑之戰前，劉勝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連一張白紙都不如。
畢竟白紙還意味著一無所知，還意味著第一印象可以有效建立個人形象；
但對一個未冠即立的皇帝，天下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不信任，以及懷疑。
頂天了去，也就是關中人隱約記得當年，尚還是公子時期的天子勝，主持了關中范圍內的糧價平抑一事。
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而現在，劉勝已經通過一場馬邑戰役，將自己的強硬形象，徹底纂刻入天下絕大多數人的心中。
從今往后，無論劉勝做出再荒唐、再糟糕的事，人們都不會再說‘我就說吧？這個年紀做了皇帝，那是天下的禍患！’；
而是會說：嗨，忍忍吧，好歹這位能保我漢家太平，不至于讓外蠻狄夷欺了去······
也正如當年，太宗孝文皇帝那場沒能正式開始的漢匈決戰，讓天下人不再會說‘我就說吧？這代地來的鄉巴佬，他就不配坐在皇位之上！’；
而是會說：嗨真不是這位軟弱可欺，實在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啊······
有濟北王劉興居的前車之鑒，要不，還是再等等吧······
這，才是劉勝強硬的對外態度，讓朝堂內外‘老懷大慰’的原因——劉勝需要這么做，也確實這么做了。
當一個即位不久，且年歲尚輕的天子，能自覺的做到自己該做的事時，作為臣下的朝堂百官，都必定是無比欣慰的。
只是不等朝堂內外從‘陛下終于長大了’的欣慰中回過神來，劉勝下一個關注到的事，卻又讓整個朝堂靜默無聲。
——御史大夫。
劉勝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史前版本的紀檢委：御史大夫屬衙之上······
“諸公先說說吧。”
“對于考舉士子受賄、貪污的問題，廷尉是如何處置的，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對于監察官員，御史中丞又有什么建議？”
常言道：人多的會議不重要，重要的會議人不多；
解決小問題開大會，解決大問題開小會；
今日這場會議，便是毋庸置疑的‘小會’。
與會者不過是當今天子勝，廷尉趙禹，御史中丞陳建，以及丞相劉舍四人而已。
——其中，丞相劉舍還只是來露個臉的。
只能說，這種人數、規模的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可能小。
趙禹、陳建二人接下來的應答，也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稟奏陛下。”
率先出聲應答的，是廷尉趙禹。
“對于過往這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因貪污、受賄而下獄的官員，臣即沒有因其‘考舉入仕’的出身而網開一面，也沒有因為風論而從嚴懲處。”
“——太宗孝文皇帝之時，太宗皇帝就曾打算重懲一個驚擾圣駕的路人，彼時的張廷尉曾對太宗皇帝說：法如是足矣。”
“最終，太宗皇帝也同意了張廷尉的看法，根據《漢律》中，有關不慎驚擾圣駕的規定，罰了那路人黃金四兩。”
“臣認為，張釋之那句‘法如是足以’，是我漢家歷代廷尉都應該奉為圭璧的至理箴言。”
“具體到這次的事，也同樣如此······”
對于趙禹這個廷尉卿，劉勝自然是一百個放心。
至于趙禹如今說具備的法制立場，劉勝也是愈發感到欣賞。
——和秦時，主張‘一切從重從嚴’的極端嚴苛律法精神所不同，如今的法家，也在不斷的反思秦的經驗教訓。
經過過往這幾十年的反思、總結，法家的法制立場也終于在趙禹這一代人身上逐漸確立，并被匯總成了張釋之的那句名言：法如是足以。
法律是這么規定的，那就按照法律規定去辦就可以了。
這句話，幾乎可以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史前版本。
對于法家能有這樣的思想認知，劉勝自然是感到欣慰，同時也早有心理準備。
真正讓劉勝感到期待的，其實是趙禹接下來的應答。
——接下來怎么辦？
——如何預防下一批，乃至于將來每一批考舉出身的士子，不會因為貪污腐敗的問題，而影響考舉對劉漢社稷做出貢獻。
“對于考舉士子貪污、受賄的問題，臣也有幾點愚見。”
“既然陛下問起，臣，便斗膽直言。”
趙禹一語，惹得陳建、劉舍二人面色再一正，就連劉勝，也不忘象征性的將身子坐直了些。
便見趙禹清了清嗓，又稍一沉吟，方沉聲道：“正如陛下早先所說的那樣，官員貪污、受賄的問題，其實并不只出現在考舉出身的士子身上，甚至并不只出現在官員身上。”
“自長安朝堂以下，無論是京官公卿，還是地方郡縣二千石，乃至于宮中的婢女寺人、達官貴族家中的門房仆人；”
“——但凡是有人來登門，從求見通稟，到出言旁勸，乃至于代為美顏，給受托者行賄，早已經成為了我漢家約定俗成的規矩。”
“如果有人登門求某人辦事，卻并沒有按照這些約定俗成的規矩行賄，那就會被說是‘不懂規矩’，乃至于‘不諱世事’。”
“尤其是在太宗皇帝年間，將軍張武受賄，太宗皇帝不懲反賞，賜五百金‘以愧其心’之后，我漢家受賄、行賄之風便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根本不避諱的程度。”
“所以在臣看來，要想解決考舉士子貪污、受賄的問題，并不單是要考舉‘怎么讓考舉的士子變得清廉’，而是要考慮怎么改變整個官場的風氣，乃至于整個天下的風氣。”
“若不然，哪怕通過一些非常的方式，來讓考舉出身的士子盡量不去貪污、受賄，也根本無法持久。”
“若只有考舉出身的士子不受賄，那等到將來，甚至很可能出現公卿兩千石彈劾二百石、四百石的小吏，以至于整個朝堂與考舉站在對立面的事情發生。”
“畢竟受賄、貪污之風由來已久，十人貪腐一人清廉，錯的，就未必不是那個清廉的人了······”
對于今天要說出口的這番話，趙禹自然是思考了很久，也措辭了很久。
甚至直到今天，得知劉舍也要參加這場小會，趙禹都還臨時對自己的措辭進行了一定的調整。
但總結歸納而言，趙禹的意見就一句話：官員貪污腐敗，不是個例，而是風氣。
要想改變現狀，就不能只靠反貪反腐，亦或是從刑罰牢獄出手，而是應當從改變風氣，從根兒上去解決問題。
這個命題不可謂不大。
但對于劉勝而言，哪怕是如此巨大的命題，只要有人能主動提出來，就都能算是好事。
——畢竟有人敢說，就說明這個問題，還沒有嚴重到‘人人忌諱而不敢言，言則天下群起而攻之’的程度。
只是這個命題的宏大，也使得劉勝即便有心，也只得將此事暫時放在一旁，從長計議。
“此事，廷尉下去之后，可以再好好想想。”
“廷尉的看法，朕深以為然。”
“只是具體應該怎么做，朕，暫時也沒有什么太好的想法······”
委婉提醒趙禹‘不要光指出問題，記得給出解決問題的建議’之后，劉勝的目光，便落在了御史中丞：陳建身上。
陳建不是名臣。
無論是青史之上，還是在如今這個時代，御史中丞陳建，都無疑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
當然，這個也御史中丞這個職務的特性有關。
——權重，位鄙，又極為忌諱與朝臣、官員打交道，即要有出色的專業能力，又要有堅定地個人立場；
這樣一個人，往往很難做到讓天下人盡皆知。
而劉勝之所以要找來御史中丞陳建，而非御史大夫田叔，自然是因為先前，決定對御史大夫進行改革時，就已經確定下來的中心思想。
御史大夫，過去是亞相，現在是亞相，以后，也還是常務副丞相；
而御史大夫屬衙，還是應當由御史中丞來具體掌控，并以御史中丞為切入點，進行從上到下的大幅度改革。
在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改革之前，劉勝需要聽聽御史中丞本人的意見。
無論這個意見是以怎樣的立場所促成，劉勝都需要知道：對于自己改革御史大夫的想法，即將接受改革的主體，究竟是怎樣的看法······
“臣認為，考舉士子受賄成風，主要還是御史大夫屬衙沒能履行監察百官、檢舉不臣之職責的緣故。”
“也正如趙廷尉所言：貪污受賄，不單是考舉士子的問題，甚至不單是官員身上存在的問題，而是整個漢室天下都層出不窮，乃至蔚然成風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主要也還是因為過去這些年，御史大夫屬衙的不作為、放縱所導致。”
“要想改變這樣的現狀，臣認為，還是應該從御史大夫屬衙的主體框架、權責結構下手，進行一定程度的制度改變。”
“只是這件事，應當由陛下去做，臣只能以臣過去的所見所聞，提出一些并不高明的建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