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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六章 爭鳴


更新時間:2024年06月13日  作者:三秋空城  分類: 歷史 | 清史民國 | 三秋空城 | 游走在晚清的亂世理工男 


李諭和李四光在北京的地質學會組織了一場關于地震等級的演講,主講人是李四光。

對此,不少國外地質學家破天荒跑來中國參加,其中還包括英國的皇家地理學會。

大家都很想知道地震的成因,不過顯然是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會場中,李諭見到了兩個英國人,馬洛里和歐文。

“精彩的結論。”馬洛里稱贊道。

李諭說:“將來李四光先生還會在英國的皇家地理學會演講。”

“非常期待!”馬洛里說,“等我從珠峰返回英國時,不知道可不可以趕上。”

“你們要攀登珠峰?”李諭訝道。

馬洛里說:“對,這是我們第三次嘗試。”

李諭想起來了,眼前的馬洛里,就是20年代著名的兩個珠峰探險家。

馬洛里幾個月前途經美國時,還說了一句登山界的至理名言。

當時記者問他:“WhydidyouwanttoclimbMountEverest?(為什么你要攀登珠峰)”

馬洛里給出了那個傳奇性的答案:“Becau色it'sthere.(因為它就在那里)”

李諭說:“你們現在中國,莫非要從中國境內的北坡攀登?”

馬洛里點頭說:“我們自然想爬相對簡單的南坡,但它在尼泊爾境內,尼泊爾不知為何拒絕了任何攀登申請,我們只能選擇北坡。”

“等明年不就好了?”李諭說。

馬洛里搖了搖頭:“這是我最后一次嘗試登頂世界第三極的機會,我沒時間了。”

所謂地球三極,就是南極、北極和珠峰。

南極和北極已經相繼被人類踏足,只剩下地理最高峰珠峰。

李諭說:“雖然人類的贊歌就是勇氣的贊歌,不過以當下的條件,珠峰遙不可攀。因為從地理的角度看,高海拔的低壓、缺氧、高寒每一條都足以致命,而現在還沒有那么好的供氧設備、御寒衣物。”

李諭說的都是實打實的客觀因素,羽絨服還沒發明,御寒真的很困難;最關鍵的是,供氧設備難以維持那么久。

在1920年代,攀登珠峰絕對比去南極困難得多。

馬洛里卻已經鐵了心:“珠穆在藏語中是女神的意思,這個女神在我心中魂牽夢繞太多年,不再嘗試一次,我會后悔一輩子。而且登上第三極,將可以再次向世界證明人類的偉大。”

“其實……有時候沒必要被聲名所累。”李諭還想勸一下。

“我也不知道為了什么,”馬洛里說,“但這至少是我的畢生夢想。”

李諭只能祝福一句:“保重!”

馬洛里今年的這次嘗試還是失敗了,他的遺體后來被發現,但無法運下去,永遠留在了珠峰上。

人們檢查他的遺物時,發現少了他隨身攜帶的妻子的照片。馬洛里曾經說過,如果他攀上珠峰,就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那里。

可惜的是,另一個隊員歐文的尸體沒有找到,而他帶著照相設備。

此后的幾天,李四光繼續精進了理論模型,并且親自改良了一臺美國產地震儀后,準備前往北大繼續進行演講。

李諭自然隨同。

而就在這時候,從國外傳回消息,湯飛凡與加拿大的班廷、麥克勞德一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自然又是一次舉國同慶。

李諭舒了一口氣,終于有了第一個除自己以外的諾獎。

歷史上,這一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本來只有班廷和麥克勞德,李諭的插手,讓湯飛凡搭上了車。

湯飛凡領完獎后,就想立刻回國,進入協和或者湘雅醫院,但李諭卻發了電報,讓他在美國多待幾年,最好能夠再修個美國的醫學博士學位。

反正有這么大的獎項在身上,任何一個美國大學都不會拒絕他。

湯飛凡深知自己的功勞有一半要系在李諭身上,對他的意見極為尊重,于是按照李諭的說法,選擇暫時留在美國進修,等三四年后,再次拿到博士學位乃至院士身份后,再回國。

而李諭已經獲得胰島素的生產權,在上海開辟了實驗室,主任位置給他留著就是。

現在一戰打完,李諭甚至又有點動了青霉素主意。

不過這件事要謹慎點,要是以后能把實驗室直接弄到昆明之類的地方感覺更安全。

在北大的幾天,王國維還專門來找李諭道謝:“多虧先生保住了一批古籍!”

“什么古籍?”李諭納悶道。

王國維解釋說:“皇上被小人蒙騙,竟然想把價值連城的宋書宋畫送給日本人,好在先生出手阻止。”

“原來是這件事,”李諭笑道,“應該的。”

王國維今年被溥儀召進宮,做了“南書房行走”。在清宮舊制里,擔任南書房行走的基本都是飽學之士,起碼得是進士、翰林。王國維以布衣之身進入南書房,非常高興,也有機會看到了紫禁城里收藏的大量古籍。

王國維推了推眼鏡說:“皇上捐出了40萬元,還額外撥出2萬元給我們幾位南書房行走整理國故。說起來,這件事也要感謝帝師。”

李諭心中嘀咕,自己明明給了小皇帝接近60萬,其中五十多萬是他想捐款用的,原來只捐了40萬……

李諭說:“能幫助靜安(王國維字)兄做學問再好不過,畢竟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之前北大的教務長胡適之先生還說,現今中國的學術界里,舊式學者凋零得沒幾個,稱得上學問家的也就是靜安兄、太炎先生還有羅振玉先生。而半新半舊的學者,也只剩梁啟超、錢玄同幾人。太炎先生如今忙于政壇之事,在做學問方面,靜安兄是最有希望的。”

王國維訝道:“胡博士竟然會對我有這樣高的評語。”

——其實胡適也批評了不少次王國維,感覺他的思想還是太舊了。

王國維又說:“難得見到院士先生,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畢竟您曾去過多次國外。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太提倡欲望,過了一定的限度,會不會導致破壞毀滅?”

李諭說:“先生看來也受到了此前‘西方文明重物質,東方文明重精神’的學說影響,其實大可不必這么認為。首先,東方人也重物質,誰不想過得好點,豐衣足食?其次,西方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差,如今剛出了個大哲學家,叫做維特根斯坦,之前還有尼采等人,洋人又不是人人都學理工科。”

王國維說:“您的意思是西洋文明與東方文明都有自我調整與制約的能力?”

李諭說:“對的,但總體上看,就算西洋文明有種種悲觀前景,我們也不得不跟著這條路走下去。”

“也對!說不定以后我們學通洋人的學問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就能在洋人之上。”王國維說,他對東方文化有挺深的自信。

李諭點點頭:“可以這樣認為。”

王國維接著問道:“我在報紙上還看到,美國好萊塢有很多電影公司,為了拍一部電影,動輒花費幾百萬美元,用地也達上千畝!這樣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維持下去嗎?”

這個問題竟然從王國維嘴里問出來,感覺還挺新潮前衛的。

李諭想了想說:“美國人拍一部電影耗費大量資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據一個字,有時也要花去幾個月的時間、精力、工夫,翻閱無數典籍一樣?”

王國維張了張嘴,頓了幾秒鐘后稱贊道:“不愧是帝師,您的這個解釋讓我徹底想明白了。”

李諭笑道:“其實里面還涉及很多經濟學的問題,或許再過一段時間,中國人對此就會習以為常。”

王國維說:“那更是難以想象。”

王國維按照胡適的分類,屬于舊文化人,不過學問確實很高,明年就會進入清華剛剛成立的國學院,位列四大導師之一。

四大導師中還有梁啟超。而最近,李諭就收到了梁啟超的講學社發來的消息:泰戈爾到中國了。

泰戈爾首先抵達的是上海港,負責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兩人也是此后泰戈爾的翻譯。

不過泰戈爾的訪華,顯然沒有此前杜威、羅素,以及李諭請來的愛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響大,甚至早在他還沒抵達港口時,很多國內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反對了。

比如年輕的茅盾,提前發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碼頭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爾的“東方文化”和“靈魂的樂園”等說辭所迷惑。茅盾寫道:

“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之際,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專制的雙重壓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革命。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唯像吳稚暉先生所說的‘人家用機槍打來,我們也趕鑄了機關槍打回去’,高談東方文化實際上等于‘誦五經退賊兵’!而且東方文化這個詞是否能成立,我們還懷疑得很呢!”

等泰戈爾抵達碼頭后,就進行了一番演講,令大家非常驚訝的是,泰戈爾不僅吹捧“東方文明最為健全”的傳統觀點,竟然公開批評起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指責“亞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殺拋棄亞洲古來之文明”。

這就把幾乎整個中國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給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獨秀陳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經在1915年翻譯發表過泰戈爾的詩作,介紹泰戈爾是“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諾貝爾和平獎金,馳名歐洲。印度青年尊為先覺,其詩富于宗教哲學之理想”。

而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氣了,發表了《泰戈爾與東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評價道:“泰戈爾初到中國,我們以為他是一個懷抱東方思想的詩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國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對他,其實還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話,只是和清帝、舒爾曼、安格聯、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這類人,周旋了一陣。他是一個什么東西!”

并且奉勸道“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已經多得不得了啊”!

吳稚暉指責得同樣很犀利:“泰戈爾先生心知帝國主義可恨,卻不給國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囂處于舊石器文明的人們抱無抵抗主義,等候使用鐵器的帝國主義自己惡貫滿盈。那正如我們鄉里有句俗話‘把自己作爛菜葉,臥在地上,希望叫強盜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適本來也挺喜歡泰戈爾的,聽了他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話,態度立馬轉變,不過胡適的反對之語說得很委婉,只是認為泰戈爾的思想不太適合當下的中國。

泰戈爾之所以受到“有點難堪”的批評,是因為他在一個錯誤的季節帶著一種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國文化思想者(包括歡迎者和反對者)中間造成的。胡適覺得泰戈爾訪華是“伴隨著一連串的誤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

說起來,這個情況與此前轟轟烈烈的科玄之爭有點類似。

玄學的一些觀點說不上錯,只是不適合當下的中國;又或者說次序錯了,畢竟有了經濟基礎,才有上層建筑,玄學那些觀點還有泰戈爾的一些觀點就屬于上層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國和印度都變成美國英國那么強以后再說吧。

真到那時候,還有誰敢反對……

除了胡適、陳仲甫、吳稚暉,包括魯迅在內的絕大多數知識界人士也不贊同泰戈爾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數文藝青年對他頂禮膜拜。

泰戈爾來到清華時,便住在了漂亮的清華園里,同時再次發表了一場正式演講。內容無非還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遠高于物質文明的所謂“東方主義”立場(印度根本代表不了東方,得加個引號);還有就是大肆宣揚西洋文化隨著歐戰已經破產等等。

這些說法倒是和請他來的梁啟超不謀而合。

李諭當然也不會贊同,一戰對歐洲影響確實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國還要繼續追趕很多年才大大拉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這其間的苦只有中國人能體會到。

李諭絕不會容許有人眼高手低,吹噓精神高于物質,那不就是否定中國人幾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這天正好還是梁啟超的生日,他邀請了包括泰戈爾在內的許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諭帶著禮物登門祝賀。

梁啟超高興道:“東方獲得諾貝爾獎的沒有幾位,今天竟有兩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蓽生輝不過如此!”

泰戈爾說:“巧的是,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年,李諭先生也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當時李諭就和泰戈爾有過一次深入的談話。

胡適說:“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學,也能看得出,李諭先生距離獲得下次諾獎不遠了。”

李諭笑道:“那是評委會的決定。”

梁啟超與泰戈爾的觀點比較接近,對他說:“我從報紙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著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詩人攜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荒島瘦的徐志摩,簡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圖。”

泰戈爾對這兩個年輕人贊譽有加:“他們的英文非常好,學識也異常淵博,幾乎超過了他們的年紀。”

梁啟超說:“先生好像還沒個中文名字,宣傳范圍不夠廣,不如在下給先生取個中文名如何?”

泰戈爾欣然接受:“再好不過。”

梁啟超說:“老詩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陽和雷之意,又可引申為如日之長、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簡要表述……震旦二字極妙。另外,老詩人所在印度國,古稱天竺,可以此為姓,即竺震旦。”

泰戈爾聽完解釋,非常喜歡:“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卻還勞煩先生幫我起了一個中文名,感激萬分!”

貌似這個名字根本沒啥知名度……

吃了一會兒飯,李諭想到最近知識界對泰戈爾的非議,于是說:“泰戈爾先生,現在你能體會到中國知識界的百家爭鳴了吧?”

“百家爭鳴?”泰戈爾說。

李諭給他解釋了一下戰國時期的情況,然后說:“現在的中國有點類似,抱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諱。所以,有人不喜歡先生,其實很正常,反而是一種文明的象征。”

泰戈爾恍然:“原來是這樣!那我確實要表達欣賞之情。可惜在印度國,有無數思想,卻沒有爭鳴。”

這話聽著還挺悲哀的……畢竟印度已經被英國殖民太久。

梁啟超本來還為如何緩解最近中國知識界對泰戈爾的攻擊而發愁,沒想到李諭一句話就解開了,高興道:“疏才說得很對!既然泰戈爾先生有自己的思想,堅持這種理念,就是百家爭鳴的一家!”

泰戈爾隨即重申了自己的觀點:“我自始至終都認為,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體力征服世界,那樣的征服不可能是無限制的;而在體力和智力之外,人還有精神,這是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奧的生命存在形式。”

“好!”梁啟超舉起酒杯,“讓我們為精神世界,干一杯!”

泰戈爾在中國待了兩個月后才離開,雖然受到了很多質疑,但老詩人對中國印象還是非常好的。徐志摩一直送行到日本,離別之際,徐志摩問泰戈爾有沒有落下什么東西,大詩人回答說:“我把心落在中國了。”

只能說他非常堅信自己的理念。

而中國人,同樣更相信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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