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這座城市就在五大湖邊上，隔著安大略湖與美國紐約州相望。
這是李諭第一次來這所大學，立刻受到了熱烈歡迎。做了個常規演講，又參加了一場歡迎宴會后，李諭才來到湯飛凡、班廷、麥克勞德等人所在的醫學部。
自從湯飛凡第一次公布實驗報告后，這項研究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多倫多大學醫學部已經聚集了一大票研究員。
實驗室主任麥克勞德專門請來生化學家對牛胰島素進行提純，同時開始研究劑量控制和如何對付低血糖反應等問題。
整體推進速度相當之快。
在實驗室中，李諭意外遇到了白求恩，他從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已經是正式醫生。不過白求恩似乎有要事在身，看著很忙碌。
除了他們，去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動物生理學系教授奧古斯特·克羅也帶著妻子來到多倫多大學實驗室。
他妻子得了糖尿病，聽聞胰島素橫空出世，迫不及待來到了多倫多。
克羅爭取到了胰島素的生產許可，回丹麥后開了一家實驗室，名叫諾德實驗室；兩年后，實驗室的幾個人離開，又創建了諾和實驗室。
兩家相愛相殺半個多世紀，直到1989年合并為醫藥巨頭諾和諾德。
諾和諾德一直在糖尿病領域相當有建樹。
現在有湯飛凡在，得到胰島素的生產許可并不難。
要知道，歷史上胰島素剛剛誕生就被協和醫院引進了，但一直沒有得到生產許可。
甚至一開始因為藥劑不夠穩定，連海運都不能做到。差不多1923年，美國禮來公司第一批改良生產工藝后的胰島素才得以海運到中國。
協和一直保存著病歷，還能看到當時第一個糖尿病人的治療記錄。
李諭隨后帶湯飛凡到紐約的美國醫學大會上做了醫學報告，他的英文足夠好，可以應付。
如此就能讓更多媒體知道這個中國人的面孔，此后提名諾獎，不可能少了他的名字。
李諭說：“這段時間你就在多倫多，我會聯系國內，讓協和醫學院派人來學習學習，然后回去創建一個醫藥實驗室，配合上海的藥廠進行胰島素生產。”
“協和醫學院的水平不差，您的藥廠又不缺錢，完全可以做到。”湯飛凡并不擔心，他當然希望胰島素早點進入國內。
司徒美堂在唐人街準備了一桌酒席，招待李諭和湯飛凡。
“按照疏才老弟的說法，這位湯博士也能拿到一塊瑞典諾貝爾大獎？”司徒美堂問道。
“八九不離十，”李諭說，“所以是非常值得慶祝的一件事情。”
“簡直可以舉國同慶！”司徒美堂很高興，然后惋惜道，“只是現在買不到酒，不能暢飲幾杯。”
“沒有酒？”李諭問。
司徒美堂說：“美國政府不久前頒布了一項奇怪的法令，嚴禁酒類銷售。”
好吧，大名鼎鼎的禁酒令已經開始了。
李諭好整以暇道：“美國人的快樂又少了一項。”
“簡直太離譜！”司徒美堂以前愛喝兩口，現在喝不上，氣憤道，“美國人認為酒是一切罪惡的根源，是犯罪率飆升的誘因。宗教團體和女權運動多年來也一直堅持禁酒，宗教團體說飲酒會導致社會道德及思想的墮落；女權運動則認為酗酒導致了家暴。我就不明白了，以前難道不這樣？”
不僅宗教團體和女權運動禁酒，在此之前，美國幾乎各個階層都要求禁酒，工廠主覺得酒類降低了工人的生產效率；工人也認為酒精是資本家剝削他們的圈套之一；社會學家支持禁酒，是因為酒精妨礙了社會進步……
諸如此類吧，不勝枚舉。
還有人為此畫了一幅諷刺漫畫：一堆酒桶舉著標語，上面寫著，“我們使人貧窮”“我們阻礙進步”。
禁令剛開始實施時，還挺嚴格，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過不了幾個月，就出現了很多“漏洞”。
比如禁酒令要求酒精含量不能超過0.5，美國就出現了含量0.5的淡啤酒，廠家還在說明書中諄諄教誨，告訴大家不能做什么，因為會讓酒精含量升高。
一些葡萄酒采用類似的做法，在包裝上注明“不得添加糖或酵母，否則會導致發酵”。
美版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另外，真想喝酒的人，可以選擇入教或者稱病，因為禁酒令并未禁止教堂圣餐葡萄酒和醫用威士忌的供應。
而最為人所知的禁酒令后果，可能就是美國黑幫的大規模崛起。
有時候老美動不動來的某條法令真的很莫名其妙。
酒這東西比煙還要難禁，正規渠道被禁止，黑市立馬就會興起。
一開始想著通過禁酒降低犯罪率，結果適得其反，犯罪率反而不斷飆升，各種黑手黨也順勢發展壯大，畢竟搞到酒要比搞到毒品容易太多，利潤還很可觀，也不用背負太大心理負擔。
美國的政府官員也漸漸被黑幫腐化，成為黑幫的保護傘。
總之，禁酒令就像一場鬧劇，直到羅斯福上任，才廢除。
廢除的速度也比當年推行要快得多。
李諭笑道：“下次回國，司徒大哥最好一次喝個夠。”
“哎，不知道什么時候了！”司徒美堂嘆道，然后說，“如果湯博士獲得諾獎，回國坐彩車的話，我還真想去看看。”
“坐彩車太招搖了。”湯飛凡說。
“你們搞研究的不能這么低調，以前康南海先生在美洲風光得很。”司徒美堂說。
湯飛凡說：“南海先生是政治人物，不一樣。”
李諭則說：“司徒大哥提醒了我，我準備給多倫多大學贊助幾輛汽車還有資金，你們以后到四處交流可以方便點。”
這種錢花得值。
多倫多距離底特律很近，往返非常容易，加拿大的城市集中在美加邊境線上，很多習慣也和美國非常像。美國雖然科學方面還比不上歐洲幾國，但好歹已經有了完善的科學以及工業門類，胰島素一開始就是由美國的禮來公司申請的生產專利，這家公司別看名聲不大，但在醫藥史也相當強悍。
所以可以說二十世紀初老美在某些方面不強，但不能說他弱。
這種感覺非常像一百年后的中國，即便很多領域不是世界頂尖，但勝在全都有，而且有潛力。
在美國多待了一周，李諭視察幾遍美國的工廠后，才動身前往了歐洲。
首先落腳的肯定還是英國。
來到劍橋大學，李諭準備見見盧瑟福，發現他在講課，于是前往卡文迪許實驗室等待。
走到實驗室門口，李諭看見有個二十多歲的學生模樣的人在閑逛。
“來自東方的李諭先生？”
對方認識自己。
“你是？”李諭問。
“我叫卡皮察，來自圣彼得堡，想來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做博士生。”
好吧，又是盧瑟福“諾獎幼兒園”的一員虎將。
卡皮察是蘇聯鼎鼎大名的低溫物理學家，出身一個科學世家，他們家連著四代出了院士。
1978年，卡皮察84歲高齡時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專程趕到瑞典斯德哥爾摩，獲獎感言竟然是：“我真不知為啥獲獎，你們說的那成果是我的嗎？別搞錯了喲！就算是，也該是40多年前的事了吧，我早忘了！”
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他：“您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識，學自哪所大學或哪個研究所？”
一頭白發的卡皮察很認真地回答：“不是大學，也不是研究所，而是幼兒園。”
記者當場給整不會了。
卡皮察給他解釋說：“在幼兒園，我學會了飯前洗手，午飯后要休息，東西要放整齊，學習時要多思考，要學會觀察，不是自己的東西就別拿，有錯就改，答應過的事情要兌現，愿意將自己的東西與別人分享。其實我一生所用的東西，就這些而已。”
回過味來的聽眾立刻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
——絕對的奇人一個。
李諭問道：“申請博士生，遞交上材料不就可以等著了嗎？”
卡皮察說：“盧瑟福教授的名額已經滿了，我在考慮有什么辦法插進去。”
“一定要現在就報上名？”李諭問。
“是的，”卡皮察說，“我研究的東西，只能在這兒開展。”
能搞低溫物理領域的實驗室確實不太多。
“原來是這樣，”李諭搓了搓下巴，對他說，“我給你出個主意，待會兒見到盧瑟福，他要是說實驗室人滿為患，你就問他平常做實驗允許偏差多少，而你就可以成為額外的那個偏差。”
卡皮察一拍手：“好主意！”
二十多分鐘后，盧瑟福優哉游哉回到辦公室，先同李諭握了握手：“院士先生，你好。”
“你好，盧瑟福教授，”李諭接著指向旁邊的卡皮察，“剛才我遇到了一個非常有天賦的學生，非常想進入您的實驗室。”
“卡皮察，你還在？”盧瑟福疑惑道，“我并非不接納你，只是今年名額太滿。”
他果然說了這句話。
卡皮察立刻說：“教授，您做實驗時可容忍的誤差是多少？”
“2到3吧。”盧瑟福說。
卡皮察微微一算，說：“現在卡文迪許實驗室有三十多人，誤差率2到3，就意味著可容忍的人員誤差是0.6到0.9，再考慮四舍五入，正好可以多容納我一個。”
盧瑟福一愣，旋即笑道：“好小子，竟然從我嘴里套話！你的要求我可以考慮，但我還需要對你的情況進一步了解。”
他這么說，基本就代表接納卡皮察了。
卡皮察高興道：“我擅長實驗，絕對能幫上教授大忙。”
“是嗎？”盧瑟福存心考他一下，“我這里說得上人才濟濟，最近遇到一個問題，大家都無法解決。”
“什么問題？”卡皮察問。
盧瑟福帶著他們進入實驗室，指著一臺功勛卓著的儀器說：“我們經常測量α粒子速度，但這臺儀器的螺線管總會被電磁熱效應燒毀。我想了很多降溫的辦法，都不行。”
卡皮察思索一會：“給我一周時間，能搞定。”
“一周？”盧瑟福并不相信，“別說一周，你要是一個月可以解決，我都會無條件接納你進入實驗室。”
卡皮察自信道：“只要教授給足經費，輕輕松松辦到。”
“那我拭目以待。”盧瑟福說。
此后的幾天，盧瑟福先讓他試試拳腳。
李諭則參加了幾場皇家學會的報告，像李諭這種神出鬼沒，一年參加不了一兩場皇家學會物理大會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見。
不過皇家學會非常給李諭面子，能留住就行，尋常會議參不參加的，人家壓根不在乎，甚至已經習以為常。
李諭順便又在劍橋的一座花園開了一場講座，講完后，發現到場的還有林長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長民現在是國聯的中國代表，笑道：“我們特地來給院士先生捧場。”
“多謝林代表，”李諭說，然后問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哪？”
徐志摩說：“我討厭美國社會那種資本強烈主導的瘋狂和貪婪性，在我看來，英國的現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這么說，你轉到政治系了？”李諭問。
“是的，我就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學習政治經濟學，”徐志摩說，“雖然我出國的初衷是為了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手段，走實業救國路子，但兩年過去，我發現自己看見煙囪就感到厭惡，同情那些在大工業機器轟鳴聲中輾轉掙扎著求生活的勞工。所以我改變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藝，對政治有興趣。”
李諭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適合當個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說出來打擊人，于是說：“英國號稱霧都，和你在美國看到的樣子沒有差多少，甚至德國、法國也都差不多。”
“我認為不一樣，”徐志摩說，“德國人太機械，法國人太任性，美國人太淺陋，只有英國人堪稱是現代的政治民族。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
詩人的感觸，真心有點主觀。
好在徐志摩也就這時候發表發表看法，并沒有真正從政，他還是適合進入文藝領域。
林長民委婉道：“人都是復雜的，做國聯代表后，我更能體會顧維鈞當時的處境。”
不知道徐志摩有沒有聽出林長民話中的意思，他此刻似乎沒有繼續聊政治的心情，對林長民身后一直默不作聲的林徽因說：“徽因，康橋風景很好，我帶你去那條河看看。”
林徽因輕輕說：“徐大哥，你的夫人也來到英國了，甚至懷了身孕，你帶她看過了嗎？”
“帶她來干什么，都是一些過往的負擔。”徐志摩說。
林徽因搖了搖頭：“我要和父親在一起。”
徐志摩說：“那我也不去了，和你一起在這里。”
徐志摩已經開始瘋狂追求林徽因了，這段感情來的有點突然而且強烈。
用徐志摩自己的話說，這種愛是他性靈覺醒的結果，他對林徽因的追求是對愛與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體現；他大膽地表達這種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時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結束與張幼儀無愛的婚姻，以獲得自己的真愛。
林徽因應該有所動，但先入為主的觀念讓她覺得大自己七八歲并且已經結婚生子的徐志摩只是一個大哥。
此后她更是表示：“徐志摩有一種孩子似的天真。”
貌似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徐志摩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
徐志摩的妻子張幼儀是個非常出色的女子，不過徐志摩的性格有些執拗，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