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幻奇幻
蔡元培曉得廢除中醫和廢除漢字一樣，都是很過激的行為，正好李諭把問題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說：“我認可李諭先生所說，甚至宗教問題是個比中醫更要關注的問題。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說非宗教同盟的運動妨礙了‘信仰自由’，那么難道宗教同盟的運動就不妨礙‘信仰自由’了嗎？現在的各種宗教，都是用詭誕的儀式、夸張的宣傳來誘惑未成年學生的盲從。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世界，難道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寧可國人相信經驗總結后的醫學，也不想讓他們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樣對我們宣傳科學與民主更加不利。”
魯迅手癢點燃一根煙，然后說：“想提升國人之科學素養不是件容易事。連愚昧這一關都過不去，難啊！”
直到2019年的一項統計數據，中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只有8.47！
這是個很讓人吃驚的數字，任重而道遠啊。
胡適說：“提升國民之科學素養以及民主素養、公民素養，應該繼續增加報刊，不如我再辦一份報紙？”
李諭說：“新聞界的人士已經在努力，我覺得對于我們學界的人來說，專心做學問才是上策，同時教授知識，辦報就是下策了。”
胡適搖頭說：“我做了幾年學問，感覺只躲在象牙塔里聲音太小。”
他不想做學問，而是去辦報，后來北大許多大教授都估計是因為他做不下去學問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學名堂。
胡適的著作比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國哲學史》嘛，結果只有上卷，（嚴格講還有個中卷，但只有五萬多字）。胡適的這本著作確實很有開創性，一直被當做民國初年許多學校的必讀書目。
不過問題就是只寫到了先秦諸子，與漫長的中國歷史相比，確實太短了點。對讀者來說，始終有種不完整、難窺全豹的遺憾，稱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所以民國的那個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黃侃，就曾經在大學課堂上調侃：“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
謝靈運是晉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謝家，做過秘書監。“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說的。
初聽以為黃侃在夸獎胡適，將其比作大文人謝靈運，沒想到他接著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十幾年后，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陳寅恪和金岳霖借著審稿的機會，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金岳霖直接說“西洋哲學并非胡先生之所長。”
這是關于哲學的。北大教授、號稱“現代莊子”的劉文典則評價道：“胡適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哲學、文學。”
客觀點講，胡適的成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的眼光可以，總能在一些前人還沒開創的領域做點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領了潮流。
而單論任何一個方面，不管舊學、新學，胡適都只能算淺嘗輒止。他對西學的態度，差不多屬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
邵飄萍也不想讓胡適辦報，勸道：“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頭來了，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這條路？”
蔡元培知道胡適辦報想寫什么，于是說：“為了社會，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的風氣，而不宜只有批評的風氣。適之想必忍不住要寫點政論文章，參與當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適攤攤手，“我以前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現在看來不可能了。本以為改良政治應該從改良思想文藝做起，但我錯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李諭知道胡適以后肯定要從政，于是說：“胡博士就算辦報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運動。”
“那當然！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胡適說，“對了，最近剛剛寫了一首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四名烈士的詩歌，給大家看看。”
幾個人湊過來，胡適的本子上寫著：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干！干！干！”
李諭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魯迅吐了口煙卷，淡淡道：“有點意思，押上了韻。”
邵飄萍咳嗽了一下，問：“胡博士要發表在哪份報紙上？”
胡適說：“發在我自己創建的報紙上。”
邵飄萍和史量才如釋重負：“要得！要得！”
暫時不用管中醫還有文界的爭論，反正越是這種事，一時半會越不能爭出個短長。
幾天后，高魯去日本參加觀象臺長會議，載譽而歸，光靠李諭給他的那篇論文就讓大半個日本科學界為之震動。
從日本返回時，他坐船抵達上海，繼而與竺可楨一道北上。
高魯見到李諭，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聯名寫的信：“日本的天文學界以及物理學界諸位學者教授讓我親手交給你，懇請院士先生抽時間去趟日本講講天文學中的物理學。”
李諭隨口說：“抽空路過日本時再說。”
竺可楨則說：“院士先生，我們準備成立中國氣象學會。”
他們的動作比歷史上早了幾年。
李諭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贊助你們進行幾次海上觀測。”
“感謝院士先生，”竺可楨說，“我們認為氣象學會應隸屬于您的中國科學社之下，就如同歐美日等國一樣，所以向您報個備。”
高魯笑道：“這樣還能有科研資金的支持。”
“當然沒問題，”李諭說，“你們選址在北京，還是上海？”
竺可楨說：“我們最看中的是青島，但現在青島問題尚且沒有與日本交涉結束，所以暫定上海吧。”
“可以，”李諭說，“過不了幾年，青島肯定就會回歸，再去不遲。”
青島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會囂張跋扈，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占據青島乃至整個山東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陽謀方面非常稚嫩，遠不如歐美列強，只會原始的恃強凌弱這一招，殊不知國際外交中這是最低端的招數。
要真是這樣，以百年后中國的國力，能讓東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變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國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強凌弱在國際外交中可以適當用，但不能那么無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軍國主義蒙蔽了那雙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惱火。
高魯說：“過段時間，我們還要去馮如先生的飛機廠，學習一下駕駛高空觀測氣球的技術。”
李諭說：“高空觀測對氣象研究確實有必要，氣球操作難度也不算大。”
竺可楨說：“我們成立氣象學會，首先的任務是為了減災，一路過來，看到很多難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災，總歸能盡一份力。就比如可以開展一個人工降雨的研究項目，大旱時，不至于束手無策。”
李諭穿越前，對人工降雨幾乎已經無動于衷，畢竟稀松平常，不過這時候是人工降雨剛開始研究的階段，難度確實很大，理論上都沒有完全過去。
但李諭還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銀，干預云層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我會讓馮如飛機廠專門再造一架氣象用的飛機，供氣象學會使用。”
高魯興奮道：“若真能辦成這件事，還去龍王廟求什么雨！來求氣象學會就是！”
李諭笑道：“按說就應該求助于科學。”
當然了，真要實現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時候了，先研究著唄。
民國時期，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遭遇過多次大旱，甚至引發過慘絕人寰的大饑荒。1927年，軍閥里最喜歡寫詩的張宗昌把持山東，為了求雨，寫過一首打油詩：
“玉皇爺爺也姓張，
為啥難為俺張宗昌？
三天之內不下雨，
先扒龍王廟，再用大炮轟。”
結果這個奇葩真的在濟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轟。
還真下了點雨，“大詩人”張宗昌興奮了，又賦詩一首：
“大炮開兮轟他娘，
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數英雄兮張宗昌，
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高魯說：“氣象學會不僅關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災，我們還要學歐洲，在東南沿海建立觀測站以及無線電設施，及時播報臺風信息，減少災害。”
無線電設施他們就不用愁了，李諭最不缺這個。
竺可楨說：“幸虧在哈佛留學時，我研究過臺風，寫了一些關于臺風的論文。”
李諭想起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我聽說澳洲的氣象員喜歡用一些不太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給臺風命名？”
竺可楨說：“好像是，但也沒有那么明目張膽，大都是些過了氣的人物。”
臺風的命名規則改了好多次，后來美國氣象學會用女性的名字給臺風命名，初衷是希望臺風溫柔點，不要造成那么大的傷害。不過后來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對，又改成了一半的臺風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臺風的話，我還能贊助你們一些《分形與混沌》書籍。”李諭說。
竺可楨說：“我在哈佛讀書時仔細研究過，對于氣象學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與混沌》，加上了俄國數學家馬爾科夫的理論后，對臺風的研究更加有意義。”
按照氣象學的研究，臺風這玩意從誕生開始，就充滿了混沌。臺風的形成就是海面蒸發，熱量在一定區域聚集，然后出現哪怕一丁點的擾動，比如一只海鳥飛過，就可能造成臺風。也可以姑且稱為“海鳥效應”。
由于地球自轉產生的科氏力，臺風有個大致行進方向，但要想精確計算，就不可能了。
因為臺風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進路線，也只是個概率問題，或者說隨機過程。更準確地說是個馬爾科夫過程
所謂馬爾科夫過程，就是說臺風下一秒出現的概率只和當前的狀態相關；和之前從哪來、經過了哪里不相關，（布朗運動也是馬爾科夫過程）。
反正氣象學一點都不簡單。
高魯的數理基礎沒有竺可楨那么好，不太懂深奧的數學，于是說：“研究的事情慢慢來，先建立一個預警機制就夠。”
竺可楨點頭道：“只能如此。”
做到這一點也蠻不容易。
李諭說：“即便如此，你們的工作也很多，不僅要教會觀測人員使用無線電，還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觀測制度，恐怕需要東南沿海的政府參與才好。”
竺可楨說：“廣州軍政府的唐紹儀等人絕對感興趣，反正他們只需點點頭，又不出錢，沒有理由拒絕。”
李諭說：“我會在無線電的貨單中特批一部分拿給你們。”
“現在無線電設備很緊張？”竺可楨問。
李諭點頭說：“最近各方軍閥都在大規模采購，尤其是直系大將吳佩孚訂購了許多。”
高魯警惕說：“聽您這么說，總感覺空氣中的味道都不對了。”
李諭笑道：“這個比天氣預報簡單得多，山雨欲來風滿樓，說不定近段時間京畿地區不太平。”
竺可楨說：“各界學生都贊賞吳佩孚是愛國將軍，對他不用過于擔心。”
高魯嘆道：“但馮國璋剛剛過世，不知道還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們打他們的，咱們干咱們的。”李諭說。
“把氣象學會暫定上海真是對了，”竺可楨說，“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觀象臺移過去吧。”
李諭苦笑道：“這么大個的東西，不是一時半會能轉移的，而且先要建個天文臺。我和直皖雙方都多少有點交情，他們不至于破壞科學儀器。”
其實這兩年交戰時期，軍閥們忙于互相傾軋，反而沒時間管文化界、控制輿論了，蹦出來了不少新的報紙刊物，學界也活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