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挺討厭軍閥混戰，從民國建立的那天開始，基本上每個月都在打仗，從來沒有消停過。
但沒什么辦法，只能等時局一點點打出來。軍閥說到底沒一個好人，
“歷史的局限性”屬于老生常談，可也不能給他們脫罪。吳佩孚只能算是一眾軍閥中稍微好一點的那個，就像當年他憑借秀才身份在北洋軍中鶴立雞群一樣。
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民國經濟基礎薄弱，戰爭打個不停，軍費都吃不消。
李諭聯合文化界給吳佩孚發了個電報，號召和平。吳佩孚樂得看到，反正他已經準備反了段祺瑞，不過具體什么時候跳反還要再等等時機。
李諭沒必要太關心政局，繼續去大同大學開講座，首先講了講最近在京師天文臺的發現。
僅僅發現一個木星的衛星對李諭來說壓根不當回事，但天文學屬于一個起步極早，但成熟非常晚的學科，起碼再過幾十年，人類對宇宙的認知才能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框架。
所以一顆木星的衛星還是能夠在二十世紀初的天文學界獲得不低的曝光。
這場上座率爆滿的講座講完，李諭離開教室時，一名美國人緩步走了過來，
“李諭院士，請留步！本人司徒雷登，來自金陵神學院。”
“原來是……司徒先生。”李諭同他握手道。
“很榮幸你認識我，”司徒雷登禮貌道，
“我聽過幾次閣下的講座，一直沒能與先生結識。”李諭說：“對不起，每次人都太多，我實在認不過來。”
“理解。”司徒雷登說，然后忍不住打了兩個噴嚏。
“感冒？”李諭問。
“最近上海到處都有感冒患者，”司徒雷登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手帕，擦了擦口鼻，
“我自詡身體不錯，竟然在這種不應該罹患感冒的季節生了病。”李諭知道，這就是那場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波。
“貴國應當也有相當多感冒患者吧？”李諭問。
“是嗎？我并不是特別清楚，”司徒雷登說，
“這種小事我沒有想過發電報詢問。”目前真沒多少人把這場流感當回事。
先稍微講一個概念，
“感冒”與
“流感”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感冒在英文中寫作moncold，流感則寫做influenza。
普通感冒，往往只停留在上呼吸道，因為病毒突破不了人類強大的免疫防線，因此叫做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普通感冒一般沒什么致死性，但流感的致死率就相當高了。
流感病毒又可以分成甲乙丙丁四類，丁型只發生在動物身上；丙型流感病毒比較穩定，很少變異；乙型流感病毒變異也不大，唯獨甲型流感病毒，變異性極強，每年都有較大的變異，幾乎所有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甲型流感病毒導致。
對了，多說一句，這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就是甲型h1N1病毒。是不是很熟悉？
沒錯，到了一百年后，它還會動不動來上一遭。由于甲型流感病毒是RNA病毒，單鏈結構，復制過程中極容易出錯，所以就算都叫甲型h1N1，去年的和今年的也不是一回事。
這就導致基本沒辦法開發疫苗，每年世衛組織都是靠各地的數據進行預測，然后指導疫苗開發。
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很難超過50，——也可能只有10，就看世衛組織預測得準不準。
司徒雷登說他不知道美國境內的流感，則是因為美國的新聞管制。1918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反煽動叛亂法》，法案規定，凡
“散布、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丑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最高處罰金2萬美元及最長20年刑期。
這項法案確確實實執行了下去，比如一位來自蒙大拿的地產商人，只是因為沒有買戰爭公債和沒有扛美國國旗，就被人辱罵為
“德國鬼子”，被捕入獄。嗯，言論非常自由！老雙標了。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是一戰末尾時期的第二波沖擊，目前是致死率不太高的第一波。
按照流行病學上的溯源，該病毒源自美國堪薩斯的一個軍營。——美國此時有眾多新兵軍營，就是為了訓練赴歐士兵。
某一天，一個炊事員在凌晨發現自己感冒了，到了中午，軍營中已經有一百多人出現感冒發燒癥狀。
最終該軍營有1100多人感染，死了46個。雖然還是二十世紀初，但流行病學已經不是新鮮學科，按道理，這種規模的疫病必然要引起重視，但美國并沒有如此。
這部分新兵沒多久就帶著病毒前往了歐洲。然后病毒直接撒了歡，迅速跑遍全世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都出現了感染。
在此期間，只有中立國西班牙因為沒參戰而不需要進行新聞管制，報道了流感暴發的新聞。
當時的西班牙有幾百萬人感染，包括國王阿方索三世。于是乎這個天大的屎盆子莫名其妙就扣到了西班牙頭上，被叫做了
“西班牙流感”。第一波流感影響范圍很大，基本波及了全世界，中國同樣出現了很多流感患者。
但此時的病毒沒有那么大的致死率，所以各國僅僅當作一場普通流感事件看待。
李諭感覺有必要再生產一波口罩發放。司徒雷登也沒當回事，他說回正題：“李諭先生在教育方面有十足的經驗，我特來請教。”
“請教談不上，先生有話直說即可。”李諭道。
“根據美國長老會的要求，需要在中國再成立一所大學，就像清華學堂以及剛剛動工的協和醫學院一樣。”司徒雷登說。
“好事，我支持教育投入。”李諭說。司徒雷登說：“我在美國籌得了一筆款項，來自已故美國鋁業大王霍爾先生，他委托律師將一部分遺產捐作教育基金，并且聲明其中一部分必須用于中國。因為他本人也是李諭先生不銹鋼專利的受益者以及星戰的忠實粉絲。”
“感謝霍爾先生。”李諭說，星戰竟還有這種效果。司徒雷登說：“等北京的匯文大學堂與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商量好合并的事情，新大學就可成立。”這所新學校自然就是民國時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
待合并的兩所學校中的匯文大學堂，英文名叫做pekingUniversity，與北京大學的英文名稱同名。
現在兩所學校的管理人員還在為合并的事情爭論，其中一項就是新學校叫什么。
李諭說：“我知道后續的資金支持要靠教會，但還是希望新學校少點教會學校的傳統。匯文大學堂每周要做兩次禮拜，還要學一次圣經，顯然不太符合普通大學以及中國人的習慣。”司徒雷登不反對這個提議：“貴國教育部一直有規定，禁止強迫學生崇拜宗教、禁止設置必修的宗教課程。我會在新學校中遵守，只是需要一些時間說服董事會。”李諭說：“司徒先生十分明智，雖然美國支持在中國辦教育，但必須按照中國人的意愿，不然一定辦不下去。”
“是的，”司徒雷登很了解東亞局勢，
“美國人在辦教育方面很容易受到中國近鄰日本的影響。我認為中國的利益應該是與美國相一致的，而日本則是威脅和平的因素。”
“希望先生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李諭悠悠道。司徒雷登說：“這是我一貫堅持的看法，在與美國國內的教會以及朋友的信中我多次提到，美國應該對日本保持強硬的政策，而不是現在這種放任態度。在人類未來的和平當中，什么也沒有美國對中日關系的態度重要。只有美國有能力限制日本在華擴張勢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國動作得太晚，將失去遏制日本的機會。”李諭心想，難怪他后來能當上駐華公使。
司徒雷登繼續說：“可惜美國國會還沒有人引起重視。”
“你們或許可以找個社會學家研究研究日本人，然后形成權威點的著作。”李諭突然說。
“研究日本人的社會學家？”司徒雷登以前沒想到這一點，
“是個不錯的建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李諭說：“司徒先生的成語用得不錯嘛。”司徒雷登說：“我喜歡成語，將來有時間說不定會專門寫本介紹中國成語的書籍給美國人看。”
“估計有人已經迫不及待。”李諭說。司徒雷登說：“這個難度并不大，你說的研究日本人的書籍才是一個復雜的課題。”李諭說：“美國的大學不是有一些開設了東亞文化系嗎，肯定有這方面的教授學者。”司徒雷登訝道：“李諭先生很關注這件事？”李諭笑道：“這是幫你們想想法子，中日關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有美國學者愿意研究日本，我甚至愿意提供資助。”
“我記下先生的話，將來回到美國，會留心。”司徒雷登說。李諭的身份辦這事太敏感，司徒雷登就沒啥問題。
此時的人還是太少關注日本人的
“劣根性”，——那是真正的劣根性，爛到骨子里。李諭隨口問道：“司徒先生選好新大學的地方沒？”司徒雷登說：“我早就看中清華園旁邊的一所皇家園林，誠不相瞞，如果我要建新大學，校園絕不會比庚子退款的清華園差。”
“你們還真是對皇家園林情有獨鐘。”李諭說。司徒雷登提到的自然就是燕園，也就是后世北大的主體，不過民國時期這里是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和清華都是民國時期不差錢的學校。建成后的燕京大學相當奢華，兩個人一間宿舍，每間宿舍都配備了浴缸、電話、飲水器和洗衣設備，學校不間斷供應熱水，每個樓層還都有一個小廚房。
反觀同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六個人一間宿舍，宿舍樓里連正常的廁所也沒有，更慘的是，冬天沒有熱水供應。
對此，有記者提出過非常尖銳的問題：“您將燕京大學建造得這樣富麗堂皇，使學生過著極度的安逸生活，未免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吧。一旦出校到實際生活中，怎能適應得下去？”司徒雷登的回答是：“我就是叫他們適應不下去，他們才知道改革。”雖然仔細想想，這句話有點過于理想主義和片面化，但他確實想辦好這所大學。
司徒雷登又說：“可惜其他國的庚子退款沒有得到有效使用，如今俄羅斯帝國動蕩，連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放棄，區區庚子賠款，新政權必然不會放在眼里。”李諭說：“俄國的情況，還要過幾年才見分曉。”俄國激烈的內戰剛剛開始，耳熟能詳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源自蘇俄內戰時期。
初期的布爾什維克局面挺吃緊，列強肯定不會允許一個這種意識形態的國家誕生，紛紛派出干涉軍；俄國境內的大批高素質軍官也站在敵對面，并且控制了絕大部分領土。
不過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可是工人階級，他們占據了工業城市，戰爭潛力遠超對方。
戰后蘇聯也確實放棄了庚子賠款。司徒雷登邀請說：“等美國方面定好新大學的事宜，我就會北上，屆時希望院士先生前去捧場。”
“沒問題，畢竟將來就是鄰居，”李諭輕松道，
“對了，現在各校都在搞新文化運動，司徒先生最好多聽聽學生的聲音。”
“肯定會，”司徒雷登說，
“我不僅反對推行教會教育，也不會支持康有為先生所謂的孔教，因為這并非挽救中國時局的靈丹妙藥；復古運動更沒有出路。在我看來，當權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過加強儒家思想的宣傳增強民族凝聚力，從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動蕩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國，無論是政府的法令、儀式，還是教誨都不能賦予這種古代哲學以足夠的力量解決中國的國家問題。”李諭笑道：“我們確實能做個好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