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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到底怎樣來理解，這其實是個非常重大的課題，基本上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清楚的。
拋開理論，就說我們自己的經歷，自秦漢以來，古代中國長期面臨缺銀、缺金、缺銅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的國土上這些礦藏確實不多。
比如中國的銀礦，含銀量的比例大多在1以下。
然而南美洲的超級銀礦波托西銀礦其含銀量則在50以上。
這是先天的巨大差距。
另外一方面，歷代統治者都會限制礦藏的開采，原因有很多，比如明朝初年洪武、永樂兩位皇帝主動限制用金銀交易，并直接判定它違法。
為了落實這項規定，開礦這個源頭自然也要被控制住。
現代貨幣理論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如果長期缺乏充足的貨幣供應，那么就會通縮，這種不健康的狀態，自然也發展不出什么經濟。
好在我們本身就不是一個商業經濟為主的國家，也就這么過下來了。
但這個局面，在明朝末年也就是隆慶開關以后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因為大明的瓷器、茶葉、絲綢在對外貿易中過于占據優勢，而且價格遠遠低于在世界其他地區，
所以當西班牙人第一次抵達菲律賓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發現，
如果開采南美的銀礦，
到太平洋西岸交換為大明的各種物資，然后再運回本土或是其他國家，
他們馬上就得獲得超過200以上的收益。
除此之外，大明的黃金與白銀比例為1:4，而在西方同期的比例則為1:12，這其中的利益也非常巨大。
簡單的換算就知道了，載著400兩的白銀抵達東方，折算成100兩黃金，再回到西方就可以變成1200兩。
這只是其中的兩種獲利手段，實際上還有更多。
總而言之，在巨大的利益推動下，隆慶開關后的百年間，大明就像一個白銀黑洞，吞噬著世界各地涌入的白銀。
而忽然充足的貨幣供應，對社會的直接影響亦非常明顯。
首先就是商品經濟的快速繁榮，
因為進入市場的貨幣多了，擁有大量貨幣的人，或者說叫富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就會開展再投資的經濟活動。
等到繁榮期過去以后，過量的貨幣供應就會導致銀價下跌，物價上漲。
王守仁所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話說回來，正德二十年的朝廷要求更新魚鱗圖冊，他治下的南直隸幾府大多都沒有完成這項工作。
山東快，一個是劉健的功勞，但在客觀上，那是因為山東的經濟形態變動不大，土地交易規模有限。
但王守仁完不成，也不是他沒功勞，而是因為江南的土地變更的太多了。
從春天到夏天，一直沒動靜的情況下，王守仁也著急了。
于是乎他開始走出巡撫衙門，開始到各個地方實際進行了解，他在做官的同時，在江南也進行了大面積的學術傳播活動，提倡知行合一的他，絕不是只坐在衙門里辦公，而是會根據實際的需求去了解當下的變化。
從南京一路走到松江府，他聽到的都是差不多的情況。
松江府的現任知府是王以，正德六年進士，他向王守仁稟報，“自正德十六年朝廷在江南地區改良稅法，由農田改為桑田的現象便屢有發生。朝廷如今要重新更新魚鱗圖冊，但卻沒有當初的人力支持，眼下已經是加急在做了。”
王守仁在江南這么些年，他是了解這個情況的，“蘇湖熟、天下足，這個說法真是要改改了。本官此次遍訪諸縣，就是要將這些都了解清楚，以便向皇上稟報。”
無商不富是不假，但是無農也不穩啊，江南這塊地都種桑、不種糧，平日里還好，但就怕有個萬一。
說起來朱厚照在江南地區的經濟改革是最為‘激進’的。
首先是路引制取消，因為商業社會要求物資、人員、資本的快速流通，慢下來都是成本。
其次是賦稅制改革，
因為取消路引，官方不再掌握人員的流動，自然就沒辦法再收取人頭稅。
所以不得不推行土地稅和人頭稅的合一。
實際上就是加征土地稅，取消了丁稅這個說法。現在民間到底多少人口，朝廷已經沒有準確數據了，但其實也別太高看自己，原來也不準。這個事是另外一項社會制度改革，暫且不提。
總之，這是關于稅收比例問題。
在稅收收取形式上，朝廷亦有改動。
正德十六年，朱厚照首先在南直隸地區推行后世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正德十七年這個范圍擴大到杭州、湖州、寧波三府。
不過他所實行的一條鞭法，并不完全同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張居正看到的是傳統賦役法的弊端，將所有稅收統一以白銀形式收取，方便的是官府、朝廷。但他強制推行按照白銀收稅，會給老百姓帶來很多問題。
比如說，大明雖然經歷了白銀貨幣化，但大明太大，窮人占據了9成以上，這些人都靠種地過日子。小農經濟的本質沒有發生改變，他們也沒有深嵌到商業交易之中。
那么問題來了――農民，哪來的白銀？
原先種田納糧，現在要種田納銀，怎么辦？
那就只有將糧食賣了換成白銀。
這個過程，就會被盤剝。
實際上這只是盤剝的第一道過程，后面還有呢，
比如說……
窮人交得都是碎銀，說你家交三兩，
你拿一堆跟小石子一樣的銀子過來，誰知道是不是三兩？
于是就要稱重。
這也可以做手腳，秤砣放輕一點嘛，老百姓是不敢反抗的。
還有，這些海量的碎銀子不便運輸，也很容易被偷盜，就跟一筐米一樣，少一粒，誰知道？
所以后來朝廷又規定，地方要把碎銀子煉成統一的銀錠再上交。
然而煉化的過程會有不可避免的損耗，于是又加了一份錢，這就叫火耗。
朱厚照的辦法呢，本質上是一樣，但他要柔和的多。
他不強制，而是采取自愿原則。
簡單的說，如果你家種地，你愿意交糧食等實物抵稅，這可以。如果你家有足夠的白銀，那么你用白銀交稅也可以。
請注意，朱厚照引導到這里，就出現了貨幣白銀化給大明的社會帶來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革命性變化。
對于用白銀抵稅的那部分人來說，他們的擺脫了土地的桎梏，第一次從農田里解放了雙腳。
從從業性質上來說，他們完全有條件不再當農民，而是手工業者，或者說工人。
這叫啥？這叫資本主義萌芽。
甚至有些人直接賣掉土地，不再占有土地以后，他就不需要交稅了。這部分稅收就轉移到了購買他土地的人頭上。
而轉移出去的人，也就徹底的市民化。
城市不可避免的開始擴張起來。
不僅如此，盛世糧價低，可谷賤又會傷農，種地不賺錢以后，大量的百姓就開始轉為種桑、種棉，或者干脆找個廠子自己做工賺錢。
種田，還是辛苦啊。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有現代大機器都辛苦，更別說全人力了。
這就是王守仁現在愁的，江南地區大規模的出現改稻為桑、改稻為棉的現象，這在魚鱗圖冊里都要改的，不然一個縣有一萬畝水田，卻交不出那么多的稻米，這不是對不上了么？
更讓他擔心的是，江南地區需要從外部購糧。
在熱河行宮。
朱厚照也在和他的臣子們探討相同的話題，“……金銀這東西啊，是財，人人都愛。可不知你們發現沒有，各地上來的奏疏，尤其是江南的，都顯示銀價在降低。你們要體會一下這句話，比如說這是十兩銀子，它本身還有一個實際的價值，這個價值現在不是十兩了。
朝廷在江南地區施行本色和折色相結合的賦稅法，可短短的三年間，選擇用折色的比例從當初的三成，迅速漲到六成，翻了一番，其中的原因恐怕不僅是便捷，還有銀價降低的關系。”
王瓊立馬皺了眉頭，“這么說來，不就是變相的國稅流失嗎？微臣以為應當按照實時的糧價定一個兌換比例。”
姜雍早就和皇帝討論過這個問題，“此事要慎行，兌換比例若是掌握在官府手中，極容易隨意定價。市價，本身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主要呢，銀價也沒跌到那個程度，損失的不多。
但老百姓肯定是哪個劃算按哪個來，多五個銅錢他都不想給你交。
朱厚照是懶得為這么點錢讓基層鬧得百姓雞犬不寧，“關鍵不在此處。在于白銀、貨幣。這樣一舉例，道理應該很明白了，貨幣有助于地方繁榮，但是貨幣本身不具備價值，是人們愿意拿出東西來兌換你手中的貨幣，這才使得它有價值。”
工部尚書張子麟蹙眉問道：“這樣，又有什么問題呢？”
是啊，又有什么問題呢？
姜雍又回答，“這就代表，如果其他國家也有銀礦，那么他們只用挖礦，就能輕易的獲得咱們大明百姓辛辛苦苦種植的糧食、織出的衣物和造出的船只。可我大明地大物博，換來了一堆白銀，他們卻不能給我們提供什么。長此以往，于我何益？
這也代表，大明整個市場上的白銀數量控制權不在朝廷的手中，而在于從外界輸入了多少，像是江南銀價降低，如果持續下去，幾十年以后，一斗米要十兩銀子，這讓百姓怎么活？可因為我們不能控制白銀數量，自然就不能夠有效調節，相當于將自己的命運拱手讓于他人！”
這最后的一句話像一記重鼓敲在眾人心頭。
王瓊馬上就急了，“陛下，這可不行，這遠遠不是國稅少許流失可比的！”
朱厚照點頭，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不然今天是要干嘛？
實際上，歷史上的大明因為歐洲三十年戰爭，導致白銀輸入驟減，貨幣供應出了問題，經濟自然就會面臨崩潰。
這其實是必然事件。因為任何一個地區總是有戰爭，有和平。
所以三十年戰爭的發生沒什么不正常。
不正常的是，大明是把鑄幣權拱手讓人。就像…人人都用的人民幣，是外國提供的，這能想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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