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這次得授樞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節開府，名義上說是為方便統領諸路兵馬渡淮北伐，卻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難得一見的盛舉，遠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這些虛銜能及。
先是周鶴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請加封，紹隆帝下詔朝堂百官集議，上表奏請者甚眾，紹隆帝順應民心加授，徐懷以勛功微薄辭謝；再加再辭，最終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時,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舉行授節開府典禮。
除了徐懷以樞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節開府外，司空府下轄主簿廳、長史院、司馬院與正式升格一級院司的軍情參謀司，分別以韓圭、史軫、徐武磧、陳子簫四人為首，也分別加授樞密直學士、通奉大夫、樞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將軍、州刺史等榮銜散階。
徐懷率史軫、徐武磧、陳子簫、韓圭等司空府主要將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賀時，紹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龍椅之上，臉色陰沉得快要能擰出水來。
授節開府典禮過后，緊接著又下詔冊封蕭林石為西燕郡王，許以在邛崍山以西，于大渡水與雅礱江之間立國,國都定于打箭爐，授石海為國相、蕭燕菡為郡主，蕭純全為國世子。
之后逃京之變案也陸續審結。
汪伯潛、汪修涵父子、晉莊成、晉玉柱父子及羅楠光等五人以謀逆罪為首惡處以斬刑，汪、晉、羅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連坐，包括婦孺在內，總計三千余眾皆流充西燕郡國。
錢尚端、張辛二人以串謀罪論處，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連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國。
高純年以不察盲從罪論處，免受極罰，革除尚仆射、昭文閣大學士等職銜，除郡公爵,貶為黎州團練副使；念其年邁，許閑居襄陽閉門思過。
除此之外，內侍省大小官員二十一人以蠱惑、參與謀逆罪處以斬刑，低級宮侍、宮女兩千余眾放歸，有差遣職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棄西燕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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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下詔裁撤淮西制置安撫使司，廬、舒、和三州并入江南東路，監司遷建鄴，劉衍以樞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撫大使。
五月二十八這天，荊州水師對建鄴及以西長江水道進行封鎖，三百余艘舟船組成龐大的船隊，從建鄴城北側的秦淮河馬汊口揚帆啟航，載著紹隆帝及妃嬪、皇子、齊王趙寅、纓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屬官吏、禁衛武卒六千余眾，還都襄陽。
建繼帝遷都建鄴之時，保留襄陽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繼帝當時所居的皇宮，兩府以及監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鶴、錢擇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員在襄陽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橫岳任襄陽留守期間，還主持修建了總長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墻，將漢水以南的襄陽城依山川地勢擴到十三四里縱深，整體要比未經擴建的建鄴
大出三四倍。
建繼帝在生前，也一直視遷都建鄴為權宜之計，更多想著有朝一日能還都襄陽，以襄陽為基推動北伐、收復中原的大業。
這也是徐懷在說服周鶴、錢擇瑞等人之后，遷都阻力沒有那么大、快速推進的關鍵原因。
進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進入汛季，特別是淮河沿岸受戰事摧殘，堤壩常年失修，入汛之后兩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內，皆是洪水泛濫——受淹區域不僅限制步騎通行，同時還因為淹水深淺難測，舟船也難以通過，對敵我雙方來說都是不利于發動戰事的，敵我雙方也因此進入靜默期。
徐懷也是從容不迫的親自護送紹隆帝及文武百官遷回到襄陽。
襄陽這邊除了潘成虎權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馬都監兼知襄陽縣事，以及陳松澤、蘇蕈等人執掌皇城司，負責宮禁及紹隆帝宿衛、貼身侍衛等事務外，朝堂之上以顧藩為尚書左仆射，實際執掌政事堂；錢擇瑞繼續以僉書院事具體負責樞密院的日常事務——徐懷雖任樞密使，但平時不常駐襄陽，根本無法兼顧樞密院的日常事務。
周鶴改任御營使，武威郡王趙翼以門下左丞兼禮部侍郎；喬繼恩出任都知內侍省事，兼管齊王府與宮禁事務。
寧慈等人雖說一直以來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壺里去，但并未參與“逃京之變”，沒有其他明顯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
職，共同維系中樞的運轉。
襄陽作為京師，理論上就不再隸屬于京襄路，轉歸中樞直轄，為彌補京襄路的財賦缺口，同時也是為了更好統籌安排桐柏山、淮陽山所涉到的州縣防務安排，將隨州、安州從荊湖北路劃入京襄路。
除了薊州從裁撤的淮南西路劃出來，以及硤州劃入荊湖北路外，徐懷還將完成圍垸、墾屯的新蔡縣劃歸鄂州。
對葛伯奕離開之后的荊湖南路的處置，除了將硤州劃歸荊湖北路、將荊州南四縣劃歸荊州外，徐懷舉薦朱沆以尚書左丞出任荊南制置安撫使。
一方面中樞除了朱沆等有限數人外，也沒有其他人有足夠的威望，去坐鎮葛伯奕殘留種種影響的荊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雖說內心更忠于趙氏宗室，但無論是他作為先帝舊臣的核心代表，還是他與潛邸系理念差距太遠，又或者世人皆以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與葛伯奕殘留在荊湖南路的人馬尿不到一壺里去，甚至還能彼此牽制。
作為洞荊湖寇主要肆虐的區域，荊湖南路的生產在過去幾年里受到極大的破壞，當地人口流失嚴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滯留。
理論上荊湖南路是可以進行大規模清田屯墾的，但考慮到葛伯奕殘留勢力的影響跟不甘雌伏，考慮到江南東路的江北區域應首先推進清田屯墾，徐懷暫時還是希望荊湖南路保持現狀，先進行平穩的過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過渡時期、坐鎮荊湖南路的良選。
當然，徐懷也得防備朱沆有別的謀算，另薦程益出任荊湖南路轉運副使，以便司空府對荊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懷回到泌陽，司空府府署也將常駐于泌陽，也需要對京襄路制置安撫使司進行大規模的調整。
主要核心職能部門轉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撫使司之下同樣恢復帥、漕、倉、憲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懷還將繼續兼領制置安撫使，程倫英則出任京襄路轉運使、提舉常平使執掌漕司、倉司，兼知南陽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馬都部署，執掌帥司，即負責京襄路地方守軍的編成、組織以及除泌陽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懷還舉薦周鶴長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舉刑獄公事，執掌憲司；史軫長子史珣出知泌陽縣事。
而在司空府層次，史軫執掌長吏院兼領五路度支使，依舊穩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韓圭授任軍師祭酒，執掌主簿廳，居僚職之首，主持樞機案牘等事；徐武磧執掌司馬院，負責馬步軍及水軍的組織、編練、軍法監察、城池營造、軍械被服制造、后勤運輸補給、軍事指揮學堂建設等軍務相關事宜。
軍情參謀司升格為與長史院、司馬院同等級別的一級機構，除了軍情偵察外，更主要側重于作戰籌劃及執
行等事務，實際將成為司空府的作戰指揮中樞。
以往主要負責軍情刺探等事的周景、張雄山就難以勝任主官之職了，徐懷則將陳子簫調入司空府，執掌軍情參謀司，周景、張雄山以參謀軍事作為陳子簫的副手，共同執掌軍情參謀司。
陳子簫離開之后的蔡州行營，由唐盤出任都統制兼知蔡州府事，韓路榮為副都統制。
此外除了鑄鋒堂調歸司空府直屬外，云陽、淮源等地的工礦基地，也都隨著軍械監、工造監的升格，從京襄路劃分出來，歸為司空府直屬。
雖說“逃京之變”令預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來，但也為以京襄為主，梳理帝國方方面面的軍政事務提供了難得的緩沖時間，為淮西地區的生產恢復，為靖勝、驍勝、宣武諸軍將卒家小的遷徙、安置，爭取了難得的緩沖時間。
包括從牛首山義軍及建鄴府軍中招募將卒新編一鎮戰兵隸屬于宣武軍麾下、駐守建鄴等沿江地區，靖勝、宣武、驍勝三軍總計十四萬將卒，家小總計六十余萬，全部遷往潢川、固始、光山、商城等縣，共完成塢寨、城壘修善四百六十余座，修繕、新建屋舍三十萬間；恢復及新墾田地一百五十萬畝。
雖說諸軍眷屬安置工作進程還僅完成三分之一，后續還需要新建三十余萬間屋舍，新墾三百余萬畝田地，以及修繕大量的堤壩、河渠、道路等配套設施，才能算初
步完成安置，但看到京襄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快速推進相當事宜，諸軍將卒的士氣也是難言的旺盛。
靖勝、驍勝、宣武諸軍皆仿效天雄軍設立十數座中初級軍事指揮學堂，對全軍基層武吏都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短期軍事輪訓；同時靖勝、驍勝、宣武諸軍半數以上的中高級軍將，也都到設于泌陽的高級軍事指揮學堂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軍事輪訓。
廬、和、舒、蘄以及荊州南四縣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也逐步展開。
傳統的流民安置，都是由州縣出面，發放少量的口糧、農具，使之開墾無主荒地，開墾后田地皆為自有，可以免除一定年限的賦稅。
由于流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極為有限，這種放養式的開荒安置，過程極其艱苦，流民需要長期忍受饑病、風餐露宿，大部分人都未必能熬到苦盡甘來之時。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容易開墾的土地以及半熟地，又常常會被勾結官府的士紳宗縉大規模侵占，從一開始就導致土地授配不公。
京襄主導的流民安置，工作則要細致得多，會調派大規模的鄉吏進行人員組織，主持垸寨、屯寨以及道路津橋、河渠的修造，會集中人力物資、成片的開墾荒地，建造屋舍，保證安置期間流民的口糧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物資的供給。
當然，所開墾的田地都隸為官田，不直接授以私有，耕種不僅需要繳納賦稅、田
租，流民青壯還都需要編為相當于預備役的輜屯兵，進行操練，承擔一定工造之事，必要時還需要轉為守兵參與守城，但最終也會根據相應的服役年限及立功情況進行授田。
雖說如此模式的流民安置，需要預先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這也能直接解決了后備兵員不足的難點，從而擁有極大的編制彈性——就像京襄在收編洞荊流民之后，常備兵馬雖然會控制十萬左右，但極限時可以擴編到三四十萬之巨。
也就是說，隨著廬、和、舍、蘄以及荊州南四縣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逐步展開，司空府兵員儲備也就迎來新一階段的規模擴張……
除此之外，包括江西、江東、浙西、荊南、荊北五路在內，地方州縣以徭役所征編的兵馬，參與淮河防線諸城以及后續渡淮作戰的輪戍也形成定規。
雖說定期參與輪戍的諸路兵馬總規模將進一步控制在五萬左右，但輪戍周期延長到一年，可以進行更為系統的營伍及守戰操訓。
同時諸路參與輪戍的兵馬，以失地農民為主，在完成輪戍之后返歸地方時，徐懷要求地方將參與過輪戍的兵卒列入預備役進行管理，優先拿出官田租佃給他們耕種，租賦皆減半征收。
這些事務，中樞由樞密院執掌，地方由之前虛授的團練使執掌其事，保證必要時能從地方征募到足夠多的合格兵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