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遼朝以武立國，后期科舉制度的興盛使得大家崇儒尚文，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貴族趨于文弱，遼末時，遼軍過于文弱，其戰斗力大不如遼前期，難以抵制外來進攻。
其次，遼后期契丹族人所參加的科舉考試，是與漢人同樣的科目，并未另立契丹字科，使得契丹文字沒有廣泛的流傳下來。
除了遼國之外，西夏建國之初尚未實行科舉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學”，作為培養人才，選拔官吏的途徑。史載：“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職方。其官屬非世族相傳即幕府遣擢，尚無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特建蕃學，以野利仁榮主持。”
“蕃學”的學員是從“蕃漢官僚子弟內選俊秀者入學教之，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實際上“蕃學”已具有科舉取士的性質。
夏崇宗時期，李乾順“命選人以資格進”，規定“凡宗族世家議功議親，俱加蕃漢一等，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這又是具有恩蔭察舉性質的薦官辦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禮，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漢文字，有才思，善歌詠”，都被進官封王。大約在崇宗時期，西夏已開始實行科舉取士制度。仁宗時期的名相斡道沖，經科舉進入仕途，任國相十余年。史載其八歲中童子舉，約當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間。
史書記載西夏實行科舉取士制度始見于仁宗時期。人慶四年“秋八月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可見西夏設童子科，科舉取士在此之前已實行了。西夏科舉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經典，早在西夏建國初期的“蕃學”中，就由野利仁榮主持翻譯漢文儒家經典孟子、孝經、爾雅及四言雜字等。
毅宗李諒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請“九經”、唐史、冊府元龜等典籍，供西夏人學習。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購買名儒翻譯的各種書籍，并于人慶三年下令“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各州、郡建廟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舉取士幾乎成為升官進爵的主要途徑。根據史書上留下的零星記載，如仁宗時的名臣斡道沖、高逸，神宗時的名臣權鼎雄，獻宗時名臣高智耀等，都以進士升入官途。
夏神宗遵頊為宗室齊王李彥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桓宗天慶十年三月，“廷試進士唱名第一”，后被嗣齊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正月，仿唐宋制度設翰林學士院，所選之人亦是通過科舉選拔的，為皇帝草制詔、備顧問的文學優長之士。神宗時的權鼎雄即“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
已見于史書記載的西夏翰林學士有仁宗時的王僉、焦景顏、楊彥敏、劉昭、王師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時的李國安、張公輔襄宗時的梁德懿神宗時的權鼎雄等。此外，襄宗時觀文殿大學士羅世昌，獻宗時徽猷閣學士李弁等，他們也都是通過科舉進身授職。
西夏的科舉取士延續到國亡，史載夏獻宗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賜高智耀等進士及弟”。但高智耀見蒙古軍已兵臨城下，國將亡，不受官職，后隱居賀蘭山中。獻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楨隨父避亂到金國時，還“應經童試中選”，可見科舉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二年五月，始建學校，名為“蕃學”，由大臣野利仁榮主持，從蕃漢官僚子弟中選拔優秀者入學。同時在國內各州也設立“蕃學”，置教授訓導。李元昊建“蕃學”，其本意是“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故主要學習新創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譯漢文典籍，如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但儒家經典的內容與精神，則通過“蕃學”直接灌輸，或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儒學學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時期，由于西夏封建國家的迅展，急需大量的儒學人才。為此崇宗準備向宋朝學習，建立學校。他通過御史中丞薛元禮之口，奏請西夏建立漢學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于儒學。昔元魏開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尚詩書。
蓋西北之遺風，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號，制蕃字以為程文，立蕃學以造人士，緣時正需才，故就其所長，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貞觀元年，崇宗“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到仁宗時期，西夏學校制度迅展。
據史書記載，當時西夏設立的學校主要有以下三種：小學，即州縣所設學校。人慶元年六月建，全國有弟子學員3ooo人。宮學，又稱小學、內學，設于宮禁中。人慶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復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孫七歲至十五歲者入學，仁宗與皇后親為訓導。太學，人慶二年七月建，尊孔讀經，由仁宗親臨釋奠，并對學員給予賞賜，故地位較高。
仁宗于人慶三年三月，“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將孔子抬到了極高的地位。西夏學校制度及學校規模，漢文史籍無考。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獻中有一新修太學歌，全文共27行。詩歌內容提供了有關西夏仁宗時期新建太學的一些材料。
據考證，這是一對仁宗乾祐二十三年重建太學的贊美詩。詩中開說明西夏建立太學培養人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