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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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朝廷對地方官制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㈧㈠Δ中文Ω網ㄟ８⒈在地方，由文官任州郡長官，并設通判一職，使之互相牽制。后又劃全國州郡為十五路，在各路設轉運、提點刑獄、安撫、提舉常平等四司，統稱“監司”，以監督州縣官。路、州、縣的官員均由中央官兼任，稱為差遣，三年一換。后來連中央管理也采用差遣制度，使官、職完全分離，各級官僚是否有權，完全取決于皇帝的派遣。
如此做法，雖則使得軍中將領擁兵自重的情況不復出現，但也因此造成了宋軍積弱的頹勢。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大概都以為北宋的畫院是趙佶建立的。其實不然，在北宋建國的初期就已經創立了國畫院。宋代輸林國畫院是為宮廷帝王服務的機構。它不同于作為皇帝顧問性質的翰林院，而是隸屬于內侍處，由宦官管理。宋代之初，南唐、西蜀等國滅亡后的畫院成員都集中到北宋畫院，王道真、高益、燕文貴、崔白、郭熙等代表了當時畫壇的最高水平。宋代畫院畫家的創作主要是為皇帝宮廷服務，他們大致的工作有:繪制宮觀壁畫，裝飾宮廷，包括國繪高級官署屏風障壁等。
咸平四年(1oo1)，宋設置龍圖閣。宋初沿襲唐代制度，在崇文院內建置吏館、昭文館、集賢殿，合稱三館，分別執掌起草制誥詔書、整理典籍、編纂圖書、數授生徒等工作，并有專門的官員擔任官職，待遇優厚。1oo1年，建置了龍圖閣，專門負責收蔵太宗御書、御制文集.、各種典籍、圖畫、祥端之物，以及宗正寺所進的趙氏宗族名冊、譜牒等。類似于皇帝的個人圖書館。龍圖閣的官員職位，相繼置有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直龍圖閣等，掌管閣內一切事務。因涉及皇帝，這種官職要求很嚴，一般文士經過考選才能授職。
在大宋立國之初，中書和樞密院便已是對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帶樞密銜而不得預軍事。979年，宋太宗滅北漢后，為了收復幽云十六州，兩度出兵征遼，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但高粱河、歧溝關之戰以后，北宋對遼由進攻轉為防御，開始采取被動防御的方針。由于北宋初期采取的中央集權措施導致了北宋的軍權削弱，以致后來，北宋對西夏黨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情況相當嚴重，邊疆也不斷出現危機。及至后來采取了穩打穩扎的辦法，方才對西夏的情勢有了些好轉。
也是因為絲綢之路被西夏、大遼等國所阻，宋朝的對外貿易只好集中在東南沿海的海路進行。當時與宋朝通商的海外國家，共5o多個，總稱為“海南諸國”。宋朝以前的海外貿易，主要為統治階層帶來珍貴的奢侈品，對國家來說，經濟收益不大。然而，宋朝的海外貿易不僅在規模上遠前朝，而且為政府取得可觀的經濟收益。宋朝因此增設市舶司，負責管理和推廣海外貿易，使得海外貿易更加規范化。
市舶司又稱提舉市舶司，其官員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主要指責包括收購海外貨物，用以禁榷（宋朝規定某些貨物只可由官方專賣，這種貿易稱為“禁榷”貿易）或上繳中央，接待各國貢使，招徠、管理和監督外商，管理本國商船及辦理海外貿易征稅等。唐朝時也設有市舶司，但唐朝只在廣州設立，北宋卻先后在杭州、明州、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和板橋鎮（今山東膠州市）增設市舶司，可見海外貿易之興盛。
而趙佶上臺之后，因為打算要用兵西夏，方才一度由宰相蔡京兼任了這個樞密使。
1o69年2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也稱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稅法；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保甲養馬法）。設置軍器監，還改革學校與科舉制度，裁并州縣等。在神宗主持下，新法基本上得到推行。1o85年，哲宗即位，起用司馬光為相，新法全被廢除。王安石變法，使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也正是王安石變法時，蘇軾因反對新派而被排擠，降為地方官，曾在黃州、杭州等多地任職。蘇軾與其父蘇洵、弟蘇轍俱有文名，世稱“三蘇”。蘇軾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很少人知道的是，所謂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那兩位，剩下的宋朝那幾位都是蘇軾的徒弟！蘇軾以《赤壁賦》、《石鐘山記》最為著名，其詞突破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傳統，開豪放一派，對詞的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他還是一位書法家，擅長行書，與黃庭堅、米蒂、蔡襄并稱“宋四家”。
縱觀蘇軾的一生，三次遭貶，宦海沉浮，但他“以民為本”的思想和主張從來沒有動搖過。王安石擔任宰相推行變法時，蘇軾支持司馬光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失敗，重新登上相位的司馬光要盡廢王安石新法，蘇軾又不同意。如果蘇軾當初支持王安石變法，或后來支持司馬光廢法，他完全可以青云直上，飛黃騰達，官運亨通，但是，他堅持“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和自己的獨立人格，寧為民碎，不為官全，這是蘇軾最可寶貴的精神和品質。
崇寧元年（11o2）九月，趙佶上位的第二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個當了王安石女婿的弟弟蔡卞的關系，圣眷正隆的蔡京假托“紹述”的名義，唆使趙佶將元祐年間反對新法的大臣和元符年間有過激言行的大臣，如文彥博、蘇軾、秦觀、程頤等共12o人列為“奸黨”，請趙佶御書，鐫石刻名，立碑于端禮門，實則是想掌握大權，鉗制天子。這碑就叫“元祐黨籍碑”，也稱“黨人碑”。崇寧三年（11o4）六月，又增至3o9人，皆稱“奸黨”。趙佶親自書錄這些人的姓名，刻碑立于文德殿門東壁。蔡京的手書則刻石立于全國各州縣，以頒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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