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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對數個省區的高校招生進行重新調劑，將湖北、江蘇等地的一些招生份額分配給了西部落后地區——這一政令是促進了公平還是制造了不公平？其實，無論如何分配與調劑，怕是都不公平，因為此處的不公終究根源于教育資源的中央計劃。
如同其它商品與服務在計劃經濟中會出現諸多問題與矛盾一樣，教育這項服務也不會例外。這種困境的出路應當是讓教育更加市場化；讓學校自由辦學、自主招生、自負盈虧的形式方能化解計劃制度下資源配置的沖突。有人可能會問：如此一來，沒有教育部這桿秤，靠花錢、拼關系便能入讀好大學，寒門子弟難道就該被拒之門外？
非也。一所學校的聲望終歸是與其輸出的成果優劣相關的；若招生純粹是誰出錢多誰來讀，而不顧及學生質量，那么最終，它提供不了有才干的畢業生、拿不出優秀的研究成績，結果則是，即便其為名校，它的名譽也會很快一落千丈，名門變野雞，別人有錢也不愿再來就讀該校了——這是市場機制給予短視者的懲罰。何況，面對擁有出色潛質的貧苦學生，世界許多私立名校都是樂于頒發獎學金、助學金資援他們入讀的，它們生怕搶不到頂尖的生源。
事實上，大學存在的本意是培養精英，尤其是學術人才，它的選拔與評價體系也是為此設計的，而這顯然并非適合所有人，更顯然的是，并非每個人都需要或能夠成為精英。在政府干預乃至掌控教育的環境下，大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需求，加之以補貼或擴招，“學位通脹”則不可避免（學位通脹“AcademicInflation”這概念由KenRo逼nson的一次TED演講推廣開來；此演講題為《學校扼殺創造力》“SchoolsKillCreativity”，是TED播放量最大最火的一次演講，推薦觀看該演講關于教育的觀點），好比通貨膨脹，許多文憑亦在貶值。若一并不拔尖的老少邊窮地區學子，因為政策照顧去讀了一個無甚含金量的大學學位，最終在城市站不住腳返回家鄉，他很可能會發現自己還不如那些選擇了上技校職高的伙伴們。
美國高等教育的“通脹”稱之為泡沫也不為過。在美國政府的補貼下，美國上千所大學每年實際產生大量最終去當售貨員、餐廳服務員之類的大學生；我不歧視任何工種，但這些工作本身不需要大學教育，結果是很多這些所謂的大學生沒學到什么實用之技，還欠下難以償付的巨額學生貸款，目前總計1.2萬億美元——這一幕場景頗似美國政府補貼與鼓勵下所膨脹的房產泡沫，被扭曲的價格信號終有清算調整的那天，次貸危機般的崩潰在學生貸款上幾乎將注定發生，或許未來會被命名為“學貸危機”吧。
不僅如此，不止一次教授們調侃或抱怨如今大量的論文是毫無意義的垃圾。更糟糕的恐怕是，在此背景下走出來的大學生若志大才疏卻心高氣傲、本事沒多少卻染上圣母情懷、缺乏市場所需的技能卻厭卑近而騖高遠，這對社會來說簡直是毒副作用——上學反而耽誤了有益的教育，反倒給社會增添了麻煩。
學位與論文的“通脹”也不全是政府補貼刺激下的反應，這一切同樣離不開大眾普遍將“上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觀念。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不等于上學。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在百余年前說：“我從未讓上學耽誤了我的教育（Ihaveneverletmyschoolinginterferewithmyeducation）。”——吐溫先生甚至徑直把上學與教育對立了起來，這并非沒有道理。
當今，比大學更為普及的中小學義務教育的格局體制源自19世紀初的普魯士。有著濃厚軍事傳統的普魯士是德意志兩大邦國之一（另一個是奧地利），當時正值如火如荼的工業時代。為了更好地滿足工業發展與軍事擴張的需要，普魯士人設計了今日我們所熟悉的“上學”雛形：將學生按年齡分年級以便流水線式的知識灌輸和思想控制、學生在下老師在上明確的等級服從、把每天劃分成嚴格的時間區塊進行授課等等。
普魯士此舉確實行之有效，大幅降低了文盲率，訓練出了它渴求的守紀律且順從命令的士兵與工人，隨即，這套體制被陸續搬到了全世界，之后的修修改改皆未跳出這個框架。然而，逾200年后的今天，因襲陳規是極不合理的。
按年紀在同一時間給幾十個孩子上同一個節奏與內容的課，這在互聯網已十分發達的信息時代是異常荒誕的。每個學生有各自不同的學習進度、不同的最佳學習時間、不同的興趣愛好，在工業時代難以對學生做到低成本的良好細分從而批量地放到課堂的流水線中，這尚能理解，但互聯網已使這個問題迎刃而解——學生大可在自己最高效的時間，以自己適宜的進度，學習自己感興趣的課程。
現網上著名的課程有KhanAcademy（可汗學院），Cour色ra等等，還有如哈佛、MIT、普林斯頓等名校提供的網絡公開課。一位杰出教師的一次錄影錄音就能讓成百上千萬的學生受益，這種高效的傳遞知識的方式不僅降低了教育的成本，還能保障教育的質量。與此同時，線下的時間則只需用于有針對性的答疑，以及社交、實驗、體育類的活動。
我也是網絡教育的受益者；物化課曾讓我頭疼，KhanAcademy上有關physicalchemistry的短課和其它視頻都給予過我幫助。還有不得不提的是GeorgeMasonUniversity（喬治梅森大學）的人文研究院制作了一系列LearnLiberty短片，普及古典自由主義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知識，這些對我認識社會與經濟頗具啟蒙作用。
將上學與教育等同是謬之千里的，教育畢竟是一生的事。上學，這一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刀切式的教育形式已然過時，它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另外，它甚至耽誤了許多人的教育，僅僅因為那些人不能適應這種方式或是成為泡沫的接盤者。
網絡使獲得更貼身的教育更為便利，這一時代的變革應推動教育的市場化，也應改變人們對待教育固有的觀念與偏見，若仍腐索馭馬，則終將會被替代的教育方案所顛覆。未來會是個性化教育的時代，互聯網的崛起與學位的“通脹”或許正是教育舊制坍塌的前兆。
外一篇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人們的觀點往往是：“自由就是由著自己”，“自由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些常見回答講得并不完整，且隱含了對自由的一大誤解，即認為自由等于為所欲為；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時常有論調表示：“人不能太自由，否則社會將失去秩序亂了套”。這種誤解使一些人對“自由”二字敬而遠之，那它錯在哪呢？如果自由意味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話，那大家都想做就做的結果，終將是每個人的自由都難以保障。試想，有的人愛小偷小摸、順手牽羊，有的人熱衷暴力、欺凌弱小，此二類人的行為皆符合那由著自己想做就做的原則，那這些行為是他們在踐行自己的個人自由嗎？當然不；他們的行為侵犯了別人的人身和財產，即侵犯了別人的自由。他們的為所欲為事實上傷害了自由，而非伸張了自由，所以其行為有何自由可談呢？真正的自由是，你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的前提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及其生命所延伸出的私有財產。
簡而言之，在古典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就是免于強制。每個人都擁有自身，以及擁有自己通過勞作與交易所獲得的財產。他人不可強迫你去做違背你意愿的事，同樣也不可未經你的允許拿走你的財產。在哲學上，這種自由的觀念被一些人稱為消極自由。換句話說，有些人表示人們同樣擁有所謂的積極自由，譬如，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條赫然觸目：“免于匱乏的自由”；但在現實中，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個游手好閑、不思進取、好吃懶做的人也有“免于匱乏的自由”嗎？若有，這類積極自由實則是一種特權，它必須強制他人出于義務提供某種好處；這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不能接受的，除非是雙方自愿簽訂的契約，否則這必然要侵犯他人的財產——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何談自由？
依據上述道理，繼續推理的話，自由還衍生出一層意思：自己要承擔起責任。前面說到自由意味著別人不能侵犯你的人身和財產，同樣你也不能通過強制力去掠奪侵犯他人。此時，你若想獲得好的成績、好的事業、好的生活，那便意味著你需憑借你個人的才智及努力去創造和賺取你想要的一切。當然，如果有別人自愿資助于你或滿足你的愿望而無需你努力，這完全沒問題，但在大多數人的大部分生命里，坐等天上掉餡餅無異于待斃。
你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他人又免受你的強制，你自然就得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自負盈虧。更多的責任難免會讓你遭遇更多的辛酸與挫折，然而，這終究是一個獨立的自由人必經的成長與進步之路。
所以，自由意味著什么？
自由意味著自我擁有。
自由意味著不侵犯。
自由意味著責任。
外二篇關于資本主義的三個流言
關于資本主義，有三個流言可謂相當普及：
支持資本主義是為企業著想、替商人撐腰。
資本主義導致收入分配不公。
資本主義是近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這三個流言在國內外都相當常見，那它們錯在哪里？針對這三個誤解，我作以下簡答：
（1）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自由市場意味著商家之間的自由競爭，商人們為了掙錢，都要比拼著提供更好的產品與服務；這個過程能使商品和服務更物美價廉，所以，消費者受益。但這對各個商家企業自身來說是殘酷的，因為它們必須努力保持競爭力以免被市場淘汰；資本主義促使商人奮力創造價值，也正因如此，有些企業和商人并不喜歡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形式對自己的鞭策——他們希望限制別人跟自己競爭。
合法地阻礙別人參與競爭的方式是請政府介入，通過立法抬高門檻、加重審批、強化管制，盡量將未進入市場的潛在競爭者排斥在外、將市場內的中小競爭者排擠出去，而抬高的門檻與增加的成本對大企業的影響相對而言微乎其微。因此，有財力、有人脈的大家伙往往會是這類政策法規的推手，甚至有的法案干脆直接由巨頭企業草擬了。這種權力對市場的干預滋養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壟斷（自由市場中角逐出來的所謂的“壟斷”巨頭則與此完全不同）。這個使享有特殊利益的企業舒舒服服過日子的制度，早已不是資本主義了。
（2）人與人之間的素質能力等方面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人與人之間所創造的價值也會各不相同。在資本主義下，無論你是勤奮努力還是天資過人，只要你創造的價值越大，通常你收入的回報越多。如此導致的收入差異，在我的世界觀看來不能稱之為不公。
更重要的是，“分配”這個詞暗示著有一個中央的人或機構掌管著所有財富，并由它負責財富分發的比例。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并不存在一個負責分配財富的中央分配者；每個人的收入都由市場決定，即由無數的個體在千千萬萬的交易中生成。所以，如哈耶克所說，當有人聲稱資本主義導致分配不公時，這就好比說“藍色質量大”、“石頭有道德”這類語法正確但毫無意義的句子。
人們指責資本主義“分配不公”實際可能是對貧困人群的擔憂，那如何能改善窮人的處境呢？最有效、最可持續的方式恐怕是更多、更深入的資本主義。人類從19世紀初開始，財富發生爆發式增長，大量人口脫離貧困，這并非因為19世紀突然爆發大量打壕分地或忽然出現大量慈善福利，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市場的繁榮、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把蛋糕做大才是首要的，況且自愿分享現有蛋糕的慈善捐贈在資本主義中毫不罕見——人越是富有，才越有能力和意愿去資助他人。
（3）2008年前后震撼世界的次貸危機壓根兒不是資本主義的錯。次貸危機的根源有兩點：
一，美國政府積極干預房貸市場，向本來不該得到住房貸款的人增發法定貸款，因此很自然地，出借方會降低對貸款人信用標準的要求，也會放松資格審核的要求。
二，聯儲為了扭轉2000年納斯達克泡沫破裂以來的經濟低迷形式曾一路下調利率，并將利率壓低在1的水平直至2004年，此一輪信貸擴張為下一個泡沫埋下伏筆，那就是當時如日中天、高歌猛進的美國房市（2008年危機后聯儲實行了零利率量化寬松的重磅信貸擴張，意圖“救市救經濟”——沒錯，聰明的你一定發覺到又有泡沫了，而且是更大的泡沫）。
以上干預都不是資本主義應有的行為，那憑什么將危機怪罪于資本主義呢？其實許多人所反對的是“權貴資本主義”，但“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詞有極大的誤導性，因為它并不是一種資本主義——更準確的稱呼是“官商社會主義”，即權力與商業串通下，對資源進行的分配。比如，當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大而不倒（too逼gtoofail）的企業獲得美國政府援助，避免了本該到來的清算，這相當于讓全國人為那些企業的損失買單——這嚴重違背了資本主義的理念；在自由市場中，每個人都該自負其責、自負盈虧，該破產的破產，該血本無歸、就血本無歸。
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還存在著很多誤區。為資本主義辯護，實際是為自由與繁榮辯護。(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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