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廠”（ap）這個詞是左派人士給那些在他們眼中條件差、薪資低的工廠的一個侮辱性的標簽。
對“血汗工廠”的抨擊，這其中有工會團體基于自身利益而刻意抹黑資本家，不過，大多數人只是單純地出于善心與好意。但我們都清楚，好的意圖不等于好的結果。
在左翼批判的“血汗工廠”中，幾乎不存在強迫工人勞動、不準工人辭職、將工人視為奴隸的工廠。恰恰相反，工人們是在積極主動地應聘這些“血汗工廠”的崗位——這個自由選擇非常重要，因為自愿的交易是互利雙贏的，一個人之所以選擇進入某家工廠，那是由于當下其它的謀生之道對此人來說更糟。很不幸，有很多“進步人士”不假思索地反對“血汗工廠”，導致過一些“血汗工廠”迫于壓力或被關閉、或是撤資的情況，結果是許多失業的工人不得不回村務農、拾荒、流浪等等，過上了更絕望、更血汗的生活（也許，在左派小清新眼里，這是田園牧歌、逍遙自在的生活）。
所謂的“血汗工廠”往往是資本累積初期必經的過程。當一個地方一窮二白時，缺乏資本和人才，外部資本這時進入建廠招工創造了大量更穩定、收入相對更高、更有吸引力的崗位，否則不會有那么多人涌向工業地區。工廠最初為壓低成本不注重環境，或許給達地區的人們造成條件破陋的觀感，然而此時展中地區的工人更關注的恐怕不是工作環境如何，而是收入。在我國的不少工廠里，工人甚至會搶著加班賺錢，不惜行賄以獲得加班機會。
資本不光帶來了就業，也帶來了設備、技術、管理和培訓。起初工資之所以低，是因能勝任技術含量低的勞工供給量大，但許多初級工人會逐漸成為熟練技師，掌握更多的知識，掙得更高的收入，生活也得到更大的改善，同時使他們的下一代可能擁有更高的起點；這就是人們改變生存境遇的上升階梯，最終是整個社會與經濟的展。
“血汗工廠”在歐美達國家的消失并非因為管制和干預，而是因為工業化后經濟水平的提高、產業的升級淘汰了本土的“血汗工廠”。事實上，“血汗工廠”逐漸變得不那么血汗、企業福利越來越多恰恰是生產效率的提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促使資本家自作出的應變，這一切不需政府的干預或善人的呼吁；譬如，雙休日制度源自棉花作坊對猶太職工的照顧（注：猶太教的安息日是周六，而基督教在周日），后來汽車巨頭福特公司在2o世紀初將每周休兩天的作息先普及開來。
富士康可能是“血汗工廠”的典型，經常被中國及西方媒體大肆攻擊，但那些批評是無稽之談。富士康的生產不僅讓許多商品物美價廉，且創造了數十萬人的就業——試想，若富士康殘酷惡劣地壓榨工人，在市場經濟中，它怎能形成如此規模？有人將企業的利潤視為原罪，但事實是利潤的增加方能讓企業提高工資的支付，以便留住人才與勞力。無奈，有些人未給工人過半毛錢，卻愛揮舞道德大棒指責給工人提供掙錢機會的資本家；他們不考慮取締“血汗工廠”的后果，大概只在乎自己身心舒暢、道德升華的錯覺罷了。
為“血汗工廠”辯護其實更多的是為工人的前途與福祉辯護。在市場經濟中，那些所謂的“血汗工廠”實際是許多人通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工廠”；那里沒有暴力與壓迫，有的是人們努力改善生活的相互協作。經濟的展及財產的保護才是解決貧困、優化環境、淘汰“血汗工廠”最有力的方法。要謹記：商業是最大的慈善。
外一篇干預收入的法規與有意或無意的傷害
導言：好的意圖有時帶來壞的結果，何況某個意圖起初還是壞的。只有理解了收入水平真實增長的源頭，才能避免心懷善意地弄巧成拙。
通過行政干預來提高勞動人民的收入所得，這一充溢著“愛心”的主張在社會中最直接的實踐方式便是對工資水平的立法干涉，其中，世界上最常見的要數“最低工資法”。全球除了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少數國家無最低工資規定以外，大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設置了最低工資標準，并且，此制度的標準線在諸多地區均在冉冉上升。
以美國為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15時薪法令的呼聲及游行此起彼伏，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兩大州于2o16年春季先后宣布了提高本州最低工資標準的法案，這些法案計劃將現在每小時7.25的最低標準在2o22年之前升至每小時15。加州州長杰里·布朗（JerryBron）更是手舉簽署完畢的文件，義正辭嚴地說道：“雖然最低工資法在經濟效率上是說不通的，但它在社會道義上的每一絲一毫都是合理的。”
然而，任何誠實且兼具常識的經濟學家，即便在其它方面齟齬不入，都能指出布朗州長此話的問題所在——除非您認為讓欠缺技能的初級勞動者面臨失業、丟掉收入來源符合您定義的“社會道義”，那您這句話才可謂通順。
市場中最基本的供求關系已說明，當其它條件不變，一件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上漲會使對此商品服務的需求減少（同時供給增加）；勞動力價格的變化也毫不例外地會產生相應的影響——不信的話，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資翻倍，然后觀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會對你的報價作出反應。
實質上，最低工資標準限定了勞動力的最低價格，其結果是，生產力水平低于此標準的員工極可能遭逢被辭退的處境，因為他們給企業創造的價值小于企業依法必須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許，企業通過精簡員工、調整工作職責、削減公司福利等方法壓縮成本，未致使每一個原薪酬低于新標準的職工統統被解雇，但這類職工總體所面對的失業壓力無可避免；他們中的多數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業而歸零了——諷刺的是，這類人正是最低工資法期望“幫助”的對象，結果反倒傷害了他們，不過不用感到驚奇，因為這條法律起初的意圖就是傷害。
索維爾（Thomassoe11）、威廉姆斯（a1teri11iams）等經濟學家整理過許多早期最低工資法的材料，展示了當時推行最低工資法**裸的歧視背景。這種針對尚處于底層的異族的排擠，由于近一個世紀前并無今日過為已甚的政治正確，所以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來。
譬如，2o世紀初，一位哈佛教授（arthurhobe）如此贊賞澳大利亞的最低工資法：“澳洲的最低工資法有效地保護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讓他們很大程度上不必與有色人種在就業市場中生競爭，特別是與中國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經濟與工資委員會在報告中稱：“……盡管沒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業，但通過設置最低工資法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因為最低工資標準被設置得非常高的情況下，（普遍技能初級的）原住民將不太可能受到雇傭。”；1925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出臺的最低工資法意圖明確，就是要把日裔移民從伐木業中驅趕出去；1931年美國政界決定遏制有色人種勞工不斷壓低白人工會競爭力的勢頭，頒布了個聯邦最低工資法（davisBact），規定了聯邦公共建設項目的最低工資標準，關鍵是將黑人拒之門外。
除了歧視外族，企業利用此法為自己爭奪優勢地位也頗為常見。例如，1938年，美國實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資法（FairLaborstandardsact），而推動此法的重要力量來自美國東北地區的紡織廠——這些紡織廠現自己競爭不過南部地區的同行，主要因為南方紡織廠的勞動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締南方的紡織廠是不可能的，它們隨即靈機一動：用最低工資法拖累那幫家伙呀！
迄今，不少商業巨頭仍深諳此道，沃爾瑪和好市多（costco）就屢次鼓吹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反正它們給員工的最低薪水本來就高于它們呼吁的標準，所以更高的標準對它們自身毫無影響，但新標準會強迫原來只支付得起較低工資的中小規模商場抬升薪水，即通過法律加重中小商家的人力成本以達到傷害競爭對手的目的，最終這類中小企業可能不得不裁員，乃至關門大吉。
工會亦是推動最低工資法的主力軍之一，但至少在美國，工會向來保護的都是自己工會的會員，而傷害無會籍的工人或是被它們稱為“工賊”者都是不手軟的（眾多黑歷史，此文不贅述）。工會依靠最低工資標準可消除掉不少外部的競爭，可就在最近，由于加州準備逐步將最低工資標準升至15時薪，有些工會現自己的會員也可能要被失業壓力所波及了，于是洛杉磯的幾個工會已開始向政府申請最低工資法的“豁免權”，換句話說，它們希望自己的會員免受被依法強制漲薪至15的待遇，就維持低于15的現狀挺好——這一幕既滑稽，又反映出它們對此法的作用心知肚明。
當然，如今很多支持最低工資法的人不再持公然歧視異族的觀點，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打擊中小競爭對手，但是，無論意圖好壞，對缺少技能和經驗的初級工人造成的傷害效果是一致的——最低工資法相當于把就業市場中最底部的幾級階梯抽走了，它給很多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在初入職場時增添了障礙；最底層的階梯原本能幫助這些處境不佳者獲得培訓歷練的機會，諸如準時出勤、態度端正、與人協同合作等素質并非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常常需要后天習得，可是，最低工資法剝奪了這一在最底層作積累的機會，他們無法與企業自由簽約，連一開始都托足無門，何談往上爬升呢？
這時大概會有人滿懷圣母慈悲地表示：任何工作的人都有權收獲足以支撐家庭生活的報酬。且不論這“生活”標準怎么定，事實上很多一開始處于不利地位者皆為年輕人，他們還未組成家庭，這些入門工作本身也非終生供養家庭之職，如若某人工作十年還停留于簡單的入門低薪崗位，那幾乎可以肯定是此人自身的問題。更何況之前強調過，強制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只會令他們大量失去機會，而不會讓他們每個人的收入魔幻般地上漲。
凡是從善意的立場為最低工資標準辯護都站不住腳，這一點明白易曉。雖然上文只談及最低工資法，但相信聰明的你能夠在干預工資收入的法規上舉一反三，有更深入的認識。
再淺舉一例，社保是許多國家都強制要求個人和企業繳納的。現假設一個十分簡化的場景，你每月名義工資1o，ooo，扣稅繳納齊全后到手7，5oo，而企業依法還需為你繳納4，ooo，此時看似這4，ooo是國家通過法律為你爭得的福利；如果無強制性的要求，企業怎會額外支付4，ooo的保障呢？——若這么想就天真了，因為站在雇主的角度，只分用工成本，雇你的開支是14，ooo，從另一方面說，平均下來每月你創造的價值起碼大于14，ooo（否則此雇傭關系對企業來說是虧本的）。接著假設，你做此工作創造的價值是15，ooo，企業每月雇你的利潤則為1，ooo[注i]，那么，如果政府突然取消了強制繳納的各項費用，企業是否會照老樣子繼續支付你1o，ooo的名義工資（保有5，ooo的利潤）？
在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不會的，因為其它的企業看見可觀的利潤會樂于抬價挖走你；a公司給你出價12，ooo，B公司愿付你13，ooo，c公司給你工資開到14，ooo……在越自由的市場中，你的工資會越接近于你所生產的邊際價值——市場中的勞資雙方是平等的，企業、老板、資本家越多，員工的議價能力才越強，這個道理并不難懂。因此，出于善心強制企業為員工繳納的費用，貌似是通過干預為勞動者謀得額外收入保障，其實只是縮減了勞動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而那些被征繳上去難以支配的收入大可視其為對勞動者的傷害。[注ii]
許多人對干預收入的法規抱有各種幻想，說到底，是因為不理解人們工資收入水平是緣何而上升的，有的人甚至以為上漲僅僅取決于老板們的慷慨程度——這是格外童真的看法。那么，將通貨膨脹的噪音過濾掉，人們真實收入水平的總體上漲源自何處？
源自生產力的提升；資本的投入、技術的革新、工具的改進、人員的熟練等等提高了生產水平，讓商品更加豐富充盈、更加物美價廉，使得人們手中等值的錢能夠擁有更高的購買力——這才是人們變得更為富裕、真實收入水平總體上升的根源。
若干預收入的法規真能使人收入上升擺脫貧窮，那直接建議非洲窮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當地企業多繳各種費用，非洲人民的貧困問題、生活保障問題豈不迎刃而解了？把最低工資標準直接升到每月1，ooo，ooo，人人豈不都成百萬富翁了？——是的，只需稍加歸謬，便可輕易看出其中的荒誕之處。
人們變得富裕、收入的提高都不是一紙法令推動的，而是靠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展。實際上，只要符合自由的倫理，即沒有欺詐或強迫，雇主與工人之間的自由簽約一定是雙贏的，有了起點才有未來改善境遇的無限可能——自由方是繁榮的基石、幸福的源泉。
[注i]：時常有人將企業支付給工人的錢低于工人創造的價值詆毀為“剝削”，這種不健康的觀念亟需糾正。要知道，有利潤，才吸引投資，有了投資，最終才有經濟的運轉和展等等等等，這才有的就業啊。
[注ii]：不談應該與否，各種“缺口”已非新聞，例如，美國的unfunded1ia逼1ities是以萬億美元為單位計的；即便沒有違約、順利拿回，恐怕也早已貶值。(未完待續。)8
，歡迎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