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網絡文學為何能夠在近20年在傳統文學式微之際紅紅火火，反而繼承發揚了明清華夏長篇械由相對純粹的自由作家創作的優良傳統？看完下面的文字你就明白了。
很多人下意識的在回避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其實古代也是有宮廷文學御用文人的，但真正優秀的作品，無論是金瓶詞話還是紅樓夢，或者官持形記，乃至蜀山封神演義這些，其實都是放在現在就是完全自由的網絡作家才可能寫出來的。
先閱讀文癢品，然后才可以展開對該作品的批評，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然而，不久前，有所謂“新潮”批評家又重申這一常識，他認為，“作為一個文學評論者，應該從大量文本閱讀入手，在閱讀作品的基礎上去討論問題。跳過作品談理論，說到底是舍本逐末。”對此，有媒體以“‘文學批評’不能對文本視而不見”為題進行報道，在文學界引發一定關注。
這位“新潮”批評家對當下文學批評輕文本重理論的不滿，實際上掩蓋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與尊嚴何在？當代文學批評將何去何從？所謂的“新潮”批評家往往對當下文學批評的主要問題——批評范式轉換、審美領導權更替等——視而不見，甚至三緘其口。實際上，這些才是阻礙當下文學批評升級與發展的最為主要的問題。
為了把問題說清楚，有必要先支持一下這位“新潮”批評家，說說文本的重要性。
我們這里說的文本，其實是文本細讀的意思，即在展開批評之前，應該先好好研讀作品、熟悉作品、品味作品，但遺憾的是，這個對文學批評而言近乎底線的要求，在文學界做得卻并不好。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穴業畢業的碩士生、博士生，一談起當代文學來，往往只能談到1990年代，似乎當代文學到1990年代就終止了。這表明他們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基本就沒有關注過，但其中一些人對此不僅不加以反思，反而變本加厲，拿著無知當榮耀，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十分不屑。
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大學中文系教育的不足，尤其是現當代文穴業教育的不足。說實話，之所以出現這樣一些無知無畏的學生，主要是因為在大學中文系中許多老師就認為當下的文學創作不值一提，因而即使講述“當代文學”，也大多講到1990年代就鳴金收兵了。
二是評論界一些“功成名就”的評論家，要么泌趕場，要么礙于情面，要么變油滑了，不讀作品，或者不認真讀作品，就貿然參加作品研討會，或者命筆寫評論，導致評論質量不高，影響自然不好。
我就見到過一位評論家給一位作家寫的評論，短短三侵的文章，竟然有兩千多字談書的裝蛛版式，談作家的出身與工作，其中奧妙，一望便知。在一些作家作品研討會上，也時常聽到一些要么不著邊際，要么顛來倒去的發言，這樣的發言往往也是由于疏于閱讀文本。
三是一些學院派評論家，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對文本研讀不深，或者雖然認真研讀了文本，但卻本末倒置，不是用自己的理論來深化對作品的闡釋，而是用作品來論證自己理論的神奇，致使一些評論文章要么離題萬里，要么生硬乏味，其效果與影響差強人意。對上述三種“評論家”而言，“不能對文本視而不見”的要求可謂合情合理。
不過，就像我們必須承認在文學評論界的確存在“對文本視而不見”的問題，并因此導致當下文學批評遭受普遍質疑，甚至聲名狼藉——不止在一個誠，筆者看到一些評論家在展開批評之前先自我嘲諷忙得顧不上細看作品的不堪情境——一樣，我們也必須承認，在相當程度上，這個問題被擴大化了，并掩蓋了主要問題，或者說，掩蓋了對主要問題比如，“對文本視而不見”的問題是怎樣產生的？）的追問，因為說到底，像上面提到的那三種要么“無知”要么“無畏”的評論者，在評論界畢竟只是少數。
說句實在話，在文學評論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誰“對文本視而不見”，只是心照不宣罷了。有時候，作家之所以需要這些“對文本視而不見”的評論家給自己寫評論，或邀請他們參加自己的作品研討會，要么是因為他們早已功成名就，雖然現在不認真閱讀作品了，但他們的名字就是個好招牌；要么是因為這些評論家手中掌握著諸如刊物之類的話語平臺，而有這樣的平臺，讀不讀作品就是次要問題了。
行文至此，問題逐漸鋼出來：當前文學批評公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價值評判——既缺乏審美價值評判，也缺乏歷史價值評判。
在當下的文學界，作家之所以需要評論家寫評論或者邀請評論家參加自己的作品研討會，當然希望看到深刻的評論文字或聽到精彩的評論。但說實話，這在當前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希冀了，更多的時候，作家們是花錢賺吆喝。
他們更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為自己賺取名聲，擴大自己在文學界的影響，從而為自己以后的創作鳴鑼開道。
說句良心話，現在文學創作數量那么大，特別是近幾年，每年光長篇械就有4000多部，加上中短篇，那數量就更加巨大了，好作品還是不少的，尤其是一些中篇械，放在世界范圍內看也毫不遜色。
不止一位評論家有此認識。但遺憾的是，面對這樣的文學事實，我們很少能看到發自肺腑的、帶著濃郁的贊賞之情去肯定某部優秀作品的評論文章，也就是說，我們連表揚的激情都沒有了，我們寫下的，只是一些溫吞水般的文字。
與此相對應，面對那些糟糕的作品，我們更是很少看到發自肺腑的批評文章。讀一讀汗配棟的評論文章，就會發現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學的黃金時代，我們面對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好作品、大作品，尤其是那些名作家的作品，更是被捧到了天上。
可只要認真讀一讀這些作品，你就會大失所望，因為你發現，作品跟評論家的評論大相徑庭。正是這種價值評判的缺失或者顛倒，使我們的文學批評喪失了公信力。與此相關的是青年評論家的尷尬：作為文學界，尤其是評論界的新生力量，青年評論家往往是認真閱讀作品、撰寫評論的人，而且其評論有一定的生氣和活力，但由于評論界重資歷不重水平的“潛規則”，導致這些青年評論家在相關活動中只是叨陪末座，有時甚至只是點綴。
長此以往，一些青年評論家也漸漸“開了竅”，開始舍本逐末，不再重視研讀作品、提升批評能力，而是想方設法經營人脈，積攢資源，靠資源或人脈“混”評論界，走終南捷徑。如此一來，難免惡性循環，每況愈下。這才是“對文本視而不見”的根本原因。
那么，問題又來了：文學批評為什么會價值評判缺席？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隱含在上面的敘述中，簡言之，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學批評已經過度職業化了。現在文章署名“文學評論家”的人很多，可以說一抓一大把，但“真正”的“文學評論家”是誰，作家們心里很清楚：一是作協中分管創作研究的各級領導、專家；二是有關文學報刊的主編、副主編、編輯；三是高校、研究機構，尤其是知名高校、研究機構中研究現當代文學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
這么一梳理，問題就清楚了：文學評論大致就是這個圈子里的事兒，只要進入這個圈子，就有“活兒”干。有了這樣的“制度保障”，“評論家”的競爭心自然就淡了，作品好壞慢慢也“相對論”起來。
這樣，價值評判不缺席才怪呢。現在，大家對評論界的一大意見就是“宏觀批評，微觀肯定”——從整體上談文學，全是問題，亂象叢生；一談具體作家作品，全是大作家、好作品——就是這一問題的表征：文學批評都成了“面子工程”。在這種大環境下，出現個把“對文本視而不見”的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這就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了，即批評范式轉換的問題。
為什么要轉換批評范式？原因很簡單：上述評論界的種種怪現狀，是1980年代以來在一定范圍內形成的批評范式“西化”和“新潮”化的結果，因而，要想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就要轉換這一批評范式。
關于這個問題，有“新潮”評論家認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叫批評家的，“那時候批評家大部分是官員，要么是雜志主編，要么是報紙主編”，“他們做批評不是看械寫得好不好，而是看是否符合文藝政策”，“那個時候，批評家有生死予奪的大權。
一部作品被一批評，這個作品可能就壞了。批評家說這個作家有很大的影響，那就飛黃騰達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這段略顯戲謔的敘述，展現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文藝批評的基本狀況：由于文藝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核心事業，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重視的結果就是深度介入、強化領導，強化領導的手段就是加強文藝批評。
因而，那時的評論家，大多是黨和國家文藝領導部門的工作人員、管理人員，有的甚至是高級領導人員，比如周揚，在建國后曾任分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但他同時又是舉足輕重的文藝評論家。茅盾、林默涵等人，也大多如此，既是黨的文藝領導干部，又是不可或缺的優秀評論家。
這種批評范式在新中國初期的文藝建設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進了社會主義文藝，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的發展。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比如文藝批評中的庸俗社會學問題，比如文藝批評有時演變為政治批判乃至階級斗爭的問題，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帶來了一定的傷害。
因而，新時期以后，伴隨著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黨和國家也適度地從具體的文藝批評領域退了出來，逐步將具體的文藝批評讓渡給大學教授、相關部門的管理、研究人員，使其逐漸專門化、職業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謂“新潮”評論家，一方面通過“重寫文學史”等方法，重估“革命文藝”，逐漸將其邊緣化乃至污名化；一方面通過褒揚“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及其代表作家，樹立了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合法地位，實現了審美領導權的更替，而他們也在這一過程中確立了自己在評論界的聲望與權威。
應該說，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新潮”評論家還是很有精英意識和專業精神的，這使他們的評論不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準”。但是，隨著中國社會市朝進程深入，隨著消費主義流行，這種精英意識和專業精神也逐漸云散，這種專門化、職業化的批評范式也逐漸失效，文學批評門檻越來越低，標準越來越隨意，逐漸市朝、世俗化乃至市儈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就已風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評論家是以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審美領導權取代現實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的，因而，他們在進行文學批評時不僅不能敝客觀，而且還相當偏執。
比如，在“重寫文學史”時，他們對革命文藝幾乎全盤否定，而對與他們“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則不遺余力地予以褒揚、肯定。比如，在談到“紅色經典”時，有“新潮”評論家一口咬定“這個概念不科學”，因為，“只有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千錘百煉，精益求精，才能夠稱為‘經典’。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的國家，如果要找經典作品，只能是從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而所謂當代文學史發展到現在也才五十多年。
‘紅色經典’，這個概念本身對‘經典’這個詞是一種嘲諷和解構”。在這里，時間長度是經典與否的唯一標準，然而當談到他們的“同時代”作家賈平凹的長篇械秦腔或余華的長篇械兄弟時，這個時間標準就失效了，他們就不假思索地將賈平凹的秦腔與沈從文的長河比肩，將余華的兄弟與拉伯雷的巨人傳并排，直言“兄弟是當代的一部奇書，對余華來說，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從天而降的創作奇跡”。
這樣高的評價，簡直比經典還要經典，可他們可能忘了，這兩部作品距離他寫評論文章不過幾年時間，真不知道他們是以怎樣的標準將其奉為“經典”的。這種只看重“同時代人”的偏執，也是當下批評標準混亂的一個表象。他們對70后作家的評論，也或隱或顯地存在這樣的問題。
可以說，隨著時代的發展，當前又到了文學范式和批評范式調整的關鍵時期。因而，對當下的評論家，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批評的青年評論家而言，第一要務并非文本細讀，而是批評范式的調整，是審美領導權的更替。
如果我們無法在對包括“革命文藝”在內的所有優秀文學遺產進行有效繼承的基礎上實現批評范式升級和審美領導權更替的話，即使細讀一切文本，在文學的疆場上，我們仍將一事無成，仍將是徹底的失敗者。反之，我們可能會遭遇困難甚至失敗，但我們也可能創造一個新世界。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傳統文學所謂的反思了。真心說起來，傳統文學大抵是從1949年開始的樣板戲和艷陽天到后來的傷痕文學，改革械，尋根械其實就是從緊跟政治慢慢轉變成遠離政治。而這兩條路都是不可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這其實就是傳統文學式微的根本原因。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網絡文學大抵是做到了這兩句話。純粹的文人，不受干擾的寫作，才會有傳世之作。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2005年，******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的發問。其實答案就是大學不純粹，現在的教育制度就沒想過去培養大師和人才。
大學就是小社會，名利場。各種協會都是完全失去了本來意義。在這個時候，網絡文學或許是幸運的，就像蓮花那樣，能夠從淤泥一樣的氛圍里面鉆出來■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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