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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轉眼間就到了六年半以后。
新朝二十年的春節漸漸臨近了，張海卻沒有再像剛剛西征回來之后那樣如同荒廢青春一般的閑暇下來只同家人休閑娛樂，更不是像過去那樣主要在西院里依靠那些剛剛成熟起來的孩子們一起主要在文件之中執掌天下，而是有了條件可以隨時的往來于南京城內的各部之間。身邊的親信也大多不再是當年上過戰場的功臣宿將，而是新朝開國以來新培育起來的一代年輕人中的可靠者與佼佼者。經歷了不少事情和風雨之后，盡管張海多少有些惋惜，當年西院里的小女孩們除了十來個人以外大多在李千蘭那件事之后主動選擇了出家退隱，不再讓張海為難。長久以來，家奴之外“缺乏可靠而可信的人”這一自古以來的君主政權所面臨的根本障礙終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如果說以前的新朝是變態的古代政權，那么如今則已經向近代水準的政權演化了。
因為沒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有其他更優秀的政治勢力競爭，新朝的“青年團”在很大程度上要比近代蔣政權時代的“三青子”更為廣泛，也更為鞏固。
宋子悅、長大后的小慧蘭也都紛紛離開了西院，在外面成家立業。當年的石壘、馬輝、劉棟、王新盟等宿將重臣大多還擔任要職，但是各部門的權力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需要這些當年的親信事畢躬親似乎如君主一般忙碌了。
張海雖然沒有像起事的時候乃至天下剛剛統一的時候那樣憤世嫉俗，但也沒有太多的軟弱。在新興權貴婚姻原則上，堅持曾經的“帝王標準”，那就是：凡州府以上正職干部、西征以前的營職位干部、英勇勛章獲得者等功勛世家及其直系子嗣們的婚姻問題必須經過中央調查組的審查，原則上禁止所謂的“門當戶對”
反對“門當戶對”也成為新朝十三年之后在全國范圍內的一場“反對舊時代家族主義”的文化整風運動。
盡管從平等主義的現代自由婚姻的角度上看：在自由婚姻的時代，夫妻兩人的家世背景乃至收入地位大致相差不遠更有利于相互制衡心中的貪念惡念，更容易形成比較良好的家庭環境。但是在此時的新朝，張海卻并不認為題幾句崇尚家庭但反對家族主義，根深蒂固的舊時代影響就能被迅速破除了。
張海并不反對所謂的“階級固化”，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從原理上說給社會帶來的負擔明顯要比“自由發展型叢林社會”輕的多。就像貴族勢力強的歐洲反而長期能夠維持比傳統中國或美利堅更小的貧富差距和更和諧的社會一樣。但是如果這個所謂的“階級固化”是建立在精英權貴階層的能量不斷壯大的基礎上的，那么顯然就會成為嚴重的問題了。如果不像老毛或斯大林那樣定期“運動”，而是從規則和制度上入手，那就只能要求一定范圍內的“權貴階層”在婚姻問題上必須吸收“下層血液”，甚至不論男女均要求“吸納無產者和無背景者”
如果是一個尋常的舊式君王，就是像漢武朱元璋那樣的都未必能管的了這種事。但張海并不是這一類沒有特別依靠的傳統君王，在從文化宣傳到暴力機器的強壓之下，盡管不少地方上都在想著辦法通過遠親打擦邊球，但是毫無疑問：新朝從上到下的整個統治層曾經剛剛顯出一點兒苗頭的新利益集團形成的速度被大大的打壓了。加上同其他王朝并不相同的是第一代骨干從起事的時候開始就有意選擇那些年少孤兒至少是沒有太龐大宗族背景的人，這些都導致新朝的新利益集團雖然還在形成之中，但規模卻遠遠小的多，僅僅如一些官僚一般體現在一般的商政“盟友”式的關系上，就是張海的第一個子女張慧蘭也并不例外。
張海沒有耽擱張慧蘭的婚事。在新朝十七年那年，小慧蘭剛滿十六歲的時候，在張海的安排下張慧蘭就與新朝最高學府火炬學院的一名從京學畢業四年的杰出年輕人陳征成婚了。對于這種“包辦婚姻”，雖然閑書上往往都描述的棒打鴛鴦一般，但即便是在家族主義的影響力衰退不少的新朝。對于父母安排的婚事，大多數傳統中國人還是選擇接受。就像張海前世的家鄉河北保定在新中國剛剛解放的時候雖然很多干部受新文化熏陶多年，但是對于“父母之命”多半選擇遵從。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后世現代大多數國外也包括二戰戰敗后的日本在內，都已經確立了“個人為主”，“小家為重”的原則。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原則上重于父母乃至上一代人。可是在“三十而立”的中國，大多數情況下父母的恩情是僅僅認識幾個月到幾年的配偶根本無法相提并論的。“先救誰”這種問題也根本不會在這個未受西方化影響的時代存在，因為答案豪無疑問。
抱著底層出身的本能警惕，張海為張慧蘭所選擇的陳征并不是一個看起來完美無缺的“五好青年”，而是一個專注于經濟調查、哲學研究的學者者型青年，而在人際關系以及言談舉止方面卻并不十分擅長的典型“中國式知識分子”。陳征當然也有優勢的一面，那就是在文章方面有這最典型的“新朝思維方式”，并且從文章上的文風上來看完全不像是一個內向的學者。
“壬午年轉眼間快要過去了。從前年到今年，陜西、河南、甚至浙江都是一連串的大旱，不少地方的蝗災水災也不消停。年景甚至可以說是新朝立朝以來最差的一年，不知道今年的經濟形勢大致如何。。。”通往中華書局的路上，張海與陳征獨自在一起的時候，稍稍談起了有關新朝十九年年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