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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鄧謙，吳名沒有什么可以隱瞞的，雖然沒有和他明說，但吳名也相信，憑借著這個老家伙的智慧，絕對不會沒有察覺的，只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雙方還不能攤牌，確切的說大家都在裝糊涂。（)
“世叔，你知道我是一個干大事的人，請幕僚的事我也不是沒想過，就是擔心他們和我不是一條心。”
這句話說的已經很露骨了，鄧謙看了吳名好一陣子才問道：“賢侄，你曾經幾次和我講過要做大事，能不能告訴我，你所說的大事究竟是什么？”
吳名的嘴角向上彎了彎：“世叔，這幾年天下大旱，流民遍地，朝廷不僅不賑濟，反而橫征暴斂，如今張獻忠和李自成的匪亂已經有燎原之勢，關外的通古斯野人磨刀霍霍，東林黨人把持朝政，大肆排除異己，朝廷內部黨爭則越來越嚴重，根本無心與政事，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還能支撐幾年？”
“圣上乃是英明之主……”鄧謙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驚訝的張大了嘴巴：“賢侄，你不是想……”
吳名微笑著擺了擺手：“世叔，今天就我們兩個人，咱們兩人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不要和我說什么皇上是英明之主之類的話，如果他是英明之主，朝綱就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稍微停頓了一下，給鄧謙一個消化吸收的機會，吳名又說道：“任何一個王朝，都必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古代先賢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你認為在這一方面崇禎皇帝做的怎么樣呢？”
聽到吳名一口一個的喊著崇禎兩個字，毫無尊敬之意，鄧謙不由得皺起了眉頭：“朝廷雖然在這方面做的略有欠缺，但也實屬天災**所致，朝廷沒有錢糧，那里有能力賑濟百姓。”
“非也，非也，朝廷不是沒有銀子，而是被既得利益者奪走了。”看了看杯子里的茶水，吳名找到了例子：“就拿茶稅來打個比方吧，正是因為東林君子對茶稅的改革，僅浙江一省就從萬歷、天啟年間地二十萬兩白銀，降低到每年十二兩白銀，難道這還說明不了問題嗎。”
看到鄧謙的眉毛不由得向上挑了挑，吳名繼續說道：“咱們再說說海稅吧，東林黨人和海商本來就有千絲萬縷地聯系，他們向皇帝提出應該恢復“禁海”，并污蔑萬歷皇帝開海禁派太監收稅是嚴重違反祖制，是一個極大的惡政，而且這幾年連綿的天災也似乎證明了收海稅的極端非正義性，所以皇上的好大喜功影響到了他的決策，認可了東林內閣的判斷，下令各海關的太監回宮。”
“從萬歷年間興海貿以來，海關稅一直是大明財政一大支柱，也是內幣的重要來源，到了萬歷四十年的時候，萬歷皇帝每年能得到四百萬兩白銀地海稅。但從崇禎元年以恢復禁海令的名義停收海關稅后，內庫就再也不能從日益繁榮的海貿中得到一兩的銀子了。讓人奇怪的是，禁海之后并沒有影響到江南的出海貿易，那么，這筆錢跑到哪里去了呢，顯然都被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富商裝到腰包里了。”
吳名越說越起勁，絲毫也沒有顧忌鄧謙臉上的表情，喝了一口茶之后繼續說道：“然后是絲絹稅，萬歷皇帝認為如果商人販絲織綢一定能賺錢，所以他收工商稅，而東林黨人則認為這叫“天子與小民爭利”，是招來天災的原因之一，這次的免稅計劃自然也要把它廢除，崇禎又一次對此表示贊同。”
“還有布稅，如同唐宋時期一樣，明朝本來也規定了百姓和各級官員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黃本來就是皇帝的顏色，大紅則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萬歷天子親政后，他為了多收稅就放開了對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內就出現了小民同官員在衣服上爭奇斗艷地現象。”
“感到斯文掃地的官員就向萬歷提出抗議，并質問皇帝如果他現在不顧官員的體統亂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黃色的衣服又該如何。結果萬歷回答說只要織布的商人肯交稅，那他覺得賣黃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這樣再一次被皇帝的無賴打敗了，布稅該收還是要收，萬歷皇帝的內庫也因此而更加充盈。”
“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子一朝政，崇禎登基之后，根據文臣的要求廢除了各種“與民爭利”，并且違反祖制的稅收后，新任的皇帝享受到了他祖父、父親和兄長從來不曾享受過的高度贊譽，朝野的東林君子們異口同聲的稱贊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當之無愧地中興之主，并向他保證，根據天人感應的道理，大明很快就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遺憾的是老天爺沒有給他們這個臉面，崇禎年間北方仍然是連年災荒，而且后金仍然還在活蹦亂跳的作亂。”
“崇禎進行了大減稅以后，內庫的收入幾乎完全斷絕，無法再對國庫進行補貼，國家財政日益艱難，所以東林黨又建議加農賦。明眼人都能看打出來，這是典型的殺貧濟富，可是我們好大喜功的崇禎皇帝又一次同意了，由于朝廷養的都是一些貪官污吏，朝廷收一份，他們就敢征十分，結果朝廷沒有收上多少錢，卻把老百姓害的苦不堪言。”
“崇禎天子意圖勵精圖治，后宮厲行節約，皇帝的衣服都打了補丁，說起來算是個好皇帝，可惜被他自己搞得手中嚴重缺錢，于是就規定各省賦稅一定要實收，不許地方官拖延耽誤。同時崇禎和東林內閣認為應該顯示出新朝氣象，決議清查各省積欠流弊，以圖把以往歷朝落下的缺口都補上。”
“以李自成匪亂最嚴重的陜西為例，萬歷朝估算每畝產糧大約能賣銀五錢左右，畝稅是銀兩分左右，加上遼餉兩分七厘，共應四分銀到五分銀上下，在萬歷年和天啟年間，遇到災荒的時候不但會免去這筆，而且還會有相關地賑濟。到了崇禎元年，皇帝的內庫已經無法對陜西災區進行賑濟，不但如此，崇禎還下令要一視同仁的收賦稅。”
“明朝開國時陜西各軍鎮地軍糧、武器、被服都由軍鎮自籌，到了萬歷年間主要由皇帝收來地雜稅進行補貼。現在內幣的源頭既然近乎枯竭，東林黨某些天才又建議按照一條鞭例，把這筆賦稅平攤給陜西災區的農民，折合每畝收兩錢銀，少年天子批準了這個票擬。”
“此外東林黨認為給甘陜軍鎮運輸糧食地費用，也不該完全依賴鹽引，應該有甘陜老百姓來承擔。就這樣原本在豐年被張居正評估為畝產收入可到四、五錢銀地陜西省，天子和東林黨在崇禎元年給當地農民定的地畝賦稅總和，已經高達二兩銀子，超出土地產出的四五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