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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李永吉再次沉默，這次沈世明不再等待，而是立刻開口問：“陛下，這件事您看微臣究竟該如何處理才是？”
“該怎么辦就怎么辦。”李永吉淡淡的道，“既然人已經抓了，就按程序來吧，讓法院那邊去審訊，等審訊出結果，該怎么辦怎么辦，這期間你就不要過多插手了。”
“是，陛下，微臣明白了。”沈世明小心回答。
其實，李永吉這個回答，也在沈世明的預料之中，至少是預料之一。
當初李永吉建立政權的時候，搞了個四不像，明明是*，卻又要玩什么三權分立，把行政權、司法權以及立法權分別獨立出去。
好吧，玩這個也可以，畢竟這三權分立都是在皇帝之下，至少還可以說是普魯士憲政那樣的東西，可李永吉可能是受另一個時空的影響，又畫蛇添足的搞出了一個內務府，這就讓帝國的政治局面完全亂套了，成了一個四權分立的局面。
當然，李永吉當初也是有自己的考慮，畢竟先不說另一個時空某黨一檔專政的很多優越性，就說現實情況吧，李永吉因為有很多秘密，尤其是他的金手指問題，的確應該在國家之外另設一個不受監控的組織，所以內務府的設立也無可厚非。
原本的話，內務府是被李永吉看成壟斷財團一樣的私人集團，但是，當這個內務府跟國家政權捆綁在一起，尤其是跟封建殘余濃厚的中國捆綁在一起，性質就完全變了。
可以這么說，一套制度建立容易。但要維持卻難，尤其是在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會自動的根據自己的需求來發展，所以時至今日，李永吉當初那套皇帝專政下的四權分立政策。早就千瘡百孔了。
如果李永吉還在國內，可能會感受比較明顯一點，但他偏偏老早就出國了，而且一下就呆在國外兩年多，只是偶爾才回來一趟，這就讓他根本無法發覺帝國內部的政治風氣是如何的。
現如今。國務院跟內務府早就捆綁在一起，而這兩個機構因為掌握了國家大多數的權力部門，所以力量完全不對等，在國家政治范圍內，出于絕對的強勢地位。
而當發現國務院與內務府合流一起之后。帝國*院也開始主動向國務院靠攏，尤其是當王韜王伯爵成為帝國*官之后，這種靠攏的趨勢就更明顯了，現在基本都是唯沈世明馬首是瞻，只不過是明面上還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而已。
換言之，如今的中華帝國，內務府，國務院。法院這三大機構，都已經組成了同盟，形成了一股勢力。這股勢力明面上是以皇后殷素素為核心，但實際上因為殷素素不關心國事，整天都在家看孩子，所以真正的主腦就成了首相沈世明。
也就是說，司法權跟司法權，都合流成了一股。這就成了帝國內部最大的一個勢力派別，唯一還沒有合流的。或者說可以稱之為對手的，就只有議會。或者說元老院了。
中華帝國的議會制度分元老院跟議會，實際上就是上議院跟下議院的區別。
由于國情問題，議會，也就是下議院沒有主導權，只有監督權跟建議權，而元老院因為能干預司法以及行政命令，加上元老院的首腦是皇帝的哥哥，義王李永昌，所以成為了唯一能對抗內務府、國務院加法院聯合的勢力。
當然，說句不客氣的話，帝國的內務府、國務院之所以那么快就聯合在一起，甚至連法院也主動向國務院靠攏，跟元老院，或者說跟那位義王也不無關系。
想當初，李永昌自己放棄國務院首相的位子，先一步去美國西部探路，本來算是遠離政治了，可后來他回來了，皇帝卻離開了，然后這位義王又不甘寂寞，明明元老院是個大家公認為養老的閑職，卻被這位不甘寂寞的義王給玩出了花。
原因很簡單，這位義王殿下大概是出國之后心變野了，根本就無法在一個地方長期呆著，所以回國之后，他就帶著一票保鏢跟下屬，開始到處溜達，美其名曰微服私訪，實際上就是游山玩水。
當然，如果只是單純的游山玩水也就罷了，可這位義王殿下太能折騰，每到一處都要鬧出不少事情來。一開始的時候，這位義王殿下每到一處，總能把當地的官場攪的七葷八素，再后來，他直轄區呆膩歪了，竟然連自治省也照跑不誤，每次都得勞煩當地駐軍小心翼翼。
總之一句話，這位義王殿下是真正的憤青，他總想把他那套美好的東西搬到中國來，所以每次看到有什么丑惡現象，都要伸手去管，而且還喜歡搞牽連，一牽連就是一大片。
但問題是，水至清則無魚，尤其是中國剛從滿清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就算國體變了，但一些風俗習慣，還有老一輩的人情世故還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反映到官場上，必然無法全都成為兩袖清風的海瑞。
然而這位義王殿下呢，他之前雖然有過當首相的經歷，可他是什么情況？人家是直接就在中樞，而且當時帝國也是打天下時期，自然一切從簡，所有的行政都是圍繞軍務來服務，自然相對簡單。
再者說，當時李永昌手下的官員，基本都是新招募得來，都在眼皮底下，自然好管理，也好控制，看起來還像是那么一回事兒，好像很清廉似的。
可下面的地方官就不同了，由于歷史問題，地方官都是當地士紳選舉出來的，可中國的情況跟外國不同，選舉出來的地方官，基本都是當地的豪強，雖然不能說都是惡霸，但手腳不干凈卻大都是有的。
另外，地方上能成為豪強。說明大都跟前朝很多舊官僚什么的多少也有些關系，你不深究也就罷了，要深究的話，那問題真的是說不清了。
以前李永昌在中樞，接觸不到這些。也沒空管這些，畢竟那時候光忙著財政以及后勤的事情就夠他忙了，可現在他有空了，于是他愛管閑事的心思就充分調動起來，尤其是當他打掉一票官僚，受到當地百姓高呼千歲跟大青天的時候。那種滿足感尤其旺盛。
在李永昌看來，在中樞處理那些繁文縟節，遠沒有像現在這樣，四處旅游，順便敲打敲打當地官僚。然后享受人民群眾的感恩戴德來的有趣，來的痛快。
正因為滿足感更強，過的更痛快，所以他也就更加樂此不疲，用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打擊各地的土豪劣紳，兼違法官僚的身上去了。
中國如今的情況，是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窮人占大多數，真正的權貴與富豪，就那么點。真要是較真，大多數靠選舉當選的地方官，跟中央朝廷多少都能扯上點關系。
現在好了，義王簡直就是個官場喪門星，走到哪兒，禍害到哪兒。而且因為他喜歡玩牽連，經常連中央的官員也給禍害了。甚至連沈世明的好幾個用慣了的好下屬都被逼辭職。
連國務院都如此，法院系統自然也相差不大。畢竟能當上法官的，肯定是讀書人，而讀書人的家里么，或多或少都不會太窮，就算以前比較窮，一旦族人有人當上法官，這個家族也可以很快興旺起來，這種興旺甚至都不需要這個法官做點什么，只需要有這個事實，地方上就會高看一點。
所以說，當帝國建立，新權貴崛起之后，新權貴的家族也跟著崛起了，這本是一個正常現象，歷朝歷代都是如此。
原因很簡單，在中國，官本位思想依舊是深入人心，就算軍本位強勢崛起，但依舊無法阻擋官本位的強勢地位，甚至軍本位也成了官本位的一個延伸。
那么，在普遍的官本位思想環境下，一旦家里有人在新朝政府當了官，尤其是當了中央的大官，那甭管理解還是不理解這個官有多大，至少在老家當地，這個大官的家族，身份地位就不同了。甚至都不需要這個家族做什么，周圍的人就會自動自發的為這個家族做很多事情。
這就跟前朝有人中舉，然后周圍人送田送錢是一個道理，從根本上說，是大家都希望攀附權貴，都不希望跟新權貴或者新權貴的家族鬧不愉快。
人一旦乍富，加上被周圍人一烘托，內心往往就會膨脹，再加上人多嘴雜，法律意識淡漠，做點什么違法亂紀的事情，也在所難免。同樣的，人不可能一個敵人都沒有，也不可能沒有嫉妒恨的人，所以告密的人是絕對不會缺少的。
因此，李永昌的青天之旅，雖然看似是大好事，但其實根本是做了無用功，因為他打掉一批官僚，新上來的人未必就會比原先的人好多少，甚至可能會更壞。而且新上來的人，因為有過前任的前車之鑒，做事會更隱蔽，實際上更不利于監督。
沒辦法，此時的中國老百姓，根本就沒有為自己爭取權利的覺悟，他們大都是抱團生存，所謂的控訴，大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出自本集體的意志。
至于那些高呼青天的舉措，也不能代表全部，要知道此時中國的城市化程度相當的低，大多數都在農村生活，彼此之間相距很遠，一撥人對你感恩戴德，不等于另一波人同樣如此。
甚至是，地方的民間往往都有私仇，一方得利了，另外一方就有損失，所以歸根到底，李永昌的這個做法對帝國政府并沒有什么實際的好處，他就算處理了一大票官員，可除了為他自己贏得了大量名聲外，對當地的官場根本沒有什么實質性吧改變，甚至還為中央搞出了一堆的麻煩，不利于政治的穩定。
總之，就是因為義王殿下喜歡到處揭發，搞的上上下下的官場都不安寧，所以國務院跟法院就走的越來越近，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當然，如果只是這樣，還沒什么。但問題就在于，元老院跟議會的人，還掌握了大量的財富，那些所謂的皇商跟偽皇商就不提了，那些沒資格成為偽皇商的。為了能經商方便，大多數都買了個議員的身份。
沒錯，就是買議員，元老院是不行的，那都得是核心人物才行，但下議院。也就是議會的名額可是有很多的，花錢買個議員，同樣可以見官不拜，甚至還可以對當地官員說三道四。
畢竟根據帝國的法律，議會是可以監督政府的。而議員則可以對當地政府官員提出質疑甚至彈劾，所以議員雖然平時沒有什么實權，可對當地官員來說，卻是一個大麻煩。
原因很簡單，中央就不說了，每個地方上，除了政府衙門外，還要有議會。一旦議會召開會議，對某個當地官員進行彈劾，只要超過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讓這個官員停止一切活動，處于觀察自咎期。
然后呢，上級的法院系統就要介入，對這個官員展開調查，等調查完成，要么證據不足。重新讓這個官員恢復行動，要么證據確鑿。宣判這個官員有罪，然后行政部門會正式罷免這個官員。再根據他的罪名進行相應的懲罰。
總之，由于調查的過程相當漫長，就算這個官員最后被證明是冤枉的，議會的彈劾是錯誤的，通常也要耽誤工作至少半年。而就算官員冤枉了，工作耽誤了，期間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壓力了，議會的議員也不會受到一點責難，他們該怎么還怎么，甚至可以過一段時間再找個由頭彈劾你一次。
正因為議會的這個尿性，所以讓地方政府跟地方法院都相當不滿，然而這畢竟是皇帝當初推行的政策，加上大家當官還沒幾年，膽子還沒那么大，所以這才敢怒不敢言，不敢攻擊這個議會。
而且，這個議會不但可以彈劾地方官，連內務府的內務員也可以彈劾，尤其是很多外派的內務員本身就帶有監督當地商業運行的職能，加上一些歷史因素，內務員被普遍看成是外派太監一類的人，很不討喜，所以外派內務員被彈劾的頻率，還要高于當地政府的行政官員。
換言之，因為議會有監督權跟彈劾權，加上議員大都是當地的土豪，是有錢的地主或者資本家，與當上官的本地新官僚有很多矛盾沖突，讓當地官僚無法快樂的從這些人手中榨取利潤，所以雙方天然就成了仇人。
仔細一想就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一窮二白，要想撈錢就得靠收稅，可普通百姓沒什么錢，根據帝國新的收稅制度，也對這批人收不上什么稅，所以最大的稅收來源，無非就是那些奢侈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還有增值稅之類的東西了。
可這些稅種，只能跟有錢人收，窮人是沒有這些稅的，可有錢人呢，又紛紛變成議員了，這就等于原來的綿羊變成了大灰狼，不但沒法快樂的剪羊毛，還得當先被對方咬一口，這是何苦來哉？
中國的商人，也不是天然就軟弱的，實在是歷朝歷代的政府都一力打壓的結果，畢竟從前朝往前推，大多數時候，商人都是地位低下的階層，也是被剝削階級。
但是，現在商人可以花錢買一個議員當，能夠跟官員平起平坐，甚至還可以合伙欺負官員了，這就讓他們迅速從大綿羊向大灰狼的角色轉變。
雖然必須開議會，并且超過三分之二才能通過彈劾議案，可因為議員這個團體大都是商人，有共同訴求，所以一旦提出彈劾的人理由過得去，彈劾議案大多都能通過，而這個彈劾的手段，才是讓官員忌憚的東西。
總之，當議員擁有了彈劾這個大刀之后，地方官就感覺日子很不好過，可因為這套制度是皇帝搞出來的，大家不敢明著攻擊，那么抱團結黨也就在所難免。
所以說，就算沒有李永昌的胡作非為，只要議會的那個彈劾官員卻不受懲處的制度還存在一天，內務府、國務院還有法院這幾個派系的人，就早晚會抱團成一家。
沈世明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因勢利導，在大家都有需求的情況下，成為了這個新團體的領袖而已。
因此，帝國現在的內部斗爭，這不是沈世明多么有野心，也不是中國人的什么劣根性，實在是時代在呼喚，也是國家政體在發展過程中的自我適應與自我修復。
歸根到底，還是李永吉當初設置政體的時候太任性，完全憑著自己的喜好亂搞，完全不照顧國情民情，硬生生搞什么分權，結果才搞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因此，帝國內部的這些政治斗爭，與其說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不如說是新制度跟舊思想在產生磨合，那些所謂的碰撞呢，不過是磨合中產生的火花而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