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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永吉的提前敲打，沈世明這個新首相的上任過程十分低調，不但沒有在門前敲鑼打鼓，甚至連訪客也一概不見，只是按時去國務院上班下班。。
就算是上班期間，他多數時候也是一個人在首相辦公室喝茶看書，平時不太喜歡跟其他閣員來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謹慎，輕易不發表意見。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為公務的事情過來問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聽你說一通，等你說完了，他才說此事再議，然后就繼續低頭看書喝茶。
這種磨洋工似的做法，雖然讓很多人松了一口氣，但卻引起了副相王韜的不滿。
王韜現在既是內閣副相，又是教育部長，本身又是個有大抱負的熱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換言之就是沖勁兒十足，要不然科舉改革也不會干的有聲有色。
簡單的說，王韜是個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華帝國大展宏圖，成為一個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為有這種抱負，所以當聽說李永昌離職之后，他的心就熱了起來，因為他遍觀內閣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資歷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終沒選他，而是選了個幾乎沒聽說過的人來當首相，這自然讓他很失落。
不過經過一番打聽，王韜也就釋然了，畢竟根據他打聽到的消息。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時間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負責打理的都是皇產，所以應該是內部人員。這樣一比，他也就無話可說。
本來他是想認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態度實在讓他不適應，畢竟跟前任相比，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過怠政了。
想當初，李永昌當首相的時候，哪怕是皇上的親哥哥。平時也總是早到晚歸，而且經常召開內閣會議。跟大家一起商議各種事情，總是表現的一副虛心求教，兢兢業業的姿態，贏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這么說。李永昌當首相的時候，大家對他都是敬佩有加，可這位倒好，論身份頂多就是個投機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卻不小，來國務院后總是關起門來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連內閣會議都很少開。
好吧，這樣也無所謂。但很多事情是繞不過首相的，因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須加蓋首相印才能正式實行的，否則下面的人就不會遵照實行。
沒錯。中華帝國的行政機構為了講求效率跟紀律，講究的是認印不認人，也就是說下級機構的官員執行命令的時候，不管是誰下令，只看你有沒有相關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沒有加蓋相關印簽。
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級別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優先級別。
中華帝國的皇帝印只有一個，沒有那么多亂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寶之類的，就只有一個用繁體印刻了“中華帝國皇帝大印”八個大字，周圍還有繁復花紋的黃金制備的印璽。
之所以沒有用玉，而是用黃金，是因為相比玉器而言，黃金更不容易損壞，而且這個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隨身攜帶，隨時用印。
另外，關于中華帝國皇帝印璽也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并且是寫入最高法的憲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璽都有什么職責，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處罰等，都有詳細的法律條文規定。
因為這個皇帝印可以用在各個場合，幾乎是萬能的，所以又被稱之為萬能印。
但也正因為皇帝印幾乎是萬能印，事關重大，所以對于假冒方面的懲罰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據最高法規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謀逆叛國，所有相干人等不問身份，不問緣由，驗明正身之后，在判決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內斬立決。
與此同時，罪犯家屬在九族之內也要全部抓捕，進行嚴格的審問，并根據知情多少，判處斬立決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處罰。
換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內的家屬，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國家告密，才可以被判無罪。
可以說，這是相當嚴格的處罰了。
連皇帝都這樣了，下面的各級官僚也是一樣，通常一個位子只有一個官印，也就是萬能印，并且憲法也都給各級官僚的官印規定了詳細的法律條文，以法律的形勢，賦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權力跟義務。
換言之，偷盜官印假冒官員的事情，風險變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種亂七八糟的印，只有一個萬能印，這也能夠加快一點行政效率。
言歸正傳，就政府層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權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沒有皇帝印的情況下，加蓋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說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證。
雖說根據憲法規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國務院平級，不過面對內閣成員，特別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與罷免，其他任何機構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對內閣首相進行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頂多只能去監督一下你的行為，然后搜集證據，找皇帝去告狀。
這是因為要罷免內閣首相太難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夠的證據，提交眾議院，眾議院再正式召開聽證會，進行討論并通過彈劾議案，才會讓眾議院議長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彈劾議案，還得再召開一個聽證會，再進行一番討論并通過。再提交彈劾議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經過正式的開庭審判，經過法庭答辯，最終也判決有罪。然后就會提交判決書給皇帝。
皇帝這邊看了最高法院的判決書，也通過了，會再下達行政命令，先罷免內閣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權，再送還給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訴。通常會跟著各種刑法、民法之類的各種罪名，讓你鋃鐺入獄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確的方法去扳倒內閣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這里面的難度有多高。
當然，問題其實也可以很簡單，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狀。假設皇帝看你不滿，要罷免你，那么通常會讓你自動辭職，你要不識抬舉，要走程序那也很簡單，皇帝只要透露個意思，所有程序都會一路同行，不會有半點難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給什么罪名。
從這一點來看。雖然中華帝國搞了個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約束，但本質上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獨裁統治。。依然還是人治。
不過呢，要說李永吉搞的這套制度也有好處，那就是從程序上設置了障礙，一旦皇帝的權威沒有李永吉這么強大，那么四權分立的作用就會正式顯露出來，這樣一來。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會影響帝國的運轉。起碼保持帝國的體統。
比如說憲法里就有一條，一旦元老會覺得皇帝不稱職，甚至有叛國嫌疑，就可以提交彈劾皇帝的議案，當然這個彈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復雜更難通過了，但終歸是有這么一條。
換言之，李永吉搞的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式的獨裁，也可以玩君主立憲式的民煮，運用之妙，全看時代的發展。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首相的權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衛軍、議院、法院這幾個系統之外的一切國家的政治、軍事、外交，都由首相說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國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會陷入停滯，無法順利執行，而這也是王韜最為看不慣的。
說首相權力大，最簡單也直觀的一點，那就是首相卡著經費。
雖然帝國有財政部掌管帝國的財政審批與預算，但除了規定的官員薪水之類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額外經費，那就必須找首相簽字用印，否則你就要不出錢來。
王韜現在正在到處推廣科舉改革，到處興辦新式學校，正是需要錢的時候，可這時候財政部告訴他不能給錢，因為沒有首相同意。
而當王韜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經費的時候，沈世明倒是聽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個再議，完后就沒音信了。
這么一次兩次三四次之后，王韜的也沈世明搞的越來越上火，后來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狀。
告御狀現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華宮，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練兵，平時根本見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過無線電話。
問題是，目前國務院里面，除了首相擁有可以直接撥打給李永吉本人的直通電話外，其他人打電話，只能先打到內務府的皇家秘書處，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訴秘書處的值班秘書，值班秘書再轉告給皇帝，皇帝再根據秘書的匯報情況，選擇跟你直接通話，或者通過秘書轉達命令，甚至擱置命令也有可能。
換言之，目前國務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無法直接跟皇帝通話，只能通過值班秘書轉達，而皇帝如何跟你聯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對你的重視程度。
好在王韜身份特殊，怎么說也是當年李永吉親自提拔的大員之一，還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兩次三四次的告狀，加上他還聯絡了其他閣員一起告狀，終歸也起了點作用。
就是說，內閣成員的集體告狀，終于讓皇帝李永吉也無法忽視，并且開始直接打電話問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況。
“讓你低調做人做事，可不是讓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讓你以學習為主，也不是讓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這么多人告你的狀，你是怎么做事的？”
對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愛，怎么敢怠政呢。現今這個情況，實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聽聽。”
“陛下且先寬心，請容臣慢慢稟報，其實就算陛下不問，臣最近也要抽時間跟陛下匯報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緊接著，沈世明就開始一點一滴的針對告狀內容做起了解釋。不過說是解釋，但因為引申的東西更多。說的也更詳細，不如說是一種工作匯報。
按照沈世明所說，他當上首相之后，雖然是按時上下班。但其實都是拿著資料與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舊研究學習個不停。
由于從不見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這讓他有了充足的時間去學習與了解帝國目前的行政機構，到如今，他已經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體系以及運轉程序，并且還從中發現了許多問題。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開內閣會議，找其他內閣成員開會，是因為他覺得暫時來說。開會意義不大，純粹是浪費時間。
因為現在帝國的行政機構只有一個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嚴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卻沒人上任，所以就算開會討論出一個章程，具體到下面的實施，也不會有多少效果。
畢竟中華帝國講究依法治國，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員的行政作為都有法可循。雖然沒具體的法律條文，但什么級別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兒。還是有明確規定的。
比如市長就管本市的事兒，市警察局長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財政局局長就只管本市的財政問題一樣，簡單說就是各司其職，不能越權。
本來這是個好事兒，能夠責權分明，一旦出了問題，可以很快找到相關負責人，避免互相推諉，這就叫官員負責制。
而在官員負責制的同時，為了避免人浮于事，懶政惰政，還同時實行行政命令限時制。
所謂行政命令限時制，就是指根據不同地方不同官員的情況，規定一個執行命令的時間限制，以加快官員執行命令的效率。
具體而言，比如一個行政文件從上級官員簽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員具體執行，都有不同的時間限制規定，或者說有一個限制的緩沖時間。
如果在時間限制內執行公務并完成命令，就是優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規定時間內沒有去執行公務，那么就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報告，解釋要是不被上司認可，就要受罰，但不論是否被上司認可，你都是多了一個未能按時完成行政任務的污點，這個污點會記錄在案，伴隨你的一生，影響你以后的政績考評。
平心而論，官員負責制加行政效率限時制，的確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讓各級官員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趕緊去辦，生怕做晚了就被責罰，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這兩套制度，可以說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議，但最終制定并實行出來的，卻是首任首相李永昌，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幾個制度之一。
但是，萬事有利有弊，這兩個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從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內務委員的監督挑刺，導致所有中下級官員在接到上級命令的時候，通常不會多做考慮，不會過多考慮下面的實際情況跟困難，而是一門心思先強制執行上司的指令，這難免會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諧。。
雖然現在因為官員少，命令也少，問題還不算多，但因為行政命令過于生硬，從而造成的官民沖突的事情卻已經發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問題，莫過于強拆問題以及修路問題了。
不管是為了以工代賑也好，是為了加強地區間的聯系也罷，反正李永吉從一開始就很重視修路，他的九個生產建設兵團，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設，比如南京建設兵團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幾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質上就是九個修路大軍。
修路本身是好事兒，特別是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既能夠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也能夠改善民生。還能夠加強國防，算是一舉多得的好事兒，這在沈世明看來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政策。
但是。因為修路的時候過于簡單直接，只強調簡短，路線幾乎都是從地圖上直接劃線，最多考慮到是否要繞山饒水而行，卻根本沒考慮中間會遇到多少個村落，多少個民居，也沒考慮遇到民居的時候要不要繞道。因此修路過程中必然更當地住戶產生沖突。
簡單說，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個字：遇山繞路。遇水搭橋，見房拆房，見墳填墳。
雖然也有補償款，但補償款的數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據當地的財政能力以及被強拆戶的經濟情況來進行補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別是遇到祖墳的情況，那是給多少錢也不搬的。
本來類似這種事情需要好好的協商解決，問題其實也不算大，可就因為官員負責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時制的催逼，加上中華帝國新政府官員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機分子，又仗著警察的撐腰，只顧著上司命令。從來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這種事情都是直接動手強拆。
可想而知，這種拆屋填墳的舉動。必然會引來淳樸民眾的反抗，而一旦發生反抗行為，根據帝國政府的規定，那就是根據事情的性質以及影響不同，把反抗評定為沖突或者造反。
簡單說，就是反抗規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數少，抵抗小。那懲罰力度就小，反抗規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懲罰力度就大。
懲罰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勢分級，最低一級叫官民沖突，一般是先進行調解，勸說，這個調解期有時間限制，如果調解期間勸說不成功，那就根據情況修改政令或者強制執行，但通常是強制執行，而強制執行的后果，就是把鬧事分子抓起來，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沖突期間，執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許使用殺傷性武器，擅自使用殺傷性武器的嚴懲不貸。
高一級叫動亂，動亂通常是直接調集警察進行抓捕鎮壓，先把人抓起來再說，這期間通常會使用有限熱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槍手槍。
再高一級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認定造反，當地駐軍就可以參與鎮壓行動，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務必把造反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
最高級別的，那就是叛亂，這種情況可以調集周邊的駐軍，甚至可以調集禁衛軍進行鎮壓，手段自然也就沒有限制，懲罰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亂分子是無法得到寬恕的。
毫無疑問，這一套東西跟秦朝的酷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為多了內務委員的監督，因為有無線電的上傳下達，再加上熱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錯案，而且鎮壓力度也更強，普通民眾很難在沒有主力軍隊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為皇帝，身為全國武裝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衛軍這種主力部隊，下到各級民兵與警察部隊，全部都是鐵桿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為種種原因而發生官民沖突，只要有相關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對方，也要果斷的前去鎮壓，這也讓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橫行無忌。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修路問題所造成的鎮壓行為可以說從來都不曾斷絕過，只不過因為造反的規模都比較小，大都不超過動亂級別。
雖然因為鎮壓之后，可以起到殺雞儆猴一樣的警示作用，讓其他遇到類似事情的村民不敢違抗修路大軍，乖乖的聽話，但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江南地區，但山東蘇北一帶就不同了。
蘇北跟山東這些地方民風彪悍，對修路跟強拆的抵觸情緒很大，經常發生爭不過就干脆全村去當土匪的事情，所以說強制修路的結果，就是讓當地匪患又有了逐漸壯大的趨勢。
匪患壯大，當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鎮壓級別，用更強的力量去鎮壓，長此以往，當地民眾對地方官府的感觀也越來越差。
雖然地方上也有信訪局，但當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訪局反映情況，只想長途跋涉的過來告御狀。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設法的阻攔告御狀，這又加深了官民沖突。
沈世明認為。如果修路是必須執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國政，那么為了降低官民沖突的惡劣影響，或者說為了盡量不給皇室與朝廷摸黑，就應該給地方上更多緩沖時間，讓他們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調解，盡量不發生沖突。
那么。如何給地方更多緩沖時間呢？很簡單，在無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況下。就只能上級部門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權力，讓地方上更束手束腳。
簡單點說，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動亂級別，要調集警察大部隊去鎮壓，并且使用熱兵器動武，通常都會先上報，請求上級部門批準，上級也會直接打到國務院，請求國務院批準動用警力鎮壓。
那么，如果國務院在這個時候壓著地方的動武請求，不下達批準的行政命令。那么當地警察就不敢調集大部隊進行鎮壓，而地方官沒辦法下，只能繼續進行調解勸說。
這個情況就有兩種情況發生。要么地方上調節成功，要么調節不成功，而給了大家更充足的時間了解事情的嚴重性之后，如果還是不行，再動武也就說得過去了。
不過考慮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辦法是下派國務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調節。事實上他已經在這么做了。
別看他在任上不聲不響很低調，但首相是有秘書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團，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聽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這種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況，調節糾紛，或者嘗試繞道，或者適當給予更高的補償，實在不行再動武。
當然，這期間修路的進度是不能減緩的，因為建筑隊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獨立運作，而通常面對這種大軍一樣的建筑部隊，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攔，他們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鬧。
地方官之所以對受害村民蠻橫強硬，也是因為地方上管不到建設兵團，可村民又不依不撓，所以才直接威脅恐嚇。
這個時候，如果派一個類似于欽差一樣的中央大員過去細心耐心的調解，先以國家民族之類的大義去說修路的重要性，再找點風水師一忽悠，就說你原來的祖墳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給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點補償，通常老百姓反而會歡天喜地。
也就是說，此時的中國老百姓其實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會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給個大義的帽子壓下去，再弄點風水師糊弄一番，最后多給點錢補償，說不定壞事就變好事，而多給的那點補償呢，跟動兵需要的資金比起來，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好吧，就算這個事情算你做的對。”李永吉道，“那么學校呢？王韜可是跟我說了好多次，說教育經費是有規定的，是地稅扶持教育，但你卡著經費不放，很多學校都沒法動工。”
“關于這個，陛下您有所不知，我這樣也是出于無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說法，把土地稅補貼教育其實也是個善舉，但王韜的做法卻有些過于簡單粗暴，花錢沒用對地方。
王韜的辦法，是多建學校，要全民推行強制性的小學義務教育，這也是當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點，原因嘛，就不多說了，小孩子洗腦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這個政策其實以前推行的很不錯，也算相當成功，如今江南地區之所以成為最擁護帝國的一個地區，跟這個教育政策不無相關。
為啥呢，因為免費入學可以減輕民眾相當大的一部分負擔，而小孩子在學校學到東西后，回家也會把學到的東西說出去，比如忠君愛國啊，比如國家大事啊，比如先進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說的這些，也會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區，尤其是蘇州上海的很多地區，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家庭辯論會跟學習會的時候，通常父母都會接受孩子的一番愛國主義教育。并回憶往昔，對照現在，然后更加旗幟鮮明的加入到忠君愛國的大軍里面。并有事兒沒事兒的把忠君愛國掛在嘴邊，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顯得自己思想更先進，更高人一等。
這種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風，幾乎都是從免費小學教育刮起的，可見小學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卻認為，以前能夠推行成功。那是因為特殊情況特殊環境，卻不適合現在的中華帝國。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
因為在李永吉實行這個制度的時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區，也就是江蘇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幾個精華地區。
在這些地方里。讀書人很多，識字率是全中國最高的地方，用個俗話說，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說蘇州城吧，隨便出去溜達一圈，街頭擺攤的，十個有八個是認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過三年學的。
目前小學教育的課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經過修改的現代課本，這本身沒問題。畢竟小學么，主要就是學下漢語拼音，然后對照拼音學繁體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術了。
可是，能學會這些的老師就不多了，雖然小學老師門檻低。只要學會漢語拼音，才會基本的加減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內做到這點，或者說要想通過小學教師的資格考試，成為一名光榮的，吃皇糧的小學老師，怎么也要上過三年以上的學才行。
這個條件對江南地區不是問題，但如果范圍擴大，比如山東蘇北，還有安徽地區的話，那情況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區，也就是南京以西，安慶以東這些地方，本來也算讀書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國這么一搞，讀書人數目大減，大多跑到湖南湖北還是有江蘇浙江去了，重新占領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讀書人當小學老師，那真是談何容易。
山東蘇北就更不用說，那更是窮的叮當響，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個讀書人都沒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農活，強制上小學就更不用提了。
蘇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學老師的短期培訓班，并且也儲備了不少小學老師，但他們培訓合格之后，連江南地區都不夠用，就更不用說派去安徽蘇北跟山東這些窮地方了，他們也不樂意去。
更何況，李永吉還打算推行簡體字，或者說吉體字，名義上就說是皇帝為了推廣文字，親自找人創造的訓民簡字。
雖然簡體字計劃只是個預案，并沒有真正全面實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簡體字也是早晚，那這樣又會增加小學老師學習與培訓時間。
總而言之，沈世明算過一筆賬，中華帝國現在要是實行強制性的義務小學教育制度，最大的問題不是校舍，這個東西有錢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師就嚴重不足了。
所以說，現在最關鍵的不是多建小學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學培訓班，提高一下小學老師的待遇，讓更多的讀書人投入到小學老師這個光榮的大家庭中，先緩一緩，等過個一兩年，合格的老師增多了，再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實行全面教育比較好。
也就是說，沈世明覺得現在還不是全國都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的時候，而是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實行區別教學。
比如江南地區這個比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現在大城市實行小學義務教育，并加大小學教師資格的培訓，但像安徽、蘇北、山東這些地方，就先暫時緩一緩，不實行強制性義務教學，這樣不但可以節省更多的資金，先用到別的地方，也能夠讓教育的推廣更順暢，不會出現拔苗助長的情況。
至于教育資金如何挪用，這個可以再議，總之只要挪用的時候加點利息，讓教育資金可以不斷增長，那就沒問題。
再說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設小學校園的資金弄成成人培訓班，效果可能更顯著，畢竟成年人的智商畢竟比小孩子要高。
實踐證明，一個十八歲到二十三歲之間的文盲成年人，跟一個八歲到十三歲之間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進行掃盲學習的時候。肯定是成年人學習的更快。
當然，這個學習更快，是指最初級的學習。如果講到延續性跟發展前途，由于二十三歲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快就會呈現智力下降的趨勢，肯定不如十五歲的孩子發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個所謂發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絕對，畢竟成年人也會繼續學習。而如果只是達到小學老師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學習的性價比就更高一點。
畢竟成年人學習小學內容。不需要學校提供額外的營養餐，只需要給錢就行，名義也可以給個好聽一點的稱號，比如說明這是吃皇糧。跟當初的秀才稟生一個待遇。
要是這樣的話，小學老師的職位，對成年人的吸引力會更大，而成年人因為更懂事，學習熱情往往會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艱辛，會更加貪玩，更不容易用心學習。
可以這么說。同樣是物質獎勵，對成年人的作用要絕對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還別說，聽了沈世明的這一番話，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從經濟上跟物資上考慮，卻沒想到政策具體實施的時候還會有那么多的麻煩。
就像沈世明說的，他發現的還是一些比較明顯的問題。其他還不明顯的問題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顯的問題。說白了就是隱患，隱患多了，一旦有合適的契機，一起爆發的話，那對國家造成的影響跟損害，那也是相當巨大。
“所以，歸根到底這是個法治跟人治的問題。”沈世明總結道，“陛下崇尚法治，這一點微臣也贊同，畢竟如今我中華帝國外患大于內憂，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應對強敵，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過**，忽略了人治的力量，總這么下去可不行啊。”
緊接著，他又開始說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說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現在搞的那樣，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實行，但這些法度又多又繁瑣，連普通官員都無法全部知曉，更何況是普通老百姓了。
這樣一來，本來是善法，到了下面也會成了惡法，還會給很多懂法的惡棍無賴借機違法亂紀，用法律的名義欺壓老百姓，但最后這些惡棍無賴賺了好處，壞名聲卻給了朝廷，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處就體現出來了，人治沒有一個絕對的法，而是根據人情世故以及天理倫常，或者說普世價值觀去衡量一切，雖然個人主觀的隨性更大，但相對而言也更適合文盲居多的中國人。
現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實就是俗稱的無為而治，就是盡量減少上層的干預，而中央沒有具體而明確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沒有讓警察動武的授權，沒有了警察的絕對保障，他們對地方政務就會更謹慎，如此一來，就可以讓下面自發運行，更好的與民休息。
換言之，這是沈世明在無法更改現有體制情況下的一種妥協，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環境里，認為的從上層減少行政干預，而中華帝國的政府作為一個整體，沒有了上頭國務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沒法順利開展，這看起來是怠政，但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與民休息的善舉。
“陛下，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們，他們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話，反而會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財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況下，輕徭薄賦就行了，這樣就可以成就一個盛世，您說是不是這個理？”
“問題是隨著社會發展，隨著新技術的進步，政府的職能也會越來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現在還只是簡單的沖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鐵路，鐵路上跑火車之后，愚民要說火車是惡魔，破壞了風水，要搗毀火車怎么辦？或者我以后要推廣工業化，很多手工業者因此破產，要搗毀機器要如何？
總之，人治看起來很美，但不可行，一個現代國家總是要**制的，起碼要有法可依。
當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據情況適當有所變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這也是為什么我把法院從政府層面獨立出來，而且法院審案子還必須要有陪審團的原因。”
李永吉說的這些，沈世明顯然沒明白，不過他卻知道不能跟皇帝頂牛，所以只是連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鈍，看不到圣上的深謀遠慮，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學習陛下賞賜的著作，仔細仔細再仔細的領會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這樣吧，畢竟你說的其實也有道理，法治社會也不是一天兩天能成的，現成的法律必須有，但就目前的情況下，適當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較真其實也不錯。”李永吉道：“我們制定策略的時候必然難以全面周全，下面具體實行的時候，也肯定會出問題，不過出問題不怕，怕的是出了問題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開歷史倒車。所以說，你的做法讓我很滿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實行一定的人治，這個點子相當好嘛。”
“謝陛下贊譽。”沈世明道，“不過陛下，正如微臣所說，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減少地方跟民間的沖突，臣覺得應該加大首相的幕僚團，然后以國務院特派中央委員的身份巡視地方，去協調地方政府與民間的沖突，您覺得怎么樣？”
“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過國務院幕僚就不用了，畢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這個的。”李永吉道，“這樣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內務委員，可以把這個協調的工作交給內務委員去做。
至于你么，嗯，國務院的確管不到內務府的人，但我可以給你加一個內務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讓你可以直接領導下面的內務委員，也算加大了你的權柄，這樣總可以了吧？”
“這……謝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沒想到你倒是讓我十分驚喜，居然搞了一個法治為皮，人治為里這一套，讓我們的官府能夠更加的靈活。看來讓你做首相還真是個明治的決定。”李永吉笑著道，“正如我跟你說的，做人是要謙虛謹慎低調一點，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顧慮，該高調也要高調，什么事情都可以嘗試一下，錯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個變相人治，我看可以繼續下去。”
“多謝陛下的體諒，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為陛下赴湯蹈火，將前路鋪成坦途！”
“好好好，這才是個首相的氣概！總之呢，王韜他們的事情我就先給你壓下來，你放手施為就好，出了事我擔著，我看好你，不要讓我失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