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莊與銀行的不同以及山西票號歷史轉載
錢莊與銀號的不同：
錢莊、票號經營的貨幣兌換、匯總、存放款、發行票據等都與近代西方銀行業務接近，但錢莊、票號與近代西方各國的銀行有著深刻的區別。
首先，錢莊、票號中大多數經營規模較小，資金多是一家一戶的，有些是一個家族的，很少有廣泛集資的，而同時代西方各國的銀行卻多是較廣泛地集資興辦的。錢莊、票號的業務限于國內，而當時西方各國的銀行多有跨越國界的業務。
其次，錢莊、票號的存放款，用于生產性資金周轉的所占比重很小，特別是由于放款利率較高(一般年利率多在十分之二上下)，用于生產的放貸更少。換句話講，就是錢莊、票號的業務與生產存在脫節的情況。這樣就嚴重限制了業務范圍的擴展。最后，錢莊、票號的人員組成、經營管理具有較濃厚的封建性。其人員上下關系，多靠血緣、宗族、主仆、師徒等來維系，其管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
錢莊、票號的極盛期是在**戰爭以后的一段時間，隨著國內銀行業的產生和發展，它們也就因完成了歷史使命而走向了衰落。
另：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與范圍：
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和范圍，主要是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關于匯兌有以下六種情況：
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松緊，臨時酌定。
二、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
三、兌條。手續于定匯之后，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
四、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
五、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
六、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后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關于存款，又分往來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種，前者系商家浮存，隨市面之疲快，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
關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放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也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活期者較小；后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押品如系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并立字據，由承保者墊還。
票號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最初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以內陸商埠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
山西票號的業務活動具體來說包括如下十一個方面：
一、對商號錢莊存放款。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莊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郁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厘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厘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關系是一種商業交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起初，錢莊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愿意支持錢莊，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賴票號作為后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于開展業務。票號與錢莊的性質、組織和營業范圍不同，且可互補。
錢莊的性質是兌換，票號是匯兌；錢莊的營業范圍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莊遍布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莊、官吏及殷實商號，錢莊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莊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莊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莊。在一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莊，委托鄰近殷實的錢莊為代理處。
二、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到19世紀80年代后期，山西票號除對錢莊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盡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后臺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筑津沽鐵路，曾求助于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
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回路礦斗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150萬兩，并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70％。
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310萬銀兩，其中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著融通資金的關系。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三、匯兌京銀。咸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占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捻軍活躍于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咸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準戶部奏折，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陜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余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兌”。
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干到京后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后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兌至山西平遙。
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兌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元年（1862）10萬兩同治H年（1863）139萬兩同治三年（1864）56萬兩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同治九年（1870）37萬兩同治十年（1871）15萬兩同治十一年（1872）283萬兩同治十二年（1873）155萬兩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光緒四年（1878）2萬兩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光緒十年（1884）24萬兩光緒十一年（1885）283萬兩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兌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189萬兩。
四、匯兌海防經費。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并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并經山西票號匯兌。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兌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一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一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征洋藥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征收土藥稅厘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一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一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五、匯兌鐵路經費。光緒時修筑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并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六、匯解協餉。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后，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兌。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陜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陜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兌。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于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一萬兩交百川通匯兌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一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一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志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一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里雅蘇臺。同年，廣東交志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一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戶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共匯兌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七、匯兌河工經費。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兌，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一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志成信匯兌。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八、賑款。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一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兌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一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九、借墊教給各省及稅關。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后，……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后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
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征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撥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陜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并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220萬兩，勻作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于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余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十、匯兌庚子賠款。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十一、承辦“四國借款”《馬關條約》簽訂后，對日賠款二億兩，后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余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余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余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采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于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陜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于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
從19世紀50年代以后，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
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后，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
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1％。
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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