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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伊藤博文沉迷于女人的世界以求麻醉自己，暫時忘卻現實的痛苦時，柳原前光也在經歷著類似的煎熬。哦親
“林君，這次和談，您能做出這樣的讓步，日本每一個人都受到您的恩惠！真是非常感謝您！”柳原前光說著，向林逸青深深的一躬。
“柳原君不必感謝我，此次減免兵費，乃是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日本生民之艱，故爾僅索二百萬鎊之款。我只不過是仰承皇太后皇上旨意而已。”林逸青笑了笑，拿過茶壺，給柳原前光面前的茶碗斟滿。
柳原前光聞言，有如乾國大臣一般，面向紫禁城的方向，深深一躬，以示敬意。
“其實，柳原君，你還應該感謝一些人。”林逸青微笑著看著柳原前光的動作，“沒有他們，減款一事便不得成。”
“噢？林君說的是哪些人？”柳原前光好奇的問道。
“是清流言官啊，柳原君。”林逸青笑道，“我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們是不是全都讓你給私下收買了，要不然，怎么能這么向著日本說話呢？”
聽到林逸青的回答，柳原前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乾國的言官，他確實是沒少收買……
難道是林逸青發現了什么？
想到林逸青手下的那幫無孔不入的忍者，柳原前光竟然打了一個冷戰。
“林君真會開玩笑。”
“其實收買了也不要緊，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逸青笑道，“不過，那些沒有拿你們的錢，卻也拼命幫著你們搖旗吶喊的，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柳原前光明白了林逸青的意思，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他定了定神，說道：“此類事情，古已有之，不絕于史。林君不必耿耿于懷。”
柳原前光說的“古已有之，不絕于史”的事情，便是中原王朝千年外交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無論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幾個共同特點：在心態問題上，一直處于心理上的優越高位，以“上邦大國”的心態君臨天下；在名實問題上，重虛名，喜高調，脫離實際，不接地氣；在和戰問題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在對外交往問題上，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在人際關系上，自以為高人一等，標榜愛國，憑個人好惡劃線，誰不與其站在一邊，誰就是賣國賊；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實際，極端偏激，唯我正確，有濃厚的“左”的色彩。
自梥以來，產生了一種新的國民心態——清流心態，深刻影響了中原王朝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態在朝廷和社會的代表人物被人們目為清流派。禁煙戰爭爆發前，曾伯函在回答其恩師、軍機大臣穆璋額提問時就說：“自南梥以來，君子好詆和局，以主戰博愛國美名之風興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絕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來，曾伯函在給李紹泉的信中又說：“自梥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
為什么梥代會產生清流心態，為什么“清流”現象在中國外交史上千年不絕呢？
首先是對梥朝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反思和反彈的結果。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國，“靖康之難”后，國民心態發生變化，作為對朝廷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的反思和反彈，男人被要求寧戰不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清流心態由此產生。在風波亭冤案發生后，一些人又將主和與賣國投降畫等號，令清流心態進一步加劇。
其次是中原王朝從興盛到衰落的歷史趨勢的產物。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中原王朝封閉的大門后，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們不乏愛國之心、報國之志和護國之勇，然而缺乏謀國之智。“清流”心態產生的心理基礎是對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憤恨，是一雪恥辱的渴望，是早日實現富國強兵的滿腔熱情，但這種憤恨、渴望和熱情是以激情為依托，以道義為訴求，而非以理性為依托，以實力為訴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夷夏之“防”理論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張嚴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論。具體表現為對異族人保持警覺、防備，還有禁止與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進文化傳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風俗對我方的影響干擾。在中土，嚴夷夏之防的觀念出現得很早，它注重強調夷夏之間的文化對立，強調中原文化的絕對主體地位。夷夏之論有大族沙文主義與民族歧視傾向。具有清流心態者同時具有極強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趨于傳統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習慣于居高臨下地看待中外關系。
第四是中原傳統文化中缺乏妥協文化。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長期以來，人們把“妥協”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并論。妥協文化的缺失導致中土缺乏談判的文化，導致外交上難免出現走極端的現象。外交本要協調多方面利益關系，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就必然有妥協。妥協太多地體現在外交中，它是一種外交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林義哲曾說：“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們在外交上主張強硬手段，反對任何妥協，遇到中外沖突即強烈主戰，喜歡唱高調，在愛國（現下名之為“為了社稷”）的口號下，常常把主戰等同于愛國，把主和等同于賣國，將必要的妥協和無原則的退讓混為一談，打不下去不得不談判時，對將軍們在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則希望外交家們在談判桌上能拿到，否則談判之人很容易被批為“賣國”。以晚眀為例，直到亡國的最后時刻，崇正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這只能是后知后覺，已于事無補。當時眀廷上下缺乏議和的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主持議和者包括皇帝在內從未展開有關議和大政方針的討論，糾正以至批駁一些模糊認識及錯誤論調，以統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終未能形成議和應有的氣氛。相反，傳統的所謂上朝大國不可冒犯的傳統觀念始終占據上風。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兵部尚書袁重桓終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閣臣錢隆西也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楊思昌主持議和，弄得舉朝嘩然，群起而攻之。而陳新加與清議和事暴露后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經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正確的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林義哲亦以為乾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原因就在于人們拒絕妥協，喜歡清談者太多，老是獅子大開口。他曾說:“國朝的外交，從天津教案以來，我所經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愿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愿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又說：“士民組織起來大游行或組成請愿團對談判諸大臣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第五是清談誤國歷史遺風的影響。清談的興起，大抵由于東瀚末年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啟自郭太，成于阮機。有人曾說：“清談誤國是西縉滅亡的原因之一。”西縉滅亡了，清談誤國之風并沒有隨之消亡。眀朝亡國同清談誤國之風亦分不開。崇正皇帝死后不久，渤海攝政王阿莫拉給南眀的史克發寫信，痛斥晚眀的清談誤國之風：“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筑舍。昔梥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你們眀朝的大臣根本不考慮國家利益，就喜歡唱高調、講大話，哪怕火燒眉毛了，還慢條斯理地窮白話，作個決定比蓋棟樓還慢。當年北梥研究對策還沒散會，金軍就渡過黃河了，你們咋就不長記性呢？
而現在，“清流”現象的產生還同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有關。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百年來在中土不容小覷，而就全世界來看，民族主義業已成為極有影響力的因素。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是以愛國主義的面目出現，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帶有絕對的不可置疑性。他們骨子里認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從而使“愛國主義”在一些時候、一些地方變成盲目的、狂熱的情感，有時甚至演變成了“害國主義”鬧劇、悲劇！
這一次林逸青主持對日談判，原本打算借乾國法理占上風，軍事實力也占有優勢的機會，狠狠敲日本一下，榨一大筆款子出來，讓日本十年翻不過身來，但沒想到國內的清流健將們卻紛紛彈劾林逸青“勒日過重”，“索款過巨”，失了泱泱大國的體面，“使列國視中朝有如市井之嗜利商賈”，堅決要求朝廷追究林逸青的責任。
更為荒唐的是，一些清流言官們在這個時候開始裝起了大方，竟然要求朝廷放棄對日索賠！
監察御史查筱蔭就上書朝廷說：“以中土之大，區區百萬銀之兵費，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款免去，不索日本，亦足示中朝之恩威，在德而不在兵，足令日本羞其所為而滅其驕氣也。”
由于清流言官們的強烈反對，清議洶洶之下，兩宮皇太后不得不做出姿態，指示林逸青將原來的索賠金額500萬英鎊減少至300萬英鎊，后來又減少到了200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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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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