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在風雪中行駛了近十天，在鐵路終端的車站下車，然后，由汽車把他們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眾多格別烏人員的押送。1928年的邊境小鎮上，偏遠而落后，臨近中華帝國的邊界，離鐵路線250公里，離莫斯科2000公里。城里沒有自來水、電燈和馬路，此外，這里還不斷地爆發瘧疾、鼠疫和水災，游蕩的瘋狗也很多。
但是這邊境的小鎮也并非一無可取，冬天過后，皚皚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開滿了紅色的罌粟花，甚至綿延幾公里。這里還盛產一種優質蘋果，哈薩克和當地人的蘋果園很是誘人。在這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頗為快活。他們向當地的果園主人租了一間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蘋果和煮果醬。托洛茨基本人還記述了一次伏爾加河邊的狩獵活動。如果僅從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簡直就是一次遠游和度假。
英美等西方報紙以及政治家，對斯大林集團把他清除出黨抱有幸災樂禍的態度，這更加堅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敵人，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忠實信徒和戰友，他是內正確路線的代表，他領導著內反對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義進行著斗爭。但是，這個黨允許反對派的存在嗎？
顯然，這個黨和政權是在不斷清除異己中確立起來的，它不會允許反對派的存在，即使想象中的反對派也必須徹底消滅。作為早年的革命領袖，這些原則的確立和不斷清除異己的斗爭托洛茨基是有份的。現在，他自己被作為異己給清除掉了。他還想作為黨內一個反對派而存在。這怎么可能呢？
在那個邊境的小鎮上。托洛茨基在結腸炎、痛風和瘧疾的折磨中，在親人死亡和被捕的陰影下，不屈不撓地領導著反對派的斗爭。托洛茨基有一段文字，總結了自己在這里的政治活動：“1928年4月至10月我們從這里發出800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許多是相當大型的著作，發電報約500封，收到長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電報約700封。大部分是聯名打來的。所有這些是在流放區范圍內進行的，但也從流放區滲入全國。”
“另外，我們收到了從莫斯科發來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動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專人親自帶來的。我們也向莫斯科發去同等數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們能夠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們能夠對重大事件做出反應，盡管晚了一些。”用斯大林集團慣用的語言來說，托洛茨基人還在，心不死，正在進行瘋狂的反撲。因此。握有繩頭的人失去了耐心，勒緊絞索的時刻到來了
1928年12月16日。格別烏一名官員向托洛茨基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動，否則將改變他的生活條件和居住地點。這個嚴厲的警告意味著，托洛茨基將面臨不測的命運。
托洛茨基非常憤怒，向全俄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做出如下聲明：“要求我放棄政治活動，意味著要求我停止為國際無產者的利益而斗爭。而這一斗爭我已孜孜不倦地進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覺生活的全部時間。”這話在斯大林集團聽來，不僅可笑，而且帶點兒撒嬌的味道。
托洛茨基在致黨中央的信中控訴了斯大林權力集團對自己的迫害，信心滿滿地寫道：“反對派盡管目前表面軟弱。它的偉大歷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歷史進程的脈搏，清楚地看到了階級力量的發展變化，能預見到明天并自覺地為它做準備。放棄政治活動，無異于放棄為明天做準備。”這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語言風格，他的對手也用此類語言說話，“歷史”和“明天”似乎就握在他們的手中。但是，曾經創造如此“歷史“的人會有”明天“嗎？
1929年1月20日，格別烏官員帶著一伙全副武裝的秘密警察，來到托洛茨基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驅逐令：“經審理公民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一案，據刑法五十八條十款，被定為反革命案，該犯犯有組織反蘇維埃政權非法政黨的罪行。該黨近期活動旨在挑起反蘇活動，并策劃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斗爭。判決將公民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國境。“
托洛茨基的反駁和申辯毫無用處，盡管他指責這道命令“實質是犯罪的，形式是不合法的”，但是，驅逐令必須執行，托洛茨基如一團用過的破抹布一樣被扔了出去。
托洛茨基夫婦被押解著，在大風雪和酷烈的嚴寒中翻閱庫伊達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車，又在一處小火車站換乘火車，路上他被通知，他將被驅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在一個指定的地點，托洛茨基和尚活著的二兒子謝爾蓋和大兒媳作了簡短的告別，囚禁托洛茨基的車廂停在一道鐵路線上十二個晝夜，每天以罐頭充饑。托洛茨基靠讀書打發時間，從報紙上得知，幾百名黨的主要活動家和十月革命的組織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員。
托洛茨基曾要求到德國去，但得到的官方通知是，德國拒絕為其簽證。十二天后，火車開動，把他押送至敖德薩。原準備用加里寧號把他送走，但因船被凍在海冰里，開不動，另一艘輪船伊里奇號緊急點火，只載著這名囚徒駛向博斯普魯斯海峽。
托洛茨基并不想在伊斯坦布爾那座民宅里久居，或許在那里并不適宜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他后來到過好幾個國家，丹麥、挪威、一度還到過法國的巴黎……蘇聯政府認為托洛茨基利用奧斯陸作為敵對活動的基地，對容留他的挪威政府施加壓力，他只好被迫遷往南美的墨西哥。
令人欣慰的是，墨西哥總統卡德南斯歡迎托洛茨基，派專列去迎接他，并在港口為他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宣布托洛茨基為政府的貴賓。他先是住在一個畫家的家里，后來，又被安頓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座名為姚肯的別墅里。
托洛茨基想必明白，無論消滅資本主義還是推翻斯大林，這兩個目標都太過遙遠了。生命的黃昏正在降臨，托洛茨基想到了后事。他要在死前留下一部斯大林的傳記，把這個政治對手黑暗而酷虐的本性昭告世人，把他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親歷了一切，并掌握著大量資料，他得抓緊。一直以來，這個人從來沒有安靜地生活過，他研究正統的革命理論，發表無數抨擊性的小冊子，用他曾經的威望，組織并吸引老的和新的信徒，幾乎和整個世界在作戰。蘇維埃帝國的主人早就不耐煩了，對托洛茨基沒有仁慈可言。
斯大林下了追殺令，無論他藏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都要把他干掉！托洛茨基的周圍早就有無數的鬣狗在逡巡，一雙雙陰險而機警的眼睛在盯視著他，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嗎？他感覺到了。兇險正在臨近，他已經嗅到了死亡的氣息，只是沒想到會來得這么快。
早在挪威的奧斯陸，他的住所就遭到過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襲擊，企圖搶走一些檔案材料，也許還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開他的一個保險柜，燒毀了七十公斤重的文件。他躲在墨西哥城外的姚肯別墅里深居簡出，有荷槍的保鏢嚴加防守，外人不經允許進不去別墅的大門。
盡管如此，1940年5月20日凌晨，他還是遭到了一伙穿軍裝和警服人員的襲擊。約20人潛入別墅，射出三百發子彈。他和妻子滾下床，趴在地板的角落里，幸免于難。后來查明，這次恐怖襲擊的頭目是墨西哥的著名畫家，聞名世界的藝術家，斯大林的忠實信徒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他受命啟動的是行動的第一方案，可惜沒有成功。
最后解決的使命就落在了一個叫拉蒙的人身上。1940年8月20日，拉蒙潛入姚肯別墅。他的母親和代號“列昂諾夫將軍”的行動組長，開著兩輛汽車在外面接應他。托洛茨基正在書房里聚精會神閱讀一篇文章，躲在椅子背后的拉蒙后退一步，從搭在手臂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的冰鎬，用它那鋒利的鎬尖，對準托洛茨基的頭給以致命的一擊。托洛茨基一聲慘叫，跳起來，撲向殺手。警衛們聞聲沖進來，將殺倒在地。托洛茨基被送進醫院，第二天，他因顱骨破裂，傷勢過重，死在醫院里。
所有參加此次行動的有功人員都受到了蘇聯國家的最高獎賞。殺手的母親艾烏斯塔西婭獲得了“列寧勛章”，由加里寧親自為她授勛。貝利亞為此送來一箱1907年裝瓶的“納帕列烏利”葡萄酒，商標上還繪有沙皇俄國的雙頭鷹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