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說五輸穴的效用，它的效用很廣泛，這里我只是簡單地略述其皮毛，讓大家有一個簡單的印象。知道了穴位的五行，就可以試著用在日常保健上了。如肺經的太淵穴，是俞穴，屬土，肺經屬金，正好是“土生金”，又如脾經的商丘穴，是經穴，屬金，脾經屬土，也是“土生金”。這兩穴合在一起來用，補肺健脾，功效顯著。有人總說買不到參苓白術丸，而這太淵與商丘就是免費的參苓白術丸。”
“我想你們局長對這個有過體會了。”王明對著局長笑著點點頭，之前已經告知對方用按摩穴位的方法來根治他的頭疾，而現在效果明顯的不錯！
局長聽見后，也是站起身來對著眾人點點頭，表示王明所說確有其事！
“學會了五輸穴的用法，你可以靈活地搭配出許多免費的中成藥來。而且是最正宗且無毒副作用的良藥。不要著急，穴位很多，但不用一下子都掌握，學中醫，一定要一點一點滲透進去。中醫的精髓，是一種思想，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人性化的科學，需要靈感，需要領悟，需要身心交融，更需要寬大的胸懷。”王明說完之后，把自己的感悟也說了一下！
“啪！”
“啪！”
“啪！”
當王明說完之后，片刻后才傳來稀稀落落的掌聲，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瞬間像是點燃了導火線，只有寥寥幾人沒有鼓掌，不是他們不想是因為他們被王明點了穴，不能動。
到了這個時候，基本上在場的人都明白王明心里的念頭，也被王明感染了。
“王教授。我支持推崇中醫文化，但是現在過分的中醫西化，這個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此時后邊一個行政人員站起身來對著王明問道。
他的話讓現場一片沉默。即使他們都同意中醫盡快的改革，但是現在的問題并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中醫西化的思想已經在這幾十年中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
但是現場并不是所以人都認為中醫是西化的，他們認為中醫還是原來的中醫，根本就沒有存在西不西化的問題，這些人也就是一直阻礙中醫改革的那些學者們。
原因就是他們從根本上就不了解中醫。
“中醫是華夏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它是世界范圍內唯一達到成熟科學水平的傳統醫學。而與全球化的西醫相比，其科學觀念、概念范疇、理論思維也各不相同。倘若把中醫比作一棵碩果累累的大樹，那么華夏傳統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學是其根，《黃帝內經》為代表的基礎科學體系是其本，《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辨證論治的臨床技術體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內、外、婦、兒各科的治療及其方劑、藥物等，則是其分枝、花葉與果實。”王明點頭示意對方先坐下。待得對方坐下去之后，說道。
“在西學東漸的一百多年里，中醫成為華夏傳統文化中的“重災區”。尤其是近五十多年來，在尚未從哲學、科學的源頭明辨中醫與西醫的本質區別與屬性的情況下，卻受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使中醫陷入“中醫西化”的誤區，而且至今不能自拔。這是人類文化科學史上罕見的特例，也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文化冤假錯案”。其典型的特點是，“文化對文化的誤解，科學對科學的摧殘”。數十年來，這一“文化冤假錯案”在“現代化”、“規范化”、“發展”、“創新”等口號的包裝下。已經突顯出不容忽視的嚴重后果。它直接導致了中醫基礎科學體系，以及辨證論治的臨床技術體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體。”
說道這里，王明又開始了像對那些學生普及知識一樣的講起了中醫哲學：“沒有哲學思想，就不會有中醫基礎科學；沒有中醫基礎科學，就不會有中醫臨床技術規範；脫離了臨床技術規範的中醫，必然要朝著兩千多年前經驗療法的方向倒退。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使命和唯一選擇是，為了實現中醫學的全面復興，就必須遵照中醫內在的科學規律，恪守科學發展觀的宗旨，明智、果斷地告別中醫西化。”
“王教授，什么是中醫西化？”就在這個時候，還真有人站出來問道。這人是從國外回來的，對于國內的一些狀況都是以西方思想來看的，他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問題。對于他的問題，王明并沒有露出不滿，而是微笑著讓對方先坐下，但是說起來的時候卻變的嚴肅起來。
“要想知道什么是中醫西化，首先要從近代科學主義思潮在華夏的泛濫說起。
你們都知道，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走向沒落的清王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雙重危機。李鴻章將這種雙重危機，稱之為“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在“以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急于應對中，華夏人同時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癥。隨著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癥的蔓延，在華夏人的眼里，物質、利器，以及生產物質、利器的近代科學與技術，日漸上升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而華夏的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精神、思想、價值觀、哲學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撻、批判中，逐漸地被人們疏遠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面反傳統”、“砸爛孔家店”的呼聲中，所要請進來的西方科學，當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學與技術。”
王明稍作停留，讓這些人都回想一下當初所學的歷史。
“我們不反對“以夷制夷”，也不反對引進西方的近代科學。但是在處理內外交困的雙重危機時，更需要歷史與全局的智慧和胸懷。這種智慧和胸懷是，在面對目前的選擇時，應該從歷史的維度看當下！在面對彼此的興衰時，需要從整體的維度比長短。對于這些方面，李鴻章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帶頭人，都不免給人以顧此失彼之憾。這里需要說明，我們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學的時候，總是把“近代”和“科學”聯結在一起。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我們，應該從歷史與全局角度，看清“近代”，并正視“科學”。”此時王明有些義正言辭的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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