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華盛頓條約

這是中美必須聯合起來要求各國停止海軍競賽的原因,簡而言之,中美的要求就是“都別造艦了,先還錢再說”。

另一邊,帝國總理歐陽賡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在新加坡舉行中英首相會談,雙方都有誠意徹底的處理香港問題,同時就中英兩大帝國的勢力范圍作出最后的協商劃界,停止中英目前這種日益劇烈的對抗趨勢。對于中英兩國之間相互資助對手分裂勢力的事,本身都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但如果大英帝國繼續保持那種傲慢的無視中國的強大,依然妄圖霸占整個亞洲,甚至霸占中國周邊地區利益的行為,中英之間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互損事態就會繼續漫無止境的擴張下去。

在利用一戰時機支持阿富汗后,中國針對大英帝國提倡“自由亞洲”的政策,呼吁英國承認沙特阿拉伯、緬甸、馬來亞、印度的,恢復亞洲的自由,不要盤剝和奴役亞洲人民。

英國則以支持和西亞作為報復,秘密接觸和塔吉克地區宗教領袖,支持日本通過庫頁島向遠東地區滲透。在香港問題上也從故意的拖延變成了惡意的報復,試圖加強在香港的駐軍。

在這一系列的事態背后是英國國內反戰運動的高漲和聯合內閣政府支持率的急速下滑。反之則是中國反英浪潮的擴大,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群眾反英游行示威。廣州成立了鴉片戰爭紀念館,天津和北舊立了八國聯軍侵華紀念館,一切都直指大英帝國,英國在華的大部分商業機構都已陷入停頓,幾乎所有的英資在華銀行都因擠兌而被迫暫停營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世界政治就是如此復雜和黑暗,依然充滿了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

世界政治永遠都是很黑暗的。

大英帝國在首相勞合喬治的帶領之下。雖然只是延續了大英帝國傳統的一貫政策,但這種落后于時代的外交政策不僅沒有維持住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反而進一步將中美的矛盾同時激烈化,英法、英意之間的矛盾同樣在擴大。在整個國際世界都處于一種被孤立和挑戰的狼狽局面。

中英澳門會議和英美中日法意的華盛頓會議就是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同時召開。

1922年的3月,各國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同意停止目前的海軍競賽,英美日中法意按照10:10:7:5:5:3的原則劃分主力艦的總噸位標準,航空母艦的總噸位劃分標準大體如上,但中日兩國相對英法都有權保持70的水平。

在中英美日四國的激烈較量中,巡洋艦的排水量噸位被規定在1萬噸及以下,主炮口徑不得超過8英寸,超過6英寸即屬于重巡洋艦,低于這一標準屬于輕巡洋艦。高于8英寸主炮的巡洋艦則一律劃入主力艦范圍。

由于英日嚴厲反對限制兩國的巡洋艦總噸位,此次會議未能達成對輕重巡洋艦的總量限制,中國最初的要求是保持和日本海軍的總噸位的標準,但在英日的反對下,最終作為妥協,中法以同盟姿態都保持265萬噸主力艦總排水量的限制條約。

由于澳門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是同時召開,在太平洋的另一側,英國實際上已經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讓步,英國不僅在原則上承認了中國擁有的領土主權。以及對克什米爾地區和中亞、西亞地區的利益攸關權,在緬北、藏南的分界線和對安達曼群島的管轄權也都同意了中國的要求。

此外,中國和英國在澳門就債務問題進行了協商解決,中英重新簽訂《中英友好通商條約》,中國對英債權將逐步轉變為在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的投資,而英國保證這些投資的安全和穩定。

作為最終的讓步,中國承諾協助大英帝國維持世界穩定和平,不再對“自由亞洲”政策作出實際的支持,在英國承認中國在亞洲的同等特權地位的基礎上,中國則承認英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特權現狀。

總之,被犧牲都是小國自身的利益。

由于在緬北劃界談判中得到了所有爭議地區,帝國從緬北和印西北增加了128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印度在西南的野人山地區大面積交界,在緬東地區占領之后,同泰國也正式擁有了接壤地區,為帝國從陸路介入泰國提供了一條22萬平方公里的立足點。

加上帝國此前和法國的密約交易,帝國在越北的爭議領土區大幅度向前推進了27萬平方公里,擁有整個諒山市的領土權,并且以越南的錦普縣為分界線,將領土線劃到了茍樞島,占據整個子龍灣,并且是占據著對越南的幾乎所有戰略優勢地段。

通過操縱老撾和越南的劃界談判,帝國繼續將整個拾宋早在山脈和中寮高原都劃歸老撾,利用老撾進一步占據對越南的戰爭地理優勢。

在華盛頓條約之后,即便考慮帝國承認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歸屬日本,帝國的實際領土疆域都應該是在19001905萬平方公里之間,但在這一時期,帝國還無意正式宣布這一事實。

帝國的野心是無止境的,不公布絕對意義上的數據也有利于帝國的進一步擴張。不斷控制和蠶食周邊戰略地段,在維持總體疆域穩定的基礎上加強國防的保護能力。以及威懾周邊小國的能力。

1922年3月3日,英美中日法意正式締結《華盛頓條約》。

在此之前的一個月。宋彪和舒萱皇后就已經離開美國前往墨西哥和中南美洲進行國事訪問,經新西蘭和澳洲訪問后,最后經文萊結束全部訪問行程,于1922年3月27日返回國內。

如何評價此次的《華盛頓條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雖然中日英美各國之間都有大量的相互退讓,但有一點是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英法意三國必須無條件償還協約國內部的保險債務,以黃金計算債務總額和利息,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中美是華盛頓會議的勝利方。

華盛頓和澳門會議結束后,宋彪就一直在思索中國的新未來。未來的中國究竟要如何發展才能繼續向前開拓,才能有能力應對最為惡劣的外部環境,才能對日本海軍擴張主義進行限制,這都是他所急于希望解答的問題。

結束訪問行程回到北京,宋彪在皇庭中央宮休息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世界的新局勢和新環境,思考中華帝國的未來之路。

1922年4月底,宋彪決定在夏天繼續到廬山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研討會議,主題是中國的科技研究、大學教育和201工程計劃。

在經歷了為期一個月的漫長的思索后,宋彪愈發清醒的意識到中華帝國已經發展到了現階段的一個高點。想要進一步的發展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強化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讓中國從一個世界科技的引入大國變成研發大國。

就在內廷總署針對今年夏天的廬山會議進行積極布局和準備時,日本新上任的海軍副大臣秋山真之中將代表日本海軍部前來向皇帝就加藤友三郎的“支那誤稱事件道歉”。

日本就是這樣形容加藤友三郎事件的,他們根本沒有反省的意愿,甚至以加藤友三郎當著面和華皇直抒“支那”一詞表示高興,日本國民和軍政界對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敬佩之情,完全不在意中國人的感受。

宋彪在很長時間里都沒有再過問此事,而是一直將此事交給帝國內閣處置。聽說秋山真之要來,他這天上午才讓蔣作賓和秘書局溝通,將日本媒體和政界方面的各種關于此事的情報都做了一次匯總呈報給他。

此時的陳其美已赴山西省出任農業廳的廳長,而袁金鎧也調任帝國警察總署的總長,章炳麟被臨時委任為代理內廷總長,秘書局方面的工作則由汪兆銘代為負責。

章炳麟顯然不是很適應內廷總長的工作,宋彪在此番出行期間一直是讓汪兆銘處置各方面的事務,在美國近距離的考察一番后,他已經決定將去年剛成為駐美公使的顧維鈞調回國內接替陳其美的工作。

考慮顧維鈞是唐紹儀的女婿,宋彪也希望這是最后緩和他與唐紹儀關系的一種安排,以顯示自己依然信任唐紹儀和唐系的官員。

宋彪上午到了自己的辦公廳后,剛坐下來喝茶,汪兆銘就迫不及待的將厚厚一疊的大約有幾十頁紙的剪輯匯總報告呈交上來。

要說起來,汪兆銘的仕途倒是不如陳其美那般順利,這說明汪兆銘還是不夠精明,雖然是帝黨一派最厲害的筆桿子,卻一直沒有抓好自己的前途。

好在長期在光復黨內承擔副理事長和宣傳部長的經驗也是很漂亮的履歷,加之身為皇帝重要心腹,讓他輕易擊敗了其他諸多人延替袁金鎧成為下一任的內廷總長。

宋彪大致可以觀察出來,汪兆銘昨天夜里一整夜都沒有睡,親自負責這份緊急的匯總報告,眼圈深黑的厲害,這一點上,他就不如陳其美,如果是陳其美的話,很早就會安排別人提前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以應對皇帝隨時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動提交給皇帝。

當然,這也和陳其美主動爭取仕途的心態,以及他長期陪同在皇帝身邊的經驗有關。

宋彪沒有急著讓汪兆銘離開。就讓他陪同著站在辦公桌的旁邊,自己親自翻閱這份匯總報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來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種反應。

宋彪原先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過多的關注。對他來說,徹底教訓日本的機會總是會有的,身為皇帝,他也犯不著親自沖在外交前線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轍。

可在他將日本方面的各種資料看完之后,不免也覺得難以遏制的憤怒。

當著他的面使用“支那”這種蔑稱,本來就是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對。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話,應該立刻對此進行道歉,甚至是應該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規定不得使用這一稱謂。

但是。日本從政府到社會都拒絕就此認錯道歉,反而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對大日本帝國的不尊重和藐視,按照日本人的邏輯,他們用什么樣的詞匯來公稱“china”是他們的自由,而且他們堅持認為“china”是梵語“支那”的音譯詞,即支那一詞是“china”的源頭和標準翻譯。

日本拒絕使用“中國”一詞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日本有中國地區;二,漢語的“中”代表周邊四夷之意,用中國稱“支那”就等于承認日本是夷國;三。“支那”正是這樣的意圖,妄圖讓日本人承認自己是夷國;四,“支那”在梵語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無蔑意,只有使用民間的“支那豬”一詞才屬于蔑稱。

由此種種,日本拒絕承認對華皇使用“支那”屬于蔑稱,也不承認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錯誤,可在新聞報道和民間言論中,又明顯以此為樂。將加藤友三郎視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說是只有對“支那”有絕對優勢地位的海軍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開使用這樣的稱呼。

將汪兆銘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關的資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將這份匯總報告扔回給他,責問道:“你對此事一直未有覺察嗎”

汪兆銘很是驚惶,辯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訪問各國,行程匆忙,忽視了此事,還望皇上恕罪。”

宋彪臉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這才和汪兆銘問道:“那你現在說說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兆銘答道:“先不說日本方面的真實反應,只說日本派遣海軍副大臣秋山真之前來,僅代表海軍部道歉,本身就說明日本政府不承認這一外交過錯,也就意味著日本根本不會在政府層面作出任何更改,還是會繼續對我國使用‘支那’一詞。”

汪兆銘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間同時就讀于日本法政大學,和日本政客來往密切,對日本可以是非常之了解。

宋彪就和他繼續問道:“那你認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銘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于日本民族主義的覺醒和泛濫,最終形成今日之頑疾則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據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國歷史觀中一直將滿清政權歸類為蒙古金帳汗國的那種對漢殖民統治,將滿人稱之為清人,將我們漢人稱之為支那人,早期我們在日本從事革命運動之時,對此還是積極認同的,因為那時日本對此詞還沒有明顯的篾意。但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特別是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國內就明顯帶有歧視的使用這一詞匯,甚至以朝日新聞和東京讀賣新聞這樣的大報社也公開使用過‘支那豬’這樣的稱呼,我們在日華人最早就曾公開反對過,但大多不了了之。光復革命成功之后,隨著帝國推翻滿清統治,日本從政界到社會學界都彌漫著一種觀點,其堅持認為我國的疆域不能繼承滿清,而是僅限于關內地區,包括對蒙古、新疆、甘肅、寧夏、、廣西、云南等地統治都屬于殖民統治,并無領土權,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以清朝收復臺灣和建省為由,宣稱我國也沒有對臺灣的領土權。所以,日本在國內堅持使用支那一詞,正是要在全國明確我國是一個邪惡愚昧之國,強行霸占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領土,與之相輝映的則是日本在國內支持的滿族宗社黨。強調滿洲國和蒙古的領土權歸屬滿族國。”

宋彪長期印象中的汪兆銘一直是較為親日和知日派的人,聽了這番話。他還是承認汪兆銘至少在對日本的認識上是很清醒的,研究也頗為深入。

他微微頷首。道:“繼續說說吧。”

汪兆銘點著頭應承一聲,續道:“綜上所述,日本一直對我國采取陽奉陰違的外交策略,即對我國表面承認我國疆域,在國內則完全從政府到民間都絕對否認這一切,一方面維持中日交往從中牟利。一方面保持國內的聲浪,維持對我國的國民敵對心態。雖然日本在對滿人宗社黨的支持較為有限,但是日本國內今年一直流行一種觀點,即認為隨著現代民族精神的傳播。帝國對蒙古、新疆、、滿洲等地的殖民統治肯定會結束,屆時的中國就會分裂成多個國家,而日本有責任和機會保持對遠東、東北、蒙古地區的特殊影響力。就國家情報總局的調查,日本在過去幾年間也一直在國內有扶持一些特殊人士宣揚民族立國論,利用我國的言論自由政策,大肆宣揚我國不應對新疆、等地實施殖民統治,還秘密派特務接觸很多少數民族的宗教和地方領袖,支持和宣揚民族主義。”

宋彪這才答道:“你研究的很透徹,所以說,日本是一個很復雜也很狡猾的東西。只有你們這些真正熟悉日本并時刻保持警惕的政客才能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如果以你來看,這件事應該如何應對”

汪兆銘思量片刻,道:“臣下愚見,此事應當分為兩個方面來置辦,短期而言,內廷不宜出面和日本交往,內閣可以接受日本海軍部方面的道歉,但要求這一道歉公開化,如果不公開。內閣拒絕接受這一道歉,只是也不適合過于蔣處理,畢竟中日海軍競賽之事才剛停頓,帝國沒有必要刺激日本繼續重新開始造艦,導致國際環境的惡化。總體來說,帝國還是更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需要英法意等國將債務先還清,畢竟這些債務太多,對帝國也太重要。長期而言,帝國還是要做好相關準備,既然日本采取這種惡毒而卑鄙的政策,我國也可以采取類似的政策,外交上維持和平姿態,內部則不斷推動長期的抗衡準備。國際矛盾是一種很重要的力量,可以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也可以緩解和遮掩一些國內矛盾,使得國家更為凝聚,日本不過就是這樣想的而已,相比得罪我國,日本政客所更需要的是國家的凝聚。當然,我們應該控制住分寸,不能太過,導致不可失控的程度,也不能過于涉及法理上的領土爭議。”

宋彪微微點頭,感覺這些年下來,汪兆銘的進步還是很明顯的,如今也能算是可造之才,只是天生性格中存在著一些不夠堅強和過于勢力的缺陷罷了。

他和汪兆銘吩咐道:“你可以就此擬定一份內廷的決策議案,轉交內閣處置,我以為秋山真之此次前來絕對不是來道歉的,指不定還有一些復雜的事情,想要繼續占便宜的心態總還是有的,讓內閣謹慎處理。”

汪兆銘頓首稱是。

宋彪心里對秋山真之和日本的擔憂是很客觀的,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是最為瘋狂的一個國家,他大肆造艦就會逼動美國,美國隨之競賽就會繼續挑動英國,英國增加海軍預算,法意隨之增加,這就會變成一個無法控制的狀況。

中美都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爆發,畢竟當務之急是收回一戰中的那些巨額借款。

正是基于這一點,中美對日本作出的讓步都是很大的,中國承認了日本對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的領土權,承諾不在海參崴、朝鮮半島、遠東地區和臺灣、西琉球保留海軍基地,美國承諾不在菲律賓、關島等地設置海軍基地,等于是將太平洋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都讓給了日本。

日本因此就滿足了嗎

顯然沒有,此時的日本一直有兩個愿望,第一是和中國簽署一份新的通商條約,為日本的資本和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打開通道,而在現階段,帝國在不斷提高關稅水平的同時,繼續通過雙邊貿易通商談判和互惠國條約確立彼此相互的部分產品的低關稅政策,而這一政策對日本是極其不利的;第二是希望得到中屬新幾內亞。

中屬新幾內亞就是此前的德屬新幾內亞,在面積上和英國占領并轉移給澳大利亞的英屬新幾內亞大致相當,位于整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東部和北部,包含了新不列顛島、新麥克蘭堡和俾麥斯群島,有趣的是巴布亞的主要的銅礦和金礦資源幾乎都集中在中屬新幾內亞地區,同時也有良好的石油勘探基礎,由于地理分布的優勢,在周邊漁業資源的競爭上也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

帝國在此的金銅礦投資規模主要繼承于德國,此后由中國國際信托總公司委托投資,不斷擴大規模,隨著勘探工作的深入,以及工人和電力設施的增加,帝國在此每年的銅精礦產量已經增至25萬噸,黃金產量則達到了85噸規模。

日本瘋狂的想要這里,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就幾次提出要和中國平分德屬新幾內亞的要求,日本的邏輯是他們在一戰中作為主要的海軍力量,并沒有得到合適的補償和勝利賠償,這一點確實也在英美法等國中得到了一致的響應,包括英美法都有意充當協調者的身份,為中日就德屬新幾內亞爭議作出協調和分割,但這一要求從來都是被帝國直接拒絕。

日本執著的相信爭取這一殖民地是他們的公正權利在巴黎和會期間,日本未能說服其他國家支持他們的要求,但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出于對日妥協的需要,各國也都希望中日平分德屬新幾內亞。

一方面是對日妥協,另一方面則是各國列強對帝國的憂慮和壓制心態,試圖借手日本給予一定程度的遏制。

所以,與其說日本派遣秋山真之海軍少將向中國道歉,不如說他們計劃用一聲道歉從中國收獲價值數億英鎊的長期實際收益。

宋彪很清楚日本此次大體又是信心滿滿的派遣秋山真之上陣,試圖用人情牌來說服他放棄德屬新幾內亞的利益,正是因此,宋彪并無接見秋山真之的計劃,他讓汪兆銘將自己的意見轉達內閣,而他的意見也很簡單——嚴正交涉,決不退讓半點實際利益。

能不能讓日本政府按照中國的要求廢除“支那”這一歧視性的稱謂,宋彪并不是真的很在乎,只要蘇聯和德國不挑釁他,他不會主動和蘇德結仇,但對于日本就不一樣了,中日之間遲早還是要打一場真正的太平洋海戰,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屆時有多少深仇舊恨都可以一起結算。

(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