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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秋菊則是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延伸到農村，法制社會剛開始對傳統倫理進行挑戰時的農民代表，她堅強，堅決要討個說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級一級地往上告，可見在她的意識里已經開始具備一定的法制思想，但是當村長被拘留帶走時，她又有一絲悔意，覺得對不起村長，畢竟村長還是救了她。在她聽到李公安說村長被帶走時，她急切地說：“我只是要個說法，沒要拘留他啊！”可見，秋菊的法制思想還是受到傳統人倫道德的影響。其實，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倫理風尚濃厚的國度里，要想實現完全的法制，必然要受到傳統人倫道德的極大阻礙。電影中用了很多次的長鏡頭把秋菊每次去告狀的情景描述出來，讓我覺得的秋菊是個執著的人，她就是想討個說法！她一次又一次的告狀，每次的結果都還是一樣，真的有點兒替她不值！
但當秋菊難產，村長的全情相助，的確讓人覺得村長也是一個樸實的不計前嫌的好人，可故事的情節就是有了變化。
孩子過滿月，村長卻以輕度傷害罪行拘15天。我想秋菊可能腸子都悔青了吧，但又想這也不能全怪她。如果鄉里、縣里、市里能早點兒給她個說法，故事片的結局也不會再讓人覺得糾結，又無奈！！
雖然這是個1992年的電影，可電影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還是存在。老百姓的生活還是需要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這個問題還是會一直的延續下去
意料之外的結果，是指秋菊意料之外。依秋菊的意思“我只想要個說法”，但最后的結局是恰巧在秋菊孩子滿月之日，秋菊與村長的關系出現轉機之時，村長被拘留。
整部片子看完，第一個感覺就是那個時代農村勞動人民極度缺乏法律知識。首先，對于秋菊。遇事首先找的是公安局，但是連最基本的材料都不懂寫，才使自己上當受騙，被那老頭收了高價；其次。在見吳律師時，她的一系列問題都反映出她對律師這個職業的陌生性；再次，在上法庭前，她因為被告是公安局長而拒絕出庭，折射出當時農村老百姓對訴訟、訴訟和調解的區別等的不了解；最后，關于根據傷勢對村長做出的判決和執行，秋菊的第一反應就讓我們知道了她的基本法律知識的匱乏。
第一場官司——找村長
在她的丈夫被踢后。秋菊首先就是上門找村長理論，但村長這樣說“踢了就踢了，再不行讓他踢我一腳還回來”，這本就不該是一名基層干部應該說的話，身為一村之長，對自己的錯誤行為沒有檢討，反而置之不理，以對方罵人在先就可以據以為理。充分說明在那個年代。政府嚴重缺乏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教育和培訓，不能正面的、客觀的解決百姓的問題，反而依靠自己的位子耍威風。由此看出了當時中國行政體制有多么的不健全，也透漏出封建社會遺留下的思想殘渣；
第二場官司——找李公安
首先，在李公安出場的鏡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民公安是勤于政務的，并且對待告狀的百姓也很耐心，很真心的傾聽和解決，甚至之后親自上門進行調節，看得出來他很盡職盡責，同時，他的裁決也比較公正。由村長承擔王萬慶的醫藥費，但是他并未做到真正的公正。秋菊要的不是錢，是一個道歉，但是李公安出于村長的職位，出于人情、面子的考慮，并未裁決村長向王萬慶道歉。由此反映出當時公安機關調解人員人情與法律不分、相混的情況，并不能根據法律要求客觀、真正公正的裁決，反映了行政體制的不完善和公安人員執法能力的欠缺。
第三場官司——縣公安
這里有一個有意思的場景，就是秋菊托老頭寫材料，被騙20元。當時的農村婦女甚至不知道材料怎么寫，現在我們看來可能會有點好笑，但是正是這簡單的一幕，告訴我們農村教育的急切性和必要性，尤其是法律知識宣傳的力度還遠遠不夠，要不然也不可能出來那一位“寫狀書先生”。
第四場官司——市公安
這里又有幾個地方值得關注。一是秋菊被車夫騙而換裝，反映了當時城市人的素質不高，其實今天也有這種現象，老實的農村人被看似精明的城里人捉弄。而這一現象的出現正是由于農村與城市的隔離，沒有方便的交通，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大，文化的不對稱造成。二是秋菊買東西上門找局長，局長不收東西并且把有孕在身的秋菊送回住處，我們可能不禁會感嘆當時的政治風氣還比較透明，行政人員自身的素養很高，并且愛護百姓。三是秋菊見吳律師的一系列疑問都讓今天的我們見識了當時農村百姓法律知識的匱乏。
第五場官司——法院
法院門口的一幕，我其實很想知道看了的人有多少知道為什么被告變成了局長。
第六場官司——中級人民法院
這中間插了秋菊生孩子的這一幕，其實從這里我們都重新認識了村長這個人物，他心善但脾氣倔，并且最后其實借滿月之機，他們是可以言和的，但是真正的法律來了。村長就這樣被帶走了，留下了一臉茫然的秋菊。
其實這只是發生在農村的一件小事，但是倔強的秋菊讓這一件小事放大了，也就是這樣才讓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的人情世故，看到了法律知識和思想在整個社會的缺失，看到了城鄉之間的而眾多差別。
這里我不禁要問：有幾個人會像秋菊一樣執著著要個說法？像秋菊一樣不懂法的人在中國還有多少？現在的官員和當時的官員有什么區別？這或許是整個社會都應該考慮的問題。秋菊想要一個說法，是村長的道歉，賠理，而不是賠禮。她告到鄉里，縣里，乃至市里。前兩者的結果都是村長賠錢。后者的懲罰更重，直接把村長抓走了。
可是秋菊要的說法呢？有法律說沒按判決結果賠償的要強制賠償。卻沒任何條例規定沒按照協調結果各自反思和道歉的要強制他道歉。就算有，這樣強制來的道歉能安撫秋菊不服氣的心嗎？
如果她要一個說法，一個認錯和道歉，只能通過協調解決。最后走上法律程序，豈不是南轅北轍了？讓一個人認錯的最好辦法是什么？像村長這樣的倔人，即使在心里承認錯了，嘴上也絕不會屈服。這樣看來秋菊的愿望太不現實。
結局很錯愕，村長在秋菊難產的關頭幫忙把她送到醫院，救了母子兩命，而滿月酒那天。村長被抓走拘留。
秋菊一路追，那時她其實什么也不想要了。
執著的時候覺得自己要的那個東西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到頭來，那個東西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影片里秋菊重復最多的就是：“俺就是要一個說法”。
配音不得不贊，鞏俐也尤其的入戲，尤其是村長把10張20元扔在地上，說：“撿起來，這事兒就算完了”。秋菊見后。嘀咕道：“完了不完了也不是你說了算”，然后忿忿的走開。那個十足的味道讓我感同深受，因為我在秋菊身上看見老娘的影子。倔脾氣，但是好心腸。
我又何嘗不是哎。
結局讓人矛盾，村長被拘留了，秋菊不僅沒有得到她想要的“說法”，還站在村長剛剛去縣城的路上焦急瞧望著遠方，這是為什么呢？估計秋菊自己也不明白。
老謀子設定了秋菊這樣一種人物形象，圍繞她打官司一事，把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百姓心理刻畫的惟妙惟肖。結構嚴謹，故事單純，內容飽滿。余味不絕。
法國大革命麻煩吧，各種改革制度麻煩吧？大家一起商量政治問題多麻煩啊，我們干嗎不靠一個人管算了？《寬容》序言里那些先行者怎么就那么不怕麻煩給后來的怕麻煩的人開辟出一條新路呢？其實人都是懶惰的，對還可能繼續下去的所有老舊形式都存在幻想，總是覺得愛迪生那種人為什么要花那么長時間研究電燈，有這個不怕麻煩的勁頭能點多少次蠟燭了。
比如去年鬧的沸沸揚揚的網絡打虎。你說那些人怎么就不嫌麻煩分析那東西呢？
比如去年依舊非常熱鬧的史上最牛釘子戶，她怎么就不怕麻煩非得說“我是公民不是刁民”呢？
比如麥當勞所有熱飲上那幾個“HOT”的標志，不就是一個老太太被燙之后，不怕麻煩告法院告出來的嗎？
我們總覺得那東西叫麻煩，較真的人是傻冒。于是我們就每天生活在傻冒推動出來的世界里，樂呵呵地對自己的朋友說，你看那人，傻得跟個X似的。怎么連上個廁所都要發票。
其實我們太懶。我們干嗎就不能想想，兩毛的花費也是個花費，我應該想要發票就能要到。
我們聰明我們明理我們知道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古人有云識時務者為俊杰。所以我們也只能心甘情愿地被過去的禮法所束縛被傳統的觀念所捆住被平庸狠狠地磨滅棱角，成為平庸人一個。連自己的權利在何方都不知道，如此了卻君王天下事。
有太多東西因為麻煩被我們忘記。比如說，權利。
秋菊那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一個片子就圍繞著這么點P事來回打轉。從村到鄉從鄉往上再到市再到法院，最后一個輕傷把村長拉到局子里關半個月了事。據說這片當年普法用的。秋菊什么也不圖，一心就是要個說法。到哪都是那幾句陳腔濫調。可它在理。
盡管我們說那是在自找麻煩，挺著個肚子做什么不好，接受村長那200塊錢有什么不好。其實沒什么不好，只是想較真了。我們不心疼那點錢，我們要個說法。
權威是權威，但理也是理。
鞏俐在戲中穿著個花襖，一字一句都透著個倔。“還沒過年了，辣子就都快賣光了。”即使這樣也還是沒阻止她上訪的腳步。這種一門心思看得我是心有戚戚。巴不得自己對夢想也有這種勇氣去較真努力。
我們缺的，恰恰就是較真的人。
老謀子當初的電影，怎么就可以跟現在形成這么強烈的對比，其中的反差大得就跟07和08的股市似的。他當時就是描寫西北那樣一群人。倔強。善良，溫柔地活著。或者吵架或者幫頂天的忙，感情深邃而內斂，完全中國人式地活著。而只用了4個專業演員，簡直就是部紀錄片。每個生活細節都看得出用心。吃的面拌的辣子都有專業感。
其實我當初看《英雄》還覺得挺好的。可后來一路看上去，決定感嘆一下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那部《活著》至今仍然把我感動得夠戧，不知道這跟我是余華的粉絲有沒有關系。
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于：西方引進的法律。真的能滿足中國人的需要嗎？西方歷史孕育出的法律，真的適合中國的國情嗎？
法律局限于特定的程序，對于很多事情實際上無能為力。
秋菊真的是要給村長什么懲罰嗎？不是。用秋菊的話說，她只是想討一個說法。事情按照正當的法律程序進展到最后，村長被警察帶走，秋菊的眼神告訴我們，這并不是她的本意。然而，是因為相關的人物沒有按照法律行事嗎？也不是。里面的角色已經盡職盡責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義務范圍。
法律只能推波助瀾。不能興風作浪。法律在中國的生長，還要看看中“我就是想討個說法”，懷揣著這么一個單純的想法秋菊開始了她的上告之旅。按說，她遇上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丈夫被傷了自尊心的村長踢了要害受了輕傷，整件事也是事出有因雙方都有些責任況且今后還是在同一個村子里住著抬頭不見低頭見村長怎么說也是個公家人
要是秋菊是那種“通情達理”點的人那這個故事開個頭就可以結束了可是秋菊不是她不在乎那幾個錢她也不在乎今后的日子所有她所努力執著的就是“討個說法”不得一個說法她就不罷休就如村長說的像鱉一樣咬住不放了倔強的村長遇上同樣倔強的秋菊這故事有的演了
從鄉里到縣里再到市里最后到法院秋菊不信她找不到一個能討說法的地方呵故事的最后穿的一身喜氣的秋菊大口大口的喘著粗氣站在村道上聽著遠去的警笛遙望這時的她應該是帶著內疚的她只想讓村長道個歉沒想事情會走向她意想不到的方向
秋菊是個善良的人她也不是不知道人情世故從給市公安局局長買禮品這點就能看出來她也知道村長好歹也是公家人要面子但她就是不能讓這件事就那么過去了她心里悶咽不下這口氣她始終堅信她可以找個地方討到說法從影片中看來地方的公安系統還是相當公正與高效的確實對于她這件事第一次的調解應該說是一個合理的結果只是村長仗著他是公家人的官老爺架子刺激了秋菊的自尊也使故事有了后續的發展
這部影片下來它的時代背景相當明顯嘈雜的人群熙熙攘攘的車輛流行的著裝開放進程中的城市充滿著帶點泥土味的現代感鄉戲揚塵的石子路散落低矮的瓦房成串成串火紅的辣子土狗熱炕鄉村還處在基本上自給自足的氛圍中商品經濟還沒有徹底席卷過來人們依襲著過去的風俗腦袋里還殘留著重男輕女的思想對公家人仍心存敬畏
秋菊是一個普通而獨特的人雖然沒什么文化但她憑著樸實的信念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應該也折射出著古老的中國從人治開始走向法治的一種歷史進步的縮影吧《秋菊打官司》以嶄新的拍攝風格為張藝謀贏得了第四十九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張藝謀一部迥異于前的片子，他拋棄了從前為他帶來榮譽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里充滿形式主義感的構圖造型，拋棄了工整精巧的攝影手法，也拋棄了他已經技法純熟的傳奇式的故事。將視點對準了陜北農村一個普通的農婦。沒有無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鎖也沒有表面平靜下的你爭我奪。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攝影，實景拍攝等仿記錄片拍攝手法拍出了一部現實主義力作。但是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在現實主義的背后張藝謀仍然揉進了他所擅長的形式主義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畫面下。蘊含了張藝謀獨到的導演構思。
秋菊是一個認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長踢到了要命的地方，傷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這口氣——你是村長，就能隨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著大肚子，先后跑到了鄉上。縣城和市里，不為別的，只為討個說法。一個從未進過城的農村婦女，連坐三輪車都會被人騙，卻結識了市公安局的局長，并且最終贏得了自己的勝利，雖然這個所謂的勝利，是以尷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來的。
當年明月在形容萬歷年間的忠臣楊煉時曾說。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就是純粹。而純粹和執著的不同就是，執著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而純粹是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秋菊大概介于兩者之間——她屬于一根筋。而后來這種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現在《一個也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中》。成為張藝謀創作中一個明顯的脈絡。
影片的開始是一個將近兩分鐘的固定機位長鏡頭，熙攘的市集上無數行人從鏡頭上匆匆的走過，大景深，雜亂的背景使觀眾難以分辨誰將成為影片的敘事主體。穿著紅棉襖系著綠頭巾的秋菊從景深處走至鏡頭前，緊接著下一個鏡頭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張望著走在街上的中景鏡頭，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觀眾所承認，取得了自己的敘事地位。
在評論《小武》時，法國著名評論家夏爾戴松曾經這樣說過“當小武在縣城里閑逛的時候，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了一種環境間的親近感。這得歸功于影片的攝影，在鏡頭前熙攘往的群眾演員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沒有意識到正在拍攝他們的攝影機的存在，這就如同盧米埃爾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樣，也跟雷諾阿拍攝布杜在塞納河畔散步時所采用的方式一樣－－故事跟隨著這些人群一起展開，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沒有這個故事生活也仍在繼續”。我覺得這個評價，本片的開頭也同樣當之無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張藝謀以這個新穎而大膽的長鏡頭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現實主義的基調。但是所有的風格。無不都是為了內容服務，張藝謀是一個高超的視聽語言大師，他擅長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體現影片的主旨。綠頭巾紅棉襖，我們不難發現，除去在商場買的那件豎條紋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著都是紅色棉襖。紅色是張藝謀非常偏愛的一種顏色，它象征了熱烈和執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樣，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設置同樣非常耐人尋味——秋菊家是種辣子的，她們家屋檐下掛滿了鮮艷耀眼的紅辣椒，而秋菊幾次去縣城去市區的資金也都是通過賣辣椒而獲得的，這不禁讓人覺得趣味盎然。
而秋菊家掛滿辣椒的屋子也成為一個絕佳的環境造型，它在某種意義上滿足了張藝謀對于表現民俗的愛好。同樣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另一個場景，在秋菊第一次賣辣椒前，張藝謀用了四個鏡頭描繪了收購辣椒的小販碾辣椒粉的情形。兩個把辣椒軋成粉的特寫接全景，之后是數個鐵碾一起軋粉的特寫。這四個鏡頭在敘事上并不承擔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氣氛上，則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類似于《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的點燈儀式，給人視覺刺激，但是又沒有承擔《大》里過于厚重的象征意義。
《秋》之所以因新穎的現實主義風格被評論界所稱道，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攝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場景——市集里，我們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張藝謀的個人偏好，色彩鮮艷的花布，大紅色的年畫。以及各式各樣的港臺明星的海報，畫著壽星福星的掛畫，熱鬧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現了農村集市的環境，交代了時間（我們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絲的擁吻的貼畫。泰坦尼克的海報在其后的《我的父親母親》中也可以見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貼合了影片的氣氛。雖然拍攝看似粗糙隨意，手提攝影，不時有人頭從鏡頭前面晃過去，張藝謀的現實主義，如果這么說的話，我們可以看做是構思精巧的現實主義。是經過修飾的現實主義。
《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給李公安還點心，派出所里坐滿了等待領取結婚證的小夫婦。其中有一對正在接受詢問，等待最終的確認。公安問“頭一回在哪見的面”，小伙子咬著笑點頭。公安又問“頭一回你們倆就看上對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會終于說了是，接著捂著嘴笑起來。這種段落同樣不承擔敘事的作用，但是充滿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攝影上的諸多手法和技巧。這些充滿生活精髓的閃光之處反而能更好的體現現實主義的主旨。
在這部影片里，張藝謀不動聲色的將寫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結合起來，拍出了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此時的張充滿了靈氣。如同一再被強調的，形式始終是為內容服務的。如同北京電影學院某年的導演試題，熟練的掌握視聽語言是一個導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終不是全部。張藝謀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形式上的極致掩蓋不了內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顯得彌足珍貴。我在看了意大利人1972年拍攝的紀錄片《中國》之后，忽然聯想到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秋菊打官司》。忽然間明白了為什么張導的這部片子能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金獅獎，忽然明白了紀錄片《中國》是1972年中國能展示給世界的最好的面貌，雖然很多都是擺拍的鏡頭。
秋菊打官司。很小的時候看的片子，。同時期還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當時看完之后被畫面的沖擊感有所打動，但是不明白這樣的故事是怎么獲得大獎的。今天下午在看了《中國》之后，我明白了，其實那個時期的外國人對中國導演的要求是非常低的，他們不會像去要求美國電影、歐洲電影那樣的影片來要求中國電影。他們渴望的就是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他們只要能夠從電影中真切的體會一些中國這個1949年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神秘中的真實，他們就能滿足了。于是，就誕生了張藝謀和他的《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給人一種強烈的真實感，真實的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點點滴滴，不做作，不擺拍，不會讓人覺得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其中，更不乏張藝謀偷拍的一些當時社會的真實鏡頭，這不是一部故事片，更像是一部紀錄片，它的內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反應的是當時的中國社會的真正面貌，讓西方人能夠通過這部片子來窺探中國的現狀。我是外國評委，我也毫不猶豫的投它一票，因為他很大程度的滿足了我的好奇心，讓我會忍不住想多看幾遍。
所以在這方面，我十分崇拜張導，不是崇拜他的作品，不是推崇他的靈感，。是崇拜他能在當時的環境下，拍出這樣的片子，還拿出去評比，堪稱中國第一人，這是膽識，這是勇氣，這是不怕死的精神。所以他成功了。這個獎他拿的理所當然。
這也是為什么后來的導演的影片很少能達到張導的高度，因為即使他們反映了真實的中國，也無法像《秋菊》這樣去吸引評委，因為中國更開放了。比方說《頤和園》，這些已經無法吊起他們的胃口。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敢嘗試，那么外國人現在最關注中國的就是民，，。，，主。誰的影片敢嘗試這個題材，那么他也可能會達到像張導的那個高度。就像德國電影《浪潮》一樣。畢竟外國人對中國導演和中國影片的要求是很低的。他不會要求去涉及人性的探索與思考，不用涉及科學的幻想與成就，只要你能真實的反映國人的需求和社會的現狀就可以了。
《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真實的反應了印度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
所以全世界人對電影的追求是一樣的，真實是最基礎的。我想如果哪一天朝鮮的一部電影在國際上獲得大獎，我不會感到驚奇，因為那一定就是朝鮮版《秋菊》。
這是一個沒有春天的故事。
夏天。
輟學的女學生初入深宅。十九歲的頌蓮選定了她的人生。談不上是錯是非，其實這是一個女人最正確不過的選擇，不是圖富貴亦不是趨華貴，只是想要一種可以一成不變封閉式的安穩。頌蓮沒錯。
秋天。
對鬼屋的猜測與恐懼，對卓云的防備小心，對很多事情的視而不見。一切諸端在三姨太梅珊日夜吟唱的曲中日益尖銳。飛浦，也并非一道艷陽，他無足輕重。這是一場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風花雪月，與他無關，亦如陳佐千。只借了男人的皮囊與聲線，始終都沒有面目。
冬天。
雁兒的死。只在頌蓮生日那日老媽子來說，雁兒死時口中喚著頌蓮。的確，雁兒是最悲慘的，什么都沒得到過，就成了姨太太們明爭暗奪的犧牲品。然后是頌蓮醉酒。我覺得頌蓮在醉的時候就已經想明白了。女人大醉的時候是最清楚的。梅珊被拖上鬼屋吊死。頌蓮瘋了。轉年夏天，陳佐千又娶了第五房太太。可陳家大宅日后日夜縈繞的，仍舊還會是三太太梅珊空渺哀婉的曲聲。
這部電影里弱化了太多小說中的細節。就好像頌蓮初入深宅給大太太毓如請安時那一串散落的佛珠，還有那上吊的鬼屋，小說中是口深井。是上一代的陳老爺兩房姨太太被處死的地方，小說中有不少頌蓮俯井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陳佐千問她，你看到了什么，頌蓮說，看到兩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也是我。還有很多諸如此類，除去了，就好像，好像丟掉了那樣一種空洞的詭異的美，所以才低沉，才能與大紅的燈籠暖暖橘色的調子相互呼應。而《妻妾成群》那種深宅女人的小心思挖掘的更仔細更透徹。我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文字比影像更具備表現力。
看過《妻妾成群》的人回過頭來再看《大紅燈籠》，都未免會覺得有點可惜，也許這也是《大紅燈籠》之所以被忽略的原因之一，相比較來說，它的確是不太出色。
再來說說演員。整部戲中最精彩的鋪墊就是那個沒有臉的男人，陳佐千。我沒有查這個演員的名字，保留神秘感吧。幾個女演員中，最好的其實不是鞏俐，是三姨太何賽飛。從始至終，不論是聲線還是色覺感，她都是最突出的，當然也與導演的劇情設置有關系。何賽飛更像是深宅里的女人，只要穿上綢緞你就能從她身上看出那種妖嬈、冰冷和悲劇。鞏俐，演的太像鞏俐了，讓人看不清楚原本清晰的頌蓮在想什么，但也非就不好，堅忍與癲狂的確是恰到好處的。扮演二姨太的曹翠芬，就長相來說是很面善心毒的那種，但是她的聲音語氣都太柔了，是怎樣都無法讓人把她聯想成一個厲害角色的。
另外，那個從頭到尾點燈滅燈的白花花胡子底氣很足的大爺實在是夠辛苦的了，也不知道拍了這個電影能給多少錢，真是不容易，我很看不下去。
我還是更鐘情于蘇童的原著《妻妾成群》。一個中篇，是能確認很多醒覺很多的。對男人、對婚姻、對一個女人終要依托一個男人的婚姻。受益匪淺。
一直以為《大紅燈籠高高掛》是和它的名字一樣喜慶，沒曾想卻是部壓抑的悲劇，這片名也是電影露骨的尖銳。
儀式與特權
片子整齊排列的，是顯露而凌厲的傳統中國元素，是府上所有人口中毫不松動的“規矩”，尤其是點燈的儀式。老爺要去哪院，就當著眾太太的面將燈籠擺到那院當前，然后捶腳，點燈，那院的太太還能點菜，連下人都會因此懼怕你三分。所有這些儀式，象征并且強化著游戲規則里的特權，經過這些儀式的操演，人性在爭奪特權中畸化。
最有意味的莫過于捶腳。當頌蓮聽著那院，閉著眼睛想象捶在自己的腳上，臉上甚至露出享受的表情，直白說來就是“意淫”。當時朋友倒吸一口冷氣，說“就像得了毒癮”。這是個很精準的比喻。儀式，尤其是儀式帶來的特權，使得初來乍到而傲氣十足的“洋學生”逐漸沉湎其中，短暫的虛榮性的滿足讓她上癮，而卓云的更是在儀式的催化下不斷地膨脹，儀式成了她人生的需求。甚至于雁兒，在府中最沒有地位的丫環，也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里點燈，并且為燈籠被燒而執拗致死。儀式的象征意義已經包裹了她心中的生命意義，因此她寧愿掏空了生命，饑渴但絕望地維護著這些儀式，幾近于一種狂熱。
符號——“老爺”
雖然影片表現的大部分就是女人在四合院中撕破臉皮的地位爭奪，且不論影片精湛的藝術表現手法，它跟其他四十集連續劇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就在于那張看不清的老爺的臉。這樣的處理手法使得“老爺”的符號象征意義得到極度的強化——所有女人的爭斗都被緊緊地包裹在這張臉中。太太爭斗，而真正制定游戲規則的則是背后不露面的老爺。
“老爺”很“和善”，爭風吃醋的事他總不計較。三太太大半夜鬧著差人來叫老爺，大清早唱戲，二太太包著耳朵哭訴說頌蓮差點剪斷她的耳朵要了她的命，而老爺都只是笑笑，從沒有正兒八經地去“處理”。“老爺”也很兇殘，不喜歡女人給他擺臉色，隨意地燒掉頌蓮的笛子，封燈甚至運用“家規”吊死不忠的女人。
這樣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鞏固了規則制定者涇渭分明的“底線”，你們怎么廝殺是你們的事，但任何越界的反抗絕不允許。像《楚門的世界》演播室的老大，有著龐大而絕對的權威，服從和敬畏才能換來溫情脈脈。
看不清的臉象征著物化的人格，加上那些影片不厭其煩地表現的吹燈滅燈、四合院、死人屋等各種傳統元素，組合成一個禁錮而壓抑的空間。有了剛性的無法逃脫的空間，時間則顯得越發漫長而耗費人性，“像一只貓、狗，一只鳥，甚至像一個鬼，但是就是不像人”。
悲劇總是撼動人心。
竇文濤說過，“快樂其實只是痛苦的減緩”。
理查德桑內特的《與石頭》提過“痛苦”總是被西方文明拒絕視為“自然的產物”，然而它實際上只是生命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