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漕運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后，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后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產，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余鐘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政府曾先后采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黃河徙道后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余水，流經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陜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局來看，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于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里）。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東漢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寧可）

三國、兩晉南北朝

淮河、長江流域是南北對峙政權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積谷為要務。孫吳都京口（今江蘇鎮江），曾疏鑿杜野（今鎮江市東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蘇丹陽市北十余里）的徒陽運河。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后，又開鑿小其（今江蘇句容東南十七里許）至云陽西城（今句容縣南唐莊）間三十余里的破岡瀆，立倉儲糧，以避長江漕路風濤之險。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潁、洧、渠四水，開賈侯渠、討虜渠、淮陽渠與百丈渠，這一運河網東南溝通江淮，便于運兵運糧、屯田積谷。西晉末，鑒于徒陽運河位于地勢高仰的鎮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傾北瀉的狀況，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運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節制了河水的流失。東晉時，為改善江淮間的運輸條件，曾對邗溝進行多次整治。邗溝與鴻溝、汴水等運河開通以來，淮北地區的泗水成了南方溝通中原和黃河下游的主干。謝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遇泗水洪流，軍糧運輸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東南六十里的呂梁河等泗水支流。東晉時還于彭城之北開人工渠，使汶、濟、泗諸水相通，泗水過彭城西，入汴通黃河。北魏經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倉十二處，儲漕糧以供軍需。

這一時期，針對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狀況，還建造了許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運載能力增強。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谷、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治東北二十里）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陜西運渠所在沿岸置黎陽、河陰、常平和廣通等倉。召募運丁，運儲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糧食。滅陳后，長安糧大部由江淮輸送。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儲糧二千六百萬石。

唐初，水陸運抵關中之糧僅一二十萬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關中運道艱險，東南運路長年失修，故唐廷常駐東都（洛陽），“就食”太原、洛口倉（分別在河南陜州與鞏縣）的巨量積糧。開元中期，官府機構膨脹，特別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糧物需求劇增。天下漕糧，愈益以江淮為重，唐廷組織數千漕船，年運百余萬石江淮租糧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長運法”為轉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則，于沿河就勢設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費三十萬貫。天寶元年（742），李齊物于三門峽附近鑿開元新河；不久后，韋堅又開挖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終避開了運道下段的車載陸運。這期間最高運額達四百萬石。安史之亂，東南漕路曾一度中斷，轉以長江入漢水，由陸路抵扶風（今陜西鳳翔）。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針對時弊作全面改革：開決汴河、疏浚河道；以鹽利為漕傭，雇人運輸；于河沿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創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運；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黃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則，改進轉般法；據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訓練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動蕩，年運江淮米多為百余萬石，少則五十萬石。德宗時中原藩鎮割據，扼斷運路，韓■從鎮海軍（駐江蘇鎮江）載江南糧，武裝押運，直抵中原、關中，轉般法中止。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復劉晏時的漕運水平。唐末漕政大亂，年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至關中僅十余萬石。

貞觀六年（632）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后因不敷需要而廢罷。中期以來，因漕運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轉運使等職，主管漕政。綱運制度形成后，制定相應獎懲制，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后進一步明確由沿河縣令主持所在地段漕運事宜。

北宋漕糧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汴水入京；陜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陜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入五丈河達京。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總領漕政，各路轉運司（漕司）負責征集，發運司負責運輸。北宋對運河進行一系列整治，恢復與完善壩閘制，并創建復式船閘。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黃河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轉般法，并以“平糴”為其基礎，江湖、兩浙，宿亳（淮南路）米麥，分別糴于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和泗州。發運使一員駐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駐泗州，負責真州至京師糧運。所在糧倉稱轉般倉，豐則增糴，饑則罷糴，將當納糧額折交斛錢（額斛），另從本地倉儲中代支起運（代發）；諸路運轉司所征漕糧交發運司。若耽誤可航期，發運司則以一百萬貫的“糶糴之本”，就近趁糧價賤而糴糧起運。此法自熙寧變法以來更趨完善，發運司的本錢從一百萬貫漸升，最高達三百五十萬貫，除保證六百萬石的年運量外，真、泗二倉還有數年儲備。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倉后，還可裝官鹽返航，增加了效益。發運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綱運制進一步完善，熙寧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征召一批商船直運至京。宋初東南六路漕米數目不定。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定歲運江淮稅米三百萬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萬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萬石，其后漸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運河設施改善，年運量達八百萬石。漕運常額，自景德三年（1006）定為六百萬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暫減為五百五十萬石。金帛鹽茶布等“東南雜運”均由運河運送。另如徐州冶鐵，年運數達三十萬斤。徽宗、欽宗時政治昏暗，漕政敗壞。蔡京廢轉般法，改直運法；“花石綱”等危害漕運事件屢有發生，故運量漸減。欽宗時汴京被圍，汴渠潰決，所入不及常數百一。

南宋漕運體系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作重大調整。建炎年間，江浙、湖廣、四川糧大多運往沿江重鎮及抗金前線，后改運臨安，運數大致仍六百萬石。諸路中，江西獨居三分之一，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干，采取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戰亂及黃河“奪淮入海”而失效，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見元代海運）。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陸聯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運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膠萊河，再經海道至直沽。

內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趨完善，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六合）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黃河北岸）至大都糧運。二司各于其關鍵地設行司、分司，以求上下銜接，年運糧三十萬石。元代綱運劃為兩大組進行：短運（軍般、短般），其中又分兩段：南段由呂城（屬今江蘇丹陽）駐軍運至瓜州，北段由漢軍與新附軍由瓜州運至淮安；長運，募民船承運，從瓜州起運至淮安，由淮安分司開閘放船入淮，再由中灤、濟州分司派員分領綱船。官府另于運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負責各所在地屯田糧的運輸。

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為具體辦事機構，主要則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系統承辦。南方的“承運”系統最終定名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治平江，今江蘇蘇州）；北方的“接運”系統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后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系統各擁有布局合理的糧倉。

（高榮盛）

明代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至二百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此數。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占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系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后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只，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征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余皆。雇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資轉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歷經改革，在明代趨于完善，計有：

①支運法（即轉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推行。規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運四次。農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的比重約占支運的四五成。

②兌運法。宣德五年陳■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運；河南于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于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民承擔。

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征收，于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并行，其后兌運漸居優勢。

③改兌法（即長運法或直達法）。成化七年漕運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制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定漕糧全征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制漕糧改折。只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敗，各級官府貪污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民被金點應役，荒時廢業，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斗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克扣，不斷出現逃亡現象。

（鮑彥邦）

清代開鑿中運河，徹底結束借黃河行運時代，并建成黃、淮、運交匯樞紐，緩和河面比降，減輕濁流灌運，改善了漕運條件。

漕運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稱漕糧本、折三大綱）：正兌米，運京倉糧，定額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米，運通州倉糧，定額七十萬石；改征，將漕糧改征為其他品種；折征，將漕糧折算成銀，價銀統歸地丁項內，上報戶部。此外又實行截漕（各地漕糧起運后，地方遇災，截留部分作為賑濟，或截一地漕糧運往另一地）和撥運（主要指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漕糧，撥充陵寢及駐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數與編制稍異明代，一般以府、州為單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幫，十船互保。總數由一萬零四百五十五只升為一萬四千五百只，而實際運于漕運的僅七千只左右。每船裝運量不得超過五百石，另可裝土產往返各口岸行銷（后因運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終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運丁）。發運時每船配運軍一名，運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十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并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后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后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于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后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河漕施行以來，經費拮據，弊竇叢生，復行海運的呼聲日趨高漲。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設海運總局，天津設收兌局，并特調琦善等總辦首次海運。次年正月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余石分二批載運北上。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海，行四千余里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清廷特準商船載運免稅貨物二成往來貿易，調動了商船積極性。海運糧占全部漕糧總數之半，節銀米各十萬。道光以來河漕在十二三萬石之間，海運糧則達一百二十萬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