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烽火臺談起
在我國古代社會里，人們很早就使用通信的方法來互相聯系了。根據古書記載和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物來推斷，我們的祖先在沒有發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經能夠互相通信了。當時人們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國云南省境內，有些少數民族中的個別部落，在解放前還停滯在原始公社階段。他們沒有文字，也沒有交通工具，可是卻有原始的通信方法：例如景頗族有些部落，人們把辣椒送給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載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樹葉送給他的女朋友，表示請她去赴約會；在佤〔wǎ〕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藥或鉛彈，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塊結晶的方鹽，中間鉆個小孔，那就是困難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意思。從這幾個例子里，我們不難想象古代人們是怎樣用以物示意的方法來互相通信的。
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是一種很原始的方法。后來，人們的來往越來越多，范圍也越來越廣，就開始出現了有組織的通信方法。
根據古史記載，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朝幽王時期就有了利用烽火傳遞信息的方法。據說在邊疆及通達邊疆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離，就筑起一座烽火臺，接連不斷。烽火臺里裝滿柴草，遇到敵人入侵時，便一個接一個地點起烽火報警。各路諸侯見到烽火，就會派兵前來援助，共同抵抗敵人。
相傳有這樣一個故事。周幽王有個寵愛的妃子褒姒〔bāosì〕
長得很美，可是總不愛笑。有一天，周幽王為了逗她發笑，就無緣無故地下令點起烽火。各路諸侯看到警號，都紛紛帶兵趕到。結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上了大當，什么動靜也沒有。這么一來，果然把褒姒逗笑了。可是后來到了真有敵兵入侵的時候，各路諸侯看到烽火，都不再相信了，因而誰也不派兵來救。周幽王因為得不到各路諸侯的援助，抵抗不了敵人的進攻，不但自己被殺，西周王朝也因此滅亡。這個故事表明了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
中國歷代王朝，利用這種烽火報警的方法來傳遞軍事情報，相沿很久。從后來發掘出來的“漢簡”①可以知道：在兩漢時代，從河西四郡（今甘肅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一直到鹽澤（今新疆東部羅布泊），都有烽火臺設置，而且規模很大，據說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這些烽火臺由各地地方官吏管轄。在地方最高長官太守以下，還設有不同等級的管理烽火臺的官吏，如都尉、鄣尉、候官、候長、燧長等②；各臺還按照遠近大小，分別配置若干兵卒。舉放烽火的方法，晝夜不同，白天舉煙，夜晚放火。此外，還采用各種不同的暗號來表示進犯敵人的多少，例如敵人在五百以下的放一道烽火，五百以上的放兩道烽火，等等。這種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對防守邊疆、抵御敵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這種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時代，許多地方還在使用。例如山東省的煙臺市，就是因為明朝在那里設置狼煙臺，防止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用烽火傳遞軍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詳細的敵情從邊境傳達上來，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傳達下去。所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還形成了傳送官府文書的更嚴密的郵驛〔yì〕制度，和烽火配合使用。
（二）兩千多年的郵驛通信
周朝時期，諸侯都自成一個國家。他們為政治、軍事上的需要，都在大道上經常設有驛馬和郵車，往返傳送官府文書。春秋時代的孔子就曾說過：“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意思是說，他所提倡的道德學說，會比郵驛傳送命令傳播得更快。可見那時郵驛通信不僅已相當完備，而且速度也相當高了。
古書《左傳上有這樣一個故事：秦國（在今陜西一帶）和晉國（在今山西南部一帶）圖謀聯合進攻鄭國（在今河南鄭州一帶）。鄭國是一個小國，處于秦晉兩個大國的勢力威脅之下，處境危急，為瓦解敵軍進犯，鄭國便派使者到秦軍營建議：“秦鄭之間隔著一個晉國，滅亡鄭國，只有利于晉，而不利于秦。不如秦鄭結盟，將來秦國使者到東邊來，鄭國還可以做秦國的東道主。”秦國認為有理，即罷兵，并派杞〔qǐ〕子、逢孫、楊孫三人駐守鄭國。鄭國為了表示和好，將鄭國國都北門的鑰匙交給三個使者管理。那知杞子等卻向秦密報說，他們已掌握了鄭國北門，請派兵偷襲鄭國。可是當秦國派往偷襲鄭國的軍隊走到滑國（在今河南洛陽東面）地方的時候，便被鄭國商人弦高發覺。弦高感到祖國危在旦夕，便一面假裝成鄭國特派使者，用他販運的十二只牛，去犒〔kào〕勞秦兵，暗示鄭國早已得到消息，有了準備；一面急忙利用通往鄭國的郵驛，星夜給國內報信。鄭國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嚴密戒備。秦兵發現鄭國已經作好應戰準備，只得停止前進，順便滅掉滑國而回。可見當時的郵驛制度是有很大作用的。
郵驛通信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逐漸完備起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全國修筑馳道，“車同軌”，“書同文”①，更促進了郵驛通信的發展。到了唐朝，這種制度更是盛極一時。唐朝的郵驛，分陸驛、水驛和水陸兼辦三種，共有一千六百多處，其中水驛二百六十多處，水陸兼辦的也有八十多處。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如陸驛規定馬每天走七十里，驢五十里，車三十里。各級官吏使用車馬多少，也有一定限制。不按規定辦事的要受到處分。遇有緊急事情，驛馬一天能跑三百里以上。詩人岑〔cén〕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中，描繪郵驛速度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lǒng〕山頭。”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一帶）起兵反對唐朝，當時唐明皇（即唐玄宗），正在華清宮（今陜西臨潼縣境），離范陽有好幾千里路，可是很快就接到了這個消息。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時期，由于軍事活動范圍的擴大，通信事業就更加發展了。那時僅在中國境內，就設有驛站一千四百九十六處。元朝將驛館音譯為“站赤”，所以后來通稱郵驛為驛站。
有一個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所著《馬可·波羅行紀這部書里，曾提到元朝每二十五里必設一處驛站。每個驛站都有宏大華麗的房屋，內備床鋪，被褥皆以綢緞制成，住宿時所需物品，無不俱全，專為欽使來往休息之用。他
說，即使國王來住，也必定覺得非常舒適。他還說，這樣大的驛站，足有一萬多處，驛馬共有三十萬匹。馬可·波羅的描寫，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驛站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另外元朝還沿襲宋朝的辦法，在各州縣廣泛設置“急遞鋪”。這種急遞鋪是專門傳遞官府的緊急公文的，有點象現在的軍郵，全國估計約有兩萬處。每鋪有幾個鋪丁，日夜不停地遞送文件。這些鋪丁腰里掛著鈴鐺，手里拿著槍，夜間還要拿著火把。他們走到路狹地方，就用力振鈴，叫路上車馬行人讓路。在快到下一個急遞鋪時，也在很遠地方振鈴，下鋪一聞鈴聲，即作好準備，接遞文書，繼續前進。這樣，一鋪接一鋪不停地傳遞，一晝夜規定要走四百里。
明朝驛站，基本上沿襲舊制。清朝中葉以后，近代郵政逐漸發展起來，代替了古老的驛站制度。
兩千多年來的郵驛通信，雖然在邊防和經濟、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對廣大人民卻是個沉重的負擔。例如，唐明皇為了讓他的寵妃楊貴妃吃到新鮮荔〔lì〕枝，就為她從長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專設了一路郵驛，晝夜飛馳，運輸新鮮荔枝。唐朝詩人杜牧所寫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兩句有名的詩句，就是對這件事的諷刺。又如清朝康熙年間，貴州巡撫①佟〔tóng〕鳳彩就曾上書皇帝，訴說貴州地區驛站的痛苦情況。他說，天下最苦最累的莫過于驛站，而驛站最險最遠的又莫甚于貴州。夫抬一站，勢必足破肩穿，馬走一站，也必蹄瘸〔qué〕脊爛。甚至苗民被逼得不能種地織布，死的死，逃的逃，流離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實，歷史上各個朝代的郵驛通信都普遍有這種現象，這不過是兩個典型例子而已。
（三）民信局和僑批局
驛站是官府的通信組織，只許傳送官府文書，除了宋朝還準許高官顯宦附寄家信之外，一般都不準附寄私人信件。既然這樣，私人如遇有緊急事情，需要通信，地主、富商還可以派家丁或雇腳夫遠道傳書；一般老百姓只有托人捎帶，不但輾轉傳遞，緩不濟急，而且往往延誤或遺失。我國古書中記載了許多“鴻雁傳書”一類的故事，古代人民通信的困難，可以想見。后來，由于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需要，人們的往來頻繁，出外經商的、做工的，以及在戰亂年代被迫出征的戰士和遠離家鄉逃荒避難的人們，都需要和家鄉親友通信。特別是各地商人，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談貿易、寄遞帳單等，更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間傳遞信件的業務就應時而起。大約在唐朝的時候，長安、洛陽之間，就有了主要為民間商人服務的“驛驢”。當時還有一種叫做“飛錢”的辦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長安販賣貨物所得的錢，存入各地方官府駐長安的機構，再憑收據到各地方的官府如數取錢。這實際上就是匯兌業務的萌芽。當時還發行了一種叫做“邸〔dǐ〕報”的手抄或木刻報紙，通過郵驛傳到各地，好象現在的報刊發行一樣。到了明朝，就出現了專為民間傳遞信件的民信局。西南各省的民信局有的叫作“麻鄉約”，相傳起源是這樣的：湖北麻城縣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農民，由于想念家鄉，相約每年推同鄉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產和信件，后來就形成專業的民信局。
民信局開始出現于沿海沿江通商方便的城市，以后逐漸發展到內地，直到東北和西北各省。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公元1821至1874年）是民信局發展最盛的時期，當時全國大小信局總共有幾千家。自從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五口通商條約以后，上海商業和交通畸〔激〕形發展，各民信局便紛紛擴大組織，在上海設立總號，在各地商埠設立分號、聯號或代理店。規模小的民信局，就聯合起來營業。這樣，在全國各商埠和交通較方便的大市鎮聯成了一個稀疏的民間通信網。
民信局是一種商業組織，由東家（俗稱老板）出資，雇用店員經營。因為它是以謀利為主要目的的，所以凡是能夠獲利較多的地方，各民信局就爭設機構和路班，無利可圖的偏僻地區就無人注意。民信局的服務對象也主要是商人。為了招攬業務，各民信局還給他們的主顧以種種便利。例如：在晚間商店結帳后，派人到各商店，登門收攬郵件和匯款。長年主顧還可以記帳總付信資，甚至還可以打折扣。
從很早的時候起，廣東、福建等省沿海地區的貧苦人民，到海外謀生的很多。還有一些人，是被帝國主義強盜騙到外國去作苦工的。這些旅居國外的僑胞，和他們的家屬通信，或者把千辛萬苦掙得的一些零星銀錢寄回家里，起先都是托人捎帶，很不方便。后來，廣東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發展業務，組織了“僑批局”，專門辦理旅外僑胞的通信和匯兌業務。因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華僑匯款附寄的信叫做“僑批”，所以把這種寄遞華僑信件和匯款的機構叫做“僑批局”。僑批局除在國內出國華僑較多的城鎮開設外，還在國外設立分號。據1930年統計，全國登記的僑批局共有一百八十家，所屬國內外分號共七百多家。到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還有僑批局一百多家，國內外分號共一千多家。它們對便利海外華僑寄信匯款和與祖國聯系起了積極作用，受到了海外廣大僑胞的歡迎；本身也獲得豐厚的利潤。
自從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后，封建統治階級并沒有設法對中國官辦的驛站和民辦的民信局以及僑批局加以改革，而是一任侵略者侵奪我國的郵權。民信局和僑批局雖然遭到侵略勢力的打擊和摧殘，但是由于它們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受到人民群眾的信賴，還維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沒有被扼殺。后來，由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創辦海關郵政，利用其亦官亦洋的特殊權利，對民信局采取登記辦法，強令民信局接受海關郵政領導，限制民信局向輪船交運郵件，提高民信局交寄郵件總包費用，遭到民信局聯合罷業反抗。赫德乃改用另一套辦法，將海關郵政國內平信資費由四分降為一分，本埠平信由四分降為半分。以資本主義競爭手段，將民信局打擊得一敗涂地。甚至在辛亥革命后，官辦郵政還仿照民信局信件隨到隨投的優點，強迫官郵信差，實行每日由四次改為八次、十次、十二次的投遞制度，即使引起信差大罷工，也在所不惜。直到1935年，在國民黨反動政府勒令限期結束的高壓政策之下，民信局才被迫停辦。